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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微則易,救末者難。
此句出自範晔《後漢書·桓榮丁鴻列傳》,是丁鴻寫給漢和帝奏疏中的話,意思是說:在萌芽階段抑制不良之事很容易,等到釀成大禍時再來挽救就困難了。
丁鴻是東漢名儒,其才學品行先後得到漢明帝、章帝、和帝的賞識。漢和帝時升任太常、司徒。和帝雖繼承皇位,但窦太後把持朝政大權,其兄窦憲官居大将軍位,跋扈恣肆,欲謀叛逆。永元四年(公元92年),天上發生日食。丁鴻就以此上書皇帝,指出窦家權勢對國家造成了危害,導緻出現日食的不祥征兆,建議迅速改變這種狀況。漢和帝聽從丁鴻建議,撤窦憲官職并賜死,避免了一場大禍。
這篇奏疏中有一段名言:“若敕政責躬,杜漸防萌,則兇妖銷滅,害除福湊矣。夫壞崖破岩之水,源自涓涓;幹雲蔽日之木,起于蔥青。禁微則易,救末者難。人莫不忽于微細,以緻其大。”“防微杜漸”這一成語即來源于此。
中醫治病十分注重疾病的預防,《黃帝内經》就提出“治未病”的概念。其中《素問·四氣調神大論》說:“是故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此之謂也。夫病已成而後藥之,亂已成而後治之,譬猶渴而穿井,鬥而鑄錐,不亦晚乎?”提出“治未病”的重要意義。《素問·刺熱》說:“肝熱病者左頰先赤,心熱病者顔先赤,脾熱病者鼻先赤,肺熱病者右頰先赤,腎熱病者頤先赤。病雖未發,見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提出“治未病”的診斷方法。《靈樞·逆順》:“上工,刺其未生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其次,刺其已衰者也……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提出“治未病”的針刺方法。
唐代大醫家孫思邈則将醫生分為上中下三等,将疾病分為“未病”“欲病”“已病”三個階段。最高明的醫生是治療尚未發病之時的“未病”,次等醫生是治療即将發病之時的“欲病”,最末等的醫生是治療已經發病之時的“已病”。《鶡冠子》記載了扁鵲三兄弟的故事,魏文王問名醫扁鵲說:“你們兄弟三人,都精于醫術,到底哪一位最好呢?”扁鵲回答:“長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鵲最為下。”魏文侯問其原因,扁鵲說:“長兄治病,是在病情發作之前;中兄治病,是在病情初起之時;而我治病,是在病情嚴重之時。”
中醫說的“未病”不是沒有病,而是指身體已受邪但還沒有明顯症狀或症狀較輕的階段,高明的醫生能發現這些細微的症狀,然後采用防治手段阻斷其發展。在疾病的三個階段中,“治未病”成本最低,也最容易;“治欲病”次之;“治已病”成本最高,也最困難。
此句話告誡我們,事情要在剛剛露出錯誤苗頭的“未病”之時防微杜漸,阻斷其發展;其次要在快要犯錯誤的“欲病”之時采取措施,立即止步;最後在已經嚴重的“已病”階段,要找準“病症”,采取有力措施,對症下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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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之于未萌,治之于未亂。
此句典出北宋範仲淹的《奏上時務書》,其原文為:“經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又曰:防之于未萌,治之于未亂。聖人當福而知禍,在治而防亂。”
範仲淹在上書中,以經典格言,勸誡當時的皇帝明鑒福禍倚伏的關系,認為在事情未萌芽時就加以防範,在天下未動亂時候就加以治理,才能事半功倍,天下安康。
“見之于未萌、治之于未亂”,這是先賢的共識。老子《道德經》闡述“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提倡目光如炬、洞明深察、見微知著,在事情還沒有突出或明顯的時候就積極主動去做,這是一種極高的智慧。老子分析說:“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其未兆、未萌、未發的極其微小的狀态,容易謀劃也容易散失,因此,善于發現這個“微”就是一種能力,就是一種境界。如果這個“微”是善的、好的、積極的,就把握不失,擇善固執,從而引導壯大;如果這個“微”是惡的、壞的、消極的,就斷然禁絕,勿使生長,防患于未然。
據《孔子家語·觀周》記載,孔子當年在洛邑後稷之廟堂看到的“金人銘”中,就有“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之類的警句,小火苗不及時撲滅就能燃成熊熊大火,小水流不及時堵住就可成為滔滔江河。
以上所有這些都提醒人們要有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有明察秋毫的敏銳,有未雨綢缪的措施,防止千裡之堤毀于蟻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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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事不以聰明為先,而以盡心為急。
此句出自宋代呂本中《官箴》一書。原典為:“處事者不以聰明為先,而以盡心為急。不以集事為急,而以方便為上。”其意是,善于處理事情的人,不會把聰明放在第一位,而是把盡心盡力放在第一位。不會把事成有功放在第一位,而是把有利于百姓的事情放在第一位。
“欲事立,須是心立。心不欽則怠惰,事無由立,況聖人誠立,故事無不立也。”“心立”既是“事立”的必要條件,也是“事立”的充分條件,投機取巧,玩弄心術,機關算盡,往往是既害人禍國,又害己損友。小成靠智,大成在德。要想大成功,必要大德性。大德性如何來,正心是第一,隻有正心盡力,才能有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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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憂患,死于安樂。
此句語出《孟子·告子下》:“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也。”
在這篇先秦短文中,孟子開篇引用了虞舜、傅說、膠鬲、管仲、孫叔敖、百裡奚等6位古代聖賢從貧賤中起家的例子,以其大氣磅礴的邏輯論證和排比論證,深刻闡發了外部環境與個人成敗、國家興亡之間的密切關系。
憂患意識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寶貴品質,深深地根植于中華文明的土壤中:
《周易》記載,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其中蘊含豐富的辯證思想,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強調未雨綢缪,防患于未然。
《詩經》中也有“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之說,這種未臨而如臨,未履而如履的狀态,形象地展現了“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的憂患精神。
《左傳·襄公十一年》亦有記載,魏绛引用《尚書》中的話規勸悼公:“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
“生于憂患,死于安樂”,暗合千古興亡之道,曆史已經給我們留下了諸多經驗和教訓。憂患意識無論對于國家,還是對于家庭和個人都至關重要,隻有樹立憂患意識,國家方能長治久安,文化才能源遠流長,家庭才能和睦長久,個人才能持續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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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力之所舉,則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為,則無不成也。
此句出自淮南王劉安《淮南子》中的《主術訓》。大意是說聚合天地萬物的力量,則無往不勝,無事不成。團結的力量是巨大的,群衆的智慧是無窮的,古人以“積力”和“衆智”号召齊心協力,衆志成城的思想影響深遠。
“積力”和“衆智”強調的是集體的力量和群衆的智慧,做事順應客觀規律,尊重事物特性,發揮其優勢,彙聚各方力量,則事業可得成功。
唐代貞觀初年,李世民敕令編輯《群書治要》,要求“務乎政術,存乎勸戒”,專門選錄了《主術訓》“積力之所舉”這一句作為治國箴言。一個人的智勇往往有限,而積聚衆人的力量卻可以将有限擴大為無限。《主術訓》說:“任人之才,難以至治”“乘衆人之智,則天下之不足有也”。
古人憑借曆史經驗對此有着深刻的理解。揚雄在《法言》中分析了漢王劉邦打敗西楚霸王項羽的原因:“漢屈群策,群策屈群力。”用來批駁項羽“天之亡我”的抱怨。劉邦的勝利在于善于采納衆人的建議,衆人的建議凝聚了群體的力量。群策群力,集思廣益才是取勝的關鍵。司馬遷特意将漢初重臣劉敬、叔孫通等人的傳記合寫,感慨地說:“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資治通鑒》也專門記載吐谷渾阿柴令諸子折箭的故事,教誨世人:“孤則易折,衆則難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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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德相結者,謂之知己;腹心相照者,謂之知心.。
此句出自馮夢龍《警世通言·俞伯牙摔琴謝知音》。
在文章開頭,作者馮夢龍以春秋時期的管仲和鮑叔牙作比,稱他們為古今“交情至厚”的典範,并對“相知”進行了如上闡述。
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施惠于人、德義相交的,叫做知己;肝膽相照、心心相印的,叫做知心;志同道合、意氣相投的,叫做知音。知己、知心、知音,名稱雖然不同,總之說的都是朋友相知。
中國古人非常重視人與人之間的友好交往,知音故事褒揚的正是朋友間的信義和友情。當俞伯牙彈琴其意在高山流水時,隻有鐘子期“道着了伯牙的心事”,故而鐘子期死後,俞伯牙因知音難覓而斷弦摔琴,終身不再鼓琴。“恩德相結者,謂之知己;腹心相照者,謂之知心”,這樣的友誼來自彼此心靈深處的理解與默契,建立在互相了解和充分信任的基礎上,人生交得一個真正的知心朋友,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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