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合肥

曆史長河中，能被絕大多數人記住的人，包拯算是一個。已化身“青天”的包拯，人們的口耳相傳，并在戲劇舞台上活躍。那麼，一個真實的包青天又是怎樣的呢？

現實中的包拯沒有離奇的身世，既不是黑臉怪胎，也沒有什麼兄嫂。那是大宋真宗鹹平二年(999年)的一天，安徽合肥的包府一片喜氣洋洋，因為39歲的包進士終于如願以償，夫人為他生下一子。這名嬰兒就是後來大名鼎鼎的包青天，由于前兩子早夭，三子包拯就成了家中的寶貝。

生于官宦世家，必然要通過科舉追求功名，29歲那年，皇帝點了他的進士，同榜的還有文彥博。包拯被任命為建昌縣知縣。可是，因離家太遠，年邁的父母舍不得這個寶貝兒子。為了不讓雙親為難，包拯幹脆推掉官位，在家專心侍奉二老，這一侍奉就是10年。其間，父母相繼去世，包拯守孝在家。為此，司馬光、歐陽修等人的筆下誇獎了包拯的孝行——“少有孝行，聞于鄉裡”。10年後，已人到中年的包拯才走出家門。“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秀幹終成棟，精鋼不作鈎。倉充鼠雀喜，草盡狐兔愁。史冊有遺訓，毋贻來者羞”，這是他在進京途中為自己寫下的官場座右銘。

包拯的第一份差事是天長縣的知縣，在天長任職期滿後，包拯升任端州知州。端州是産名貴硯台的地方，端硯最受士大夫珍愛，是時髦的雅器，也是每年要進貢給朝廷的土特産。地方官員在“貢硯”之外，還索要數十倍的數量，用于打點各級官員，這一潛規則在當地流行多年，無形中加重了百姓的負擔。包拯上任後，高調破除了這一潛規則，規定“貢硯”之外，不得多征一塊硯，違者重罰，并表态自己絕不貪求。此事在當地掀起軒然大波。3年知州期滿後，包拯離任，果然“不持一硯歸”。“清廉正直”四個字，從此伴随包拯一生。

這件事傳到京城，皇帝大加贊賞，任命包拯為監察禦史，負責監督百官，這無疑給了包拯一個發揮特長的平台。他也确實表現出了作為一名谏官的素養，在内政外交上提出許多批評意見，因善于彈劾，時人稱其“包彈”。其中最著名的有兩件事。

其一，彈劾張堯佐。張堯佐平庸無能，因是宋仁宗愛妃的伯父，所以一升再升，權拜三司使，掌管财政、人事等實權，遭到朝臣非議。包拯聯合其他谏官一起彈劾，然而，宋仁宗卻力挺張堯佐，張的職位不降反升。包拯3天之内再度彈劾，結果，君臣之間起了沖突，仁宗一意孤行，再次提拔張堯佐為“宣徽使”。這下可引起了公憤，招來包拯、陳旭、王舉正等7位大臣的猛烈抨擊，包拯甚至和仁宗面對面交鋒，言辭激烈之時，唾沫星子濺了仁宗一臉，氣得仁宗拂袖而去。迫于衆臣之勢，宋仁宗不得不作出讓步，同意外戚不得擔任“兩府”的建議。皇祐三年(1051年)，給張堯佐去掉一些職務。以包拯為首的谏官們，在與外戚的鬥争中，取得勝利。仁宗公開宣布“自今後妃之家，毋得兩府任職”，對避免類似漢唐外戚專權、禍亂朝政的曆史悲劇重演，起到了一定作用。

其二，彈劾宰相宋庠。宋庠是宋代為數不多的狀元宰相，皇祐八年(1049年)，他與名臣文彥博一同拜相。兩年後，這位狀元宰相不作為，引起包拯不滿。包拯彈劾宋庠的理由是：“固位無恥”。平心而論，這一理由有些牽強，清代學者馮景在《包拯集校注》一書中含蓄地點明，包拯彈劾宋庠，有與自己的同榜進士文彥博結黨的嫌疑，他對宋庠的指責是鏟除異己的借口，宋仁宗也認為“包拯陰結文彥博”是事實。這起事件鬧了一個不大不小的風波，文彥博被貶谪，包拯請求外調，出京4年。

從外官調為京官，把包拯放到禦史的位子上，宋仁宗給自己找了個“麻煩”，當然也可以說，是他成就了“包青天”。

沒有王朝與馬漢

1056年，包拯被調回京城開封，掌管開封府，終于，與傳說“對上号”——開封有個包青天。然而，包拯坐鎮開封府總共一年多的時間，他的身邊，既沒有張龍趙虎、王朝馬漢，也沒有龍頭鍘、虎頭鍘、狗頭鍘，而砍國舅腦袋、殺負心驸馬、鍘親侄子包勉、打皇後銮駕等出神入化的故事情節，就更是沒影兒的事了。

如果非要在開封任上給他找出點“名堂”，有一件事夠得上标準。開封城裡有條惠民河，屢疏不通，雨季漲水，淹了南半城。包拯一調查，發現是因為達官顯貴們占用河道兩岸，修建豪宅，在河道中堵水建公園，導緻河道不通。包拯一聲令下，全部清除，結果，“人患”一除，水患消解。這一舉動，被京城百姓傳為佳話，有“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的諺語。包拯在開封府任上，鐵面無私，秉公執法，維護了京城的治安，名聲更盛，赢得了“青天”的美名。

其實，包拯的主要政績并不在開封府，也不在英明斷案，而是在一年之後，61歲的他被提拔為三司使，也就是之前張堯佐擔任過的那個職位。包拯通過經濟财政改革，為全國百姓做了件大好事——改“科率”為“和市”，免除部分地區的“折變”，切實減輕了百姓負擔。兩年後，拜樞密副使，又過了一年，也就是嘉祐七年(1062年)，包拯病逝。京城百姓莫不哀傷，宋仁宗停朝一天表示哀悼，并親自到包家悼唁。看到他家徒四壁，衣服器用飲食仍如當年沒做官時，仁宗不禁感慨落淚。

化身成清官文化符号

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大，這一規律很典型的一個，就是曆代對包拯的“神化”過程，時代越往後，加在包拯身上的傳說故事越多。

首先，儒學經過五代動亂時代的衰微，到了宋朝，重振儒家倫理，“君君、臣臣”重回道德正規，因此，宋朝奉行“與士大夫共治天下”，而這一政策的成熟則是在仁宗時代。包拯、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蘇轼、範仲淹、文彥博等一大批名臣的出現，燦若星辰。也隻有在士大夫精神高度張揚的時代，才能容得下包拯。他為官27年，升遷26次，在三年一遷的慣例下，不能不說是一個官場奇迹。在此氛圍下，曆史便選擇了包拯這樣一個有節操、名氣大、人緣好的官員。他死後不久，就被推向神壇，許多其他官員的一些優秀事迹也被移花接木，加在他身上。

其次，當時，宋代經濟催生了瓦肆等娛樂場所和話本小說，包拯恰逢其時，成了話本、公案小說創作者首選的塑造對象，杜撰和虛構的成分越來越多。宋朝滅亡後，元代戲曲、明清小說，都需要包拯這樣的創作素材，不斷推陳出新，一個文學的包拯越來越飽滿，而一個曆史的包拯越來越淡化。

再次，宋元以來民間文學催生“清官文化”，由于下層百姓的衷心企盼和官府的着力宣揚，清官成為民間渴望。包拯化身“青天”，成為“清官”文化符号之一，他本身是誰，已經沒人關心，也不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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