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人都要做君子?“君子”是我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中理想人格的典範“君子”的本義是指“君王之子”，是就社會地位而言的，廣泛見于先秦典籍當中，用來泛指貴族後來随着時代的變遷和貴族的衰落，“君子”一詞開始具有道德品質的屬性，人們将有學問有修養的人稱為“君子”君子人格的養成和君子文化的形成，離不開“君子之學”的潛移默化“君子之學”蘊含着極其豐富的文化内涵和思想價值把握“君子之學”的精髓，傳承“君子之學”的學風，對于當今世人讀書治學、修身處世具有重要借鑒意義，我來為大家科普一下關于為什麼人都要做君子?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為什麼人都要做君子

“君子”是我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中理想人格的典範。“君子”的本義是指“君王之子”，是就社會地位而言的，廣泛見于先秦典籍當中，用來泛指貴族。後來随着時代的變遷和貴族的衰落，“君子”一詞開始具有道德品質的屬性，人們将有學問有修養的人稱為“君子”。君子人格的養成和君子文化的形成，離不開“君子之學”的潛移默化。“君子之學”蘊含着極其豐富的文化内涵和思想價值。把握“君子之學”的精髓，傳承“君子之學”的學風，對于當今世人讀書治學、修身處世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修身養德，正心誠意

此乃“君子之學”之動機。讀書治學很難完全排斥功利性，文化的社會功能決定了讀書治學必然具有一定的實用價值。但是“君子之學”不以博虛名、謀私利作為讀書治學的動機。孔子教育學生說：“芷蘭生于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之學，非為通也，為窮而不困，憂而意不衰也，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惑也。”《荀子·勸學篇》雲：“君子之學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為禽犢”。荀子認為君子之學不僅入耳、入心，而且入體、入形，能夠修養品德，完善自我。而小人之學耳進口出，不過是為嘩衆取寵，取悅于人，無法達到修身養德的目的。所以王陽明在《書王嘉秀請益卷》中指出，“君子之學，為己之學也。為己故必克己，克己則無己。無己者，無我也”。進而提出“聖人之學，以無我為本，而勇以成之”。由此可知，君子求學讀書，目的是“正己”，再有能力則可以去“正人”，正心誠意是做學問的立場和出發點。

勤學好問，“學”“問”結合

此乃“君子之學”之方法。古人以問為美德。《尚書·仲虺之诰》雲：“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意思是說勤學好問，學到的東西就多；驕傲自大，學到的東西就少。《論語·述而》雲：“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論語·公冶長》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均強調了虛心向人請教的重要性。曾子則将孔子的好問思想發揚光大，把好問當成攻克疑難的必經步驟，提出“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雖有險道，循行達矣”，并且給出問的策略：“問而不決，承閑觀色而複之，雖不說，亦不強争也。”意思是說如果問了沒弄明白，就抓住時機觀察老師的臉色再問。清朝桐城派散文家劉開專門著有《問說》一文，闡述了“問”在學習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君子之學必好問。問與學，相輔而行者也，非學無以緻疑，非問無以廣識。好學而不勤問，非真能好學者也。”人非生而知之，怎能沒有困惑？隻有善于提問、敢于提問、勤于提問，才能不斷提高學識水平，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所謂“學問”，就是“學”與“問”的結合，“學”與“問”相輔相成，缺一不可。明朝心學的奠基者陳獻章則提出了著名的“學貴知疑”的教育理論，強調“提出問題”對于學習與成長的重要意義，認為“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疑者，覺悟之機也。一番覺悟，一番長進”。

日新日進，貴在堅持

此乃“君子之學”之态度。持之以恒是古往今來人們普遍推崇的一種讀書治學态度。《荀子·勸學篇》告誡人們：“不積跬步，無以至千裡；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骐骥一躍，不能十步；驽馬十駕，功在不舍”，講的就是持之以恒的道理。北宋理學的奠基者程颢、程頤在《二程集·河南程氏遺書》中寫道：“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儒學集大成者朱熹也曾說過：“居敬持志，為讀書之本；循序緻精，為讀書之法”“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漢代建安七子之一徐幹《中論·治學》有言，“君子之于學也，其不懈，猶上天之動，猶日月之行，終身亹亹，沒而後已”。意思是說君子對于學習，就好比是上天的運動、日月的運行一樣，始終不停歇，直到生命最後一刻，旨在強調君子之學貴在堅持不懈。

經世緻用，知行合一

此乃“君子之學”之理想。傳統儒學本身就是一種“入世哲學”，具有強烈的經世傳統，《禮記·大學》中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便是這種傳統的高度概括。這種經世緻用思想逐漸成為士人、君子一脈相承的理想抱負，使他們自覺地擔負起關心國事、針砭時弊、經世濟民甚至救國于危難之中的曆史使命。北宋理學創始人之一張載的“橫渠四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更是點明了為學的精髓，概括了儒學的價值，為曆代傳頌不衰。王陽明則明确提出了“知行合一”的思想，認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之真切笃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強調知與行是一體兩面，知中有行，行中有知。号稱“明末清初三大儒”的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将學與行、治學與經世合而為一，提倡經世緻用，主張到實踐中求真知，即理論聯系實際。顧炎武指出：“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君子做學問是為了明道救世，空談詩文義理對于治世毫無益處。“知行合一”“經世緻用”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體現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求真務實的價值追求以及“以天下為己任”的家國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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