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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聲污染防治法最新規定

噪聲污染類型五花八門 “九龍治水”管理模式難治頑疾

推動法律實施合力靜音免遭噪聲侵擾

□ 本報記者 趙晨熙

在北京打拼多年，河南小夥楊志勇終于在北京市昌平區回龍觀附近購買了一套真正屬于自己的房子。但最近一段時間，他在這套房子裡卻“睡不香”了，原因是房子臨街，晚上十點後，街邊的“飲食文化”吵得難以入眠。

有楊志勇這種困擾的人不在少數，不論是街邊喧嚣的夜宵攤，還是廣場舞的神曲，不少人都深受噪聲污染的侵害。

今年6月5日起施行的噪聲污染防治法為治理噪聲污染提供了強有力的法律武器，是否能夠解決這一“頑疾”，人們十分期待。

噪聲污染此起彼伏

“哥兒幾個随意，我幹了啊”“還加不加點兒了，今天必須喝痛快了”……記不清多少個夜晚，猶如身臨其境的楊志勇被“感染”得難以入眠。

他的房子臨街，夜裡十點過後，烤串、烤冷面、鐵闆燒等宵夜攤前就會熱鬧起來，噪聲大到即便安裝的是雙層窗戶也不管用，讓住在二層的楊志勇苦不堪言。

和楊志勇情況類似，家住北京市豐台區的丁立新也一直深受噪聲之苦。由于患有神經衰弱，丁立新入睡較為困難，睡眠質量也一直不太好，然而樓後的小公園内，有幾位甩鞭愛好者，往往早上7點不到，便開始運動，啪啪的甩鞭聲常常讓丁立新瞬間清醒。

丁立新曾去公園找對方交涉過，但對方的一句“公園是公共場所，不能運動嗎”怼得他啞口無言。

“你是否遭受過噪聲污染？”就這一問題，記者随機采訪了6名路人，他們均表示或多或少遭受過噪聲侵擾，由于不知道應該向哪個部門反映，因此隻能選擇忍氣吞聲。

協同共治齊抓共管

一直以來，噪聲污染防治情況并不樂觀。

根據生态環境部發布的《2021年中國環境噪聲污染防治報告》顯示，2020年全國省轄縣級市和地級及以上城市的生态環境、公安、住房和城鄉建設等部門合計受理環境噪聲投訴舉報約201.8萬件，其中，社會生活噪聲投訴舉報最多，占53.7%；建築施工噪聲次之，占34.2%；工業噪聲占8.4%；交通運輸噪聲占3.7%。生态環境部門“全國生态環境信訪投訴舉報管理平台”共接到公衆舉報44.1萬餘件，其中噪聲擾民問題占全部舉報的41.2%，排在各環境污染要素的第2位。

為治理噪聲污染問題，法律制度也在不斷完善。今年6月5日起施行的噪聲污染防治法重新界定了噪聲污染内涵，針對有些産生噪聲的領域沒有噪聲排放标準的情況，在“超标 擾民”基礎上，将“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産生噪聲幹擾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學習的現象也界定為噪聲污染。

噪聲污染防治法把噪聲污染分為工業噪聲、建築施工噪聲、交通運輸噪聲和社會生活噪聲四類，并針對實際中常見的社會生活噪聲污染出台了有針對性的防治規定。比如，關于廣場舞等娛樂健身噪聲，規定在街道、廣場、公園等公共場所組織或者開展娛樂、健身等活動，應當遵守公共場所管理者有關活動區域、時段、音量等規定，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噪聲污染。

“從現有法律法規來看，對于噪聲污染防治的規定較為完善，實際中，噪聲污染防治面臨的難題主要是在執行層面。”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劉俊海認為，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噪聲污染與其他污染源不同，具有暫時性和瞬時性，一旦噪聲源停止發聲，噪聲便瞬間消除，使得噪聲污染取證相對困難，給執法工作帶來極大挑戰。

此外，裝修噪聲、施工噪聲、廣場舞噪聲，實際生活中的噪聲污染類型五花八門，涉及環保、城管、交通、住建、市場、公安等多個部門，這種“九龍治水”的管理模式也可能造成噪聲污染“誰都能管、誰都沒管”的局面，民衆在遭受噪聲污染侵害時，也不知該向哪個部門反映。

噪聲污染防治法規定，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據需要，建立噪聲污染防治工作協調聯動機制，加強部門協同配合、信息共享，推進本行政區域噪聲污染防治工作。

“各部門間一定要形成協同共治的聯動機制，對于民衆提供的噪聲污染舉報線索，哪個部門都有義務進行受理并及時與相關主管部門聯系。”劉俊海認為，應對協調聯動機制進行明确的制度化規範，明晰各主管部門職責，并細化聯動工作形式，對于一些長期存在的較為頑固的噪聲污染問題，比如公園内廣場舞音量過大問題，應形成多部門協同共治、齊抓共管的監管機制。

創新機制強化治理

噪聲污染是重要的民生問題，很多人大代表對此頗為關注。

全國人大代表、大冶有色金屬集團控股有限公司企業文化中心職工李莉一直關注噪聲污染防治問題。她建議，要加大對噪聲污染防治法等相關法律法規的普法宣傳力度，提高群衆對噪聲污染防治的關注度和參與感。同時，各地也應加大噪聲污染治理，結合實際出台專門地方性法規或政府規章，強化城市噪聲污染治理。

近日，江蘇省徐州市探索創新了人大監督與檢察監督雙向銜接的一項新舉措——代表建議與公益訴訟檢察建議雙向銜接轉化機制。

徐州市人大常委會監察司法工委主任張新茹說，所謂代表建議與公益訴訟檢察建議雙向銜接轉化，就是人大代表給檢察機關發送代表建議，檢察機關轉化為向行政機關發送的公益訴訟檢察建議。同時，人大常委會也會注重從公益訴訟檢察建議中梳理出推動系統治理、綜合治理的對策建議，通過代表建議、人大督辦的方式，共同推動解決公益保護問題。

為規範相關工作，徐州市人大常委會、徐州市檢察院聯合印發了《關于建立代表建議與公益訴訟檢察建議雙向銜接轉化工作機制的實施意見》，規定圍繞銜接轉化工作建立完善雙向交送、登記備案、銜接轉化、跟蹤監督、聯合評估、聯絡通報、專家輔助、專項報告八項工作機制。

“徐州和平大橋于2008年通車，近年來，随着車輛通行數量激增，噪聲擾民問題日趨凸顯，特别是深夜，嚴重影響群衆休息。”不久前，徐州市人大代表趙強提交了一份關于治理鬧市區和平大橋夜間噪聲污染的建議。建議生态環境部門會同公安機關加強對車輛喇叭使用、車速等的綜合管控，路橋建設部門按規定盡快解決和平大橋兩側隔聲屏障設施的安裝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交通噪聲對居民生活的影響。

此後，又有幾位人大代表相繼針對噪聲污染問題提出了建議。相關建議被轉交到檢察機關後，徐州市檢察院随即與徐州市人大常委會相關部門成立工作專班，經過多次調研走訪，最終将幾份代表建議轉化為7份檢察建議，向6家行政主管部門制發了檢察建議，推動落實。

劉俊海認為，徐州市創新的雙向銜接工作機制實現了人大工作和檢察公益訴訟工作的共赢，符合中國法治的發展方向，值得推廣。

來源： 法治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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