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元帝性格柔弱，喜好儒學，所以他即位後多次大赦天下，尤其是永光二年（前42年），漢元帝在春季剛剛大赦天下，竟然又在同年的夏季再次大赦天下。對此，以“鑿壁偷光”而名聞天下的時任給事中的匡衡終于坐不住了，上書反對大赦天下。

古代封建帝王為了收攏人心，在皇帝登基、更換年号、立皇後、立太子或有重大喜慶時，往往會大赦天下，赦免犯人，這無可厚非。但像漢元帝這樣頻繁地大赦天下的，卻極少見。

對囚犯的赦免，往往是由當時的局勢決定的，不得不如此，它隻是一種權宜的措施，不是正常的司法典範。

漢朝的興盛恰在秦王朝戰亂之後， 當時，幾乎每個人都身負重罪，如果一定要依法辦理，挨家逐戶，都應誅殺。所以劉邦約法三章，頒發大赦命令，洗刷社會上的罪惡污穢，使人民從頭開始一種新的生活。而漢景帝之時，發生了七國之亂，人心浮動，奸詐百出；到漢武帝末年，賦稅沉重，差役頻繁，盜匪四起，加上皇太子劉據事件，巫蠱大禍，天下驚惶，人民生活困難，無依無靠，冤假錯案極多，也有實施大赦天下的必要。

但西漢經過漢昭帝、漢宣帝的中興之後，到漢元帝時期，天下承平多時，司法也比較公正，大赦天下已經失去了時代的意義。然而， 漢元帝卻把大赦天下這種權宜之計當作自己應該學習司法典範，連年采取大赦天下的措施，實在是不能與時俱進，不懂得改革了。

漢元帝為了開辟太平之路，憐憫那些誤觸法網的官吏和人民，連年都有大赦，使老百姓得到改過自新的機會，這當然是國家之福，人民之福。

但漢元帝大赦天下的效果甚微，而且每次大赦之後，作奸犯科的人并沒有減少，作奸犯科的行為并沒有停止。作奸犯科的人今天剛剛釋放出獄，明日卻又犯法，重新坐牢。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狀況？因為大赦天下并不能改變當時的社會風氣。漢元帝時的社會風氣是，無論是達官貴人還是普通民衆，大家都貪圖錢财，輕視道義，喜愛追逐聲色犬馬，把豪華奢侈當作人生的最大追求目标，親族的關系日漸淡薄，而婚姻的關系卻十分密切，苟且結合，以身體姿色來換取财富。

這樣的社會風氣，如果不設法改變，即使一年之内有數次赦免， 仍不能避免使用刑法。也就是說，大赦天下，實際上是沒有抓住社會治理工作的重點，是治标不治本的措施。那麼，應該怎麼辦呢？匡衡認為，改正之道在于大刀闊斧地改變社會風氣。

因為朝廷對于國家，就像築牆時所用的模版。朝廷官員如果怒目相對， 那麼下面的人就會産生争鬥的禍患；在上位的人如果專權弄事，那麼下面的人就會産生抗拒的心理；在上位的人如果互相傷害，那麼下面的人就會産生殺機； 在上位的如果有貪圖錢财的大臣，那麼下面就會有偷盜搶竊的人民；這是因為牆版是牆的根本。

治理國家的人，最應該謹慎的是提倡什麼。禮教的推行， 用不着逐家拜訪，也用不着見人就去勸說；隻要賢能的人在位，能幹的人盡忠職守，朝廷尊重禮儀，文武官員相敬互讓，道德的行為，從内心發展到體外， 從最近的人開始，然後人民才知道誰作為榜樣，努力效法，不知不覺中，善行日益增加。

《詩經》說：“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意思就是說，商王朝首都的風俗禮儀高貴大方，是天下人的标準，誰都要模仿。但在當時的西漢王朝首都長安，天子親自推行聖王朝的教化，可是社會風氣跟其他地方并沒有差異，各郡、各封國的人到了首都，不知道學習什麼，最後卻學會了奢侈荒淫；所以推行教化最根本的地方，也是培養社會風氣最重要的地方，應該最先着手。

按照古人的說法，天上與人間的分際，精氣互相激蕩，善惡互相推展，下面有所動時， 在上面可以看出迹象，太陰變化，則靜的東西會動（如發生地震），太陽變化則光明會被掩蓋（如發生日食），水災旱災，類似的災禍也會接踵而至。

因此，匡衡認為：漢元帝所應該做的不是連年大赦天下，而是應該敬畏上天的警告， 憐憫天下人民，節省龐大的開支，建立國家制度，接近忠良，疏遠奸佞，提倡大仁大義，矯正敗壞的風俗習慣，使高尚的道德在京城發揚光大，美好的聲譽傳播到國境之外，然後教化才可以完成，禮儀謙讓的美德才可能複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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