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曆代史書中，《史記》《漢書》《東觀漢記》及《三國志》曾并稱為“前四史”。後來範晔的《後漢書》修成，逐漸取代了《東觀漢記》。這四本史書篇幅不大，易于流傳，且文采質量都很高，被公認為二十四史中最好的四部。從唐朝起，開始由官方寫作班子來編纂史書，因為作者衆多、資料豐富，所以篇幅也就越來越大，《晉書》《隋書》《南北史》等都是這個時代成書的，這些史書都沒有版刻出來，大部分存放在府庫之中。五代與宋朝初年編訂的《舊唐書》與《舊五代史》也存在着篇幅過大的毛病，且裡面都是記載性的死文字，可讀性并不強，流傳很困難。歐陽修曾想對史書進行改革，要求簡淨化處理，所以又編纂了《新唐書》與《新五代史》，但這兩本書删減太多，也廣受非議。

趙翼在《廿二史劄記》中評論說：“近代諸史，自歐陽公《五代史》外，《遼史》簡略，《宋史》繁蕪，《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潔，叙事簡括，稍為可觀，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認為《明史》是近代史書中，修得最恰到好處的一部。

現代人認為《明史》編纂于清朝，具有滿清皇室背景，所以會美化清軍入關，淡化南明政權的存在，還不如《明實錄》可靠。确實如此，但這并不足以成為輕視《明史》的理由。《明史》對于涉及滿清統治的地方缺而不錄，但它總體上還是比較客觀的，至少不會像《魏書》那樣公然篡改曆史。對于不能說的地方，它保持沉默，而對于能說的地方，或者存疑的地方，則采用審慎的态度。《明史》在編訂初年，受到了一群具有學識的明朝遺老影響。

明朝遺老中，顧炎武與黃宗羲雖然拒絕參與修史，但他們都以不同方式來對這本史書施加影響。《明史》的主編之一徐乾學正是顧炎武的外甥，而《明史》的底本《明史稿》是由萬斯同寫作的。萬斯同是在其師黃宗羲的鼓勵下，才決定接手修史的工作。黃宗羲曾寫信建議《明史》不要立《道學傳》，以免陷入門戶糾紛，萬斯同采納此建議，将明朝大儒們的傳記收入了《儒林傳》裡。

萬斯同的史學造詣非常高，他熟于明朝掌故，對自洪武至天啟的《實錄》，皆能暗誦，了如指掌。所以才能寫出 416 卷的《明史稿》，在一個人的主編下，這本書也就不像之前的史書那樣，由于出自衆手而參差不齊。清代史學家楊椿就曾說：

“《明史》成于國初遺老之手，而萬季野功尤多。紀、傳長于表志，而萬曆以後各傳，又長于中葉以前。袁崇煥、左良玉、李自成傳，原稿皆二巨冊。删述融汰，結構寵肅，遠在宋、元諸史上。”

《明史》的成功離不開萬斯同的工作，王鴻緒、張廷玉等人都是在他的基礎上修修補補，才最終定稿的。

一本好的史書，衡量标準并不是文字的數量、史料收錄的多寡或者篇幅的大小。而是它是否能夠将曆史如實、詳盡的展現出來。在《明史》之前，有關于明朝曆史的史料就有實錄、《石匮書》、《皇明通紀》、《國榷》、《罪惟錄》、《名山藏》等多種，這些書大多還現存着。所以《明史》并不需将這些史料全部抄錄過來，變成一部幾千萬字，臃腫不堪的史書。而是要對史料進行甄别，删減，排列，編成一本簡淨的、可讀性較強，易于流傳的書。

《明史》與《後漢書》、《晉書》不同，它不是後代人照搬照抄前人留下的史料，而是在廣泛考證的基礎上，對史料進行甄别、整理，形成新的文獻。

《明史》立傳，各随時代之先後，效法《史記》《漢書》的筆法，不将一大堆時代不同、家世一樣的人寫在一起，以免把列傳變成了家譜。張玉是張輔的父親，但他們的傳記分開來寫，一個放在靖難功臣之中，另一個在列入征安南的功臣裡。隻有那些父親有名，子孫無名的，才把子孫當作附錄寫入父親的傳中。讀起來就不嫌冗長，而且一個列傳裡叙述的時間跨度也不大。

《宋史》有一個毛病，就是一件事有許多人參與其中，那麼這些便全部寫入同一個列傳裡，導緻這件事在不同段落反複出現，讓人讀起來很厭煩。《明史》則清除了這種弊端，靖難一事中有許多人參與，便将他們分為文臣和武臣，具有軍功的列入一傳，具有文功的則列入另一傳。第一個人物是事迹裡詳細叙述事情，後面的則從簡，寫得很有輕重。袁崇煥與毛文龍官職不同，但共入一傳，使讀者能從兩個角度來分析袁崇煥誅殺毛文龍的始末，叙事更加立體。

明朝功臣大多死于非命，但有些人物的死因難以斷定，所以《明史》在叙事時進行斟酌，不将内容寫死。例如舊史傳聞徐達病疽，朱元璋便賜給他蒸鵝吃，然而犯疽病的人最忌諱的就是吃鵝肉，朱元璋有害死徐達的嫌疑。但《明史》沒有采用這種存疑的說法，隻是寫道：

“十七年，太陰犯上将，帝心惡之。達在北平病背疽，稍愈，帝遣達長子輝祖赍敕往勞，尋召還。明年二月，病笃，遂卒，年五十四。帝為辍朝，臨喪悲恸不已。”

并未将朱元璋害死徐達的事坐實，表現的是史家的一種謹慎态度。其他功臣的傳記也沒有直接寫出死因，但會附着一些當時的評論，使讀者能夠自行判斷。例如馮勝、傅友德傳都詳細記叙他們的戰功，直到末尾才簡單的說他們被賜死，讀者便會産生一種判斷，這些人立有這麼多戰功，卻因小事被賜死掉，可見朱元璋對功臣忌憚之深。《李善長傳》說李善長輔佐朱元璋起兵，位至上相封公，年紀都七十七了，結果全家還慘遭滅門。然後作者在傳裡插入王國用為其辯冤一疏，自己則不直接議論，讓讀者知道李善長罪小刑重，存有冤情。獨有《藍玉傳》詳細記載其圖謀不軌之事，深明其罪有應得。

《明史》的這種筆法淡化了修史者的主觀形象，使史書讀起來更顯客觀，用一個曆史人物去評價另一個曆史人物，避免事後諸葛亮的愚見，要高于其他史書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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