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耷（1626—1705），字雪個，又字個山、道朗、個山驢、朗月、 庵、傳綮、破雲樵者、人屋、驢屋和因是僧、八大山人等。江西南昌人。明朱元璋之子甯獻王朱權的後裔。他的晚年書畫均署八大山人四字。這名号的來曆有兩種說法：一說“嘗持八大人覺經，因号八大”；另說“八大者，四方四隅，皆我為大，而無大于我者也”。據《個山小像》八大的自署，少為世襲貴族。天性聰穎，八歲能詩。明亡時為諸生（秀才）。他二十歲時“遭變，棄家後避賢山中”。二十三歲“剃發為僧”，釋名傳綮，号刃庵。三十一歲時“豎拂稱宗師，從學者常百餘人”。康熙十七年（1678）夏秋之交，病癫。至康熙十九年（1680）還俗。此後住江西南昌，以詩文書畫為事，直至去世。八大經曆明清之際天翻地覆的變化，自皇室貴胃淪為草野逸民，為避害而出家。但其詩文書畫極其出色，頗引人注目，清統治者又千方百計地籠絡他，“遂發狂疾”。他裝啞未狂，均因家國之恨使然。其内心之悲怆由此可見。對山人的種種奇行，當時人們都認為“其癫如此”。

八大山人書法成就頗高，但被畫名所掩，注目者不多。黃賓虹嘗稱“書一畫二”，确為至言。 八大的書體，以篆書的圓潤等線體施于行草，自然起截，了無藏頭護尾之态，以一種高超的手法把書法的落、起、走、住、疊、圍、回，藏蘊其中而不着痕迹。藏巧于拙，筆澀生樸，此中真義必臨習日久才能有所悟。簡而言之，是用篆書的筆法去寫行草書，與《天發神恰似□碑》以隸筆寫篆書一樣異曲同工。

八大山人在中年時各體書風全貌的，莫過于《個山小像》中八大的自題了。他以篆、隸、章草、行、真等六體書之，其功力之深，罕與倫比，可謂集山人書法之大成。 八大去世前夕，書法藝術水平達到頂峰，草書不再怪偉。如八十歲寫的《行書四箴》、《般若波羅蜜心經》、《仕宦而至帖》(即《晝錦堂 記》帖)，平淡天成，絲毫不加修飾，靜穆而單純，不着一絲人間煙塵氣。高僧書法大緻如是。近人得其精髓者隻弘一法師一人。

八大亦善篆刻，山人的印文往往别出心裁，變化有奇。八大也很注重印章的藝術本體，如：兩方“驢屋人驢”印，前一方白文方印把“人”放大，俨然一個鐵帳罩在屋上，造成的縱向線條與右側的橫向線條形成對比，右部又多圓形轉角，整個印面不 闆不滞，巧妙自然。後一方設計尤為巧妙，隻用驢、屋、人三字，通過上下左右排列，表達出完整的含意。

朱耷号八大山人、雪個等。他一生對明忠心耿耿，以明朝遺民自居，不肯與清合作。他的作品往往以象征手法抒寫心意，如畫魚、鴨、鳥等，皆以白眼向天，充滿倔強之氣。這樣的形象，正是朱耷自我心态的寫照。畫山水，多取荒寒蕭疏之景，剩山殘水，仰塞之情溢于紙素，可謂“墨點無多淚點多，山河仍為舊山河”，“想見時人解圖畫，一峰還寫宋山河”，可見朱耷寄情于畫，以書畫表達對舊王朝的眷戀。朱耷筆墨特點以放任恣縱見長，蒼勁圓秀，清逸橫生，不論大幅或小品，都有渾樸酣暢又明朗秀健的風神。章法結構不落俗套，在不完整中求完整。朱耷的繪畫對後世影響極大。

明宗室後裔，明亡後出家，一生字、号、别号極多，主要有：法名傳棨，号雪個、個山、屋驢、人屋，尤以八大山人最為知名。據載，他還曾棄僧入道，改名朱道朗，字良月。在書畫上亦有許多畫押，如“三月十九日”、“相如吃”、“拾得”、“何園”等，含義較深。另外他署款時常将“八大山人”連綴寫成“哭之”、“笑之”字樣，以寄托憤懑。作為明宗室後裔，朱耷身遭國亡家破之痛，一生不與清王朝合作。他性情孤傲倔強，行為狂怪，以詩書畫發洩其悲憤抑郁之情。一生清苦，命運多舛，這形成了天才藝術家必須的人生苦難，更造就了他的藝術價值。

朱耷擅花鳥、山水，其花鳥承襲陳淳、徐渭寫意花鳥畫的傳統。發展為闊筆大寫意畫法，其特點是通過象征寓意的手法，并對所畫的花鳥、魚蟲進行誇張，以其奇特的形象和簡練的造型，使畫中形象突出，主題鮮明，甚至将鳥、魚的眼睛畫成“白眼向人”，以此來表現自己孤傲不群、憤世嫉俗的性格，從而創造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花鳥造型。其畫筆墨簡樸豪放、蒼勁率意、淋漓酣暢，構圖疏簡、奇險，風格雄奇樸茂。他的山水畫初師董其昌，後又上窺黃公望、倪瓒，多作水墨山水，筆墨質樸雄健，意境荒涼寂寥。亦長于書法，擅行、草書，宗法王羲之、王獻之、顔真卿、董其昌等，以秃筆作書，風格流暢秀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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