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論》是西方世界的《韓非子》，是馬基雅維利的經典著作。書的開頭第一句話就是：“從古至今，統治人類的一切國家，一切政權，不是共和國就是君主國。”關于共和國，馬基雅維利在《論李維》一書中進行了周密的考察；至于君主國，則在《君主論》裡進行詳細的講述。

馬基雅維利是一個權謀大師，同時又是傑出的政治理論家。他不像庸俗大衆那樣，執着于意識形态的紛争，不是頭腦簡單的唾罵君主、擁護共和，也不是非黑即白蔑視公衆、為專制唱頌歌。在《論李維》裡，他是個政治學家，在《君主論》裡，他則變成了權謀家。馬基雅維利在講述政治理論時把道德倫理放到了一邊，充分的揭露了人心的陰暗面，因而受到俗衆的憎恨，又得到野心家的贊揚。而對于我們來說，要想評價一個人、一本書或者一個觀點，前提是要對它們做個充分的考察和理解。如果一看到一個人的外表、一讀到一本書的标題、一聽到一個模糊的觀點便大放厥詞、妄下判斷，那麼這種人跟蠢豬沒有什麼分别。

《君主論》的内容其實可以籠統的分為兩部分，前半部分講述君主國，談到君主國的分類及治理方式，後半部分講述君主的品質及統治方法。我們這篇文章也就采用這樣的結構來講述，内容從簡，如果有什麼論證模糊處，那也不能苛責作者，因為我們畢竟是花3000字來講述十幾萬字的書籍，能駕馭得住這種文字，實非易事。

馬基雅維利（1469-1527）

馬基雅維利認為君主國有三種形式，一種是世襲的，另一種是新建立的。此外還有一種不是全新的，在書裡被稱為“混合君主國”。

世襲君主國就是那種延續了很長時間的君主國，例如漢宣帝所統治的漢帝國就是個世襲君主國。作為這種國家的皇帝，要想維持統治，需要注意兩點，一是不要違背祖宗訂立的制度；二是在适當的時候做出變通。漢宣帝深谙此道，所以他斥責太子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

混合君主國則一般是由征服而産生的，即占領一個舊君主國後建立起來的新政權。要統治這種國家難度比較大，因為人民更換統治者的目的在于改善生活處境，新政權如果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那麼就會受到殊死的抵抗。因此，統治方法也要分為多種。

如果征服的是同一民族、使用同一語言的國家，例如秦滅六國那樣，那麼就要滅絕它們原有的君主血統、但不變更其法律，這樣就有效的平息了抵抗的浪潮，然後再用時間來使它們與征服者融為一體。

秦滅六國

假如征服的是異族，則又有三種統治方法：最好的一種是進行殖民，漢朝兼并南越國，不僅設立郡縣，還大量移民，把這些地方納入版圖之中；第二種方式是君主親自去駐守被占領國，清兵入關後，多爾衮就立即把順治帝迎入北京，絕了明朝的人望，實現定鼎；最差的一種就是僅僅駐軍了，宋武帝劉裕北伐中原，好不容易滅亡後秦，攻入長安，然而卻匆匆南歸稱帝。隻留下幼子及大将王鎮惡等守城，結果導緻長安再度淪陷入胡人的手中。

要怎麼統治新建立的君主國呢？這也要先考察建立的方式。如果國家是君主依靠自身的力量而建立起來的，那就要放手的去進行變革，用強迫而不是說服的方法來迫使人民服從。因為人民隻懼怕威權，而不畏真理，所以朱元璋在建國初期使用了一系列嚴厲的法律，等政權鞏固後才叫建文帝适當寬簡。

如果是依靠他人的擁護或運氣的眷顧而等上皇位，那就要謹慎小心了。因為他人的偏愛和運氣總是變幻無常的。因此，宋太祖在登基之後，就假惺惺的對石守敬等人說：“設麾下有欲富貴者，一旦以黃袍加汝身，汝雖欲不為，其可得乎？”借此罷免了他們的兵權。明英宗在複辟之後也斬了擁立他的石亨。這說明，被擁護成君主後，當務之急是擺脫對擁護者的依賴，盡快争取軍隊和人民的支持，并削弱擁護者的權力。

宋太祖“杯酒釋兵權”

還有一種建立君主國的方法，那就是通過不擇手段而取得政權。這種方法非常危險，統治起來也要更有智謀。唐太宗殺兄逼父，本是罪大惡極，但自從他登基後，不擇手段的做法就消失了。他變得勤政愛民，廣納明谏，最後依靠政績，使美名壓過了惡名。因此，對于君主來說，可以不擇手段，但隻能使用一次，以使人民少受傷害，減少他們的積怨；往後再一點一點的賜予他們恩惠，把他們籠絡回來。

美德對于君主來說并無多大用處，孟德斯鸠就說過，美德是共和國的原則卻不是君主國的原則，君主國以榮譽為原則。群衆對仁君的熱愛永遠比不上對雄主的敬畏更狂熱，因此，衡量君主是否是“好”的，标準不在于他的品德，而在于他的奉獻，在于他給國家帶來的榮譽。

君主要按現實來辦事，而不是按“應當”，有時候道德也就是一種“應當”，當這種道德違背現實時，可以抛棄之。因為人性是邪惡的，君主處在一堆邪惡之徒中，時刻都有人觊觎他的權力，美德隻會使他喪身，權謀卻可保證安全。

因此，君主不應該拒絕作惡，如果這種惡行能夠讓國家免于滅亡、讓人民滅于受難，那就不該受制于“應當”。“隻要目的正确，就可以不擇手段”。所以，當項羽準備入關之前，就坑殺二十餘萬想要造反、再起戰端的秦軍，雖遭後人臭罵，但是處于那種現實形式之下，沒有人能做出更優的選擇。反觀建文帝，為了躲過一個殺叔之名，使天下苦于幹戈，最終還城破身亡，十分可悲。

一個君主，要選擇做慷慨的人還是做吝啬的人，他必須先明确自己的收入來源——人民的賦稅。君主慷慨解囊意味着要加重人民的負擔，而且他所施予的恩惠隻有少數人能享受到，大部分人會因此而妒忌及憎恨。吝啬的君主則極力減少人民的負擔，他不講排場，不誇耀富足，對身邊的人和自己極為吝啬，卻是對人民的最大慷慨。如果一個國家的君主大肆的向少數貴人賞賜财富或向少數人才頒發獎金，他的做法将得不到人民的認同，因為他不過是在借花獻佛，把人民的錢拿去顯擺自己慷慨愛才的虛僞而已。

慷慨的名聲總是需要大量的花費來維持，君主的慷慨乃是一種惡德，它會把君主引入橫征暴斂的深淵。

因此，連露台都不舍得建的漢文帝受到後世的贊揚，而四處征戰、耗空國庫的漢武帝卻得到了夏侯勝和黃霸的憎恨。

夏侯勝“非議”先帝

殘酷使人畏懼，仁慈令人愛戴。但君主是權力的掌控者，而不是福音的傳播者。權力不會得到人們的愛戴，隻會令他們敬畏——因此，君主不該違背這個常理。以其讓人愛戴，不如令人畏懼。

愛戴與畏懼兩者兼備自然好，但如果出現魚與熊掌的選擇，要果斷選擇令人畏懼。因為愛戴來自他人之内心的意願，畏懼則來自我的強力和意志。馬基雅維利說：“人類一般這樣的特點：他們忘恩負義、容易變心，是僞善者、冒牌貨，是逃避危險、追逐利益的。”所以，對他們來說，讓他們背叛自己所愛戴的人比背叛自己所畏懼的人要容易。看看那個寬仁的梁武帝吧，最終他不是受到了侯景和蕭正德的背叛了嗎？

當然，君主在令人畏懼的時候，不能同時增加他們的憎恨，而隻要君主依靠法律，不侵犯或剝奪民衆的财産和妻女，他就能做到這點。

信守承諾是君子的事，卻不是君主的本分。君主對于諾言，得看其是否有利于自己，并且考察作出諾言時的條件是否還具備。馬基雅維利說：“人性是惡劣的，而且别人對你并不是忠誠不渝的，因此你也同樣地沒有必要對他們守信用。”

例如，朱元璋在打天下的時候，賜予李善長免死鐵劵，可是在天下安定之後，當李善長圖謀不軌時，照樣把他殺了，因為當初做出諾言的條件已經不具備而且諾言對他自己有害而無利。

君主不是聖人，他的權力也不來自美德，他不需要具備所有良好的品質，隻需要讓人覺得自己有這些品質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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