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一談古代文人墨客起“号”的那些事

蘇轼，想必大家都很熟悉了。蘇轼者，字子瞻、和仲，号鐵冠道人、東坡居士，世稱蘇東坡、蘇仙。常常聽博學之人掉書袋，就要稱蘇轼為蘇東坡，原來典出此處。名、字是我們聽過許多的了，然則何為“号”？文人的“字”和“号”有什麼不同？這裡卻大有玄機。

1名

子之将出，應賦其名。名是一個人立身的臉面，不可輕忽。

古來取名的規矩，儒家定下“五法六規”：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于物為假，取于父為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這是家中長輩對後生的美好期許與祝願。

2字

古人幼名、冠字，字和名的聯系也是很密切的。字和名的配合，主要有以下幾類：

其一，意義相同。如，屈平，字原。曾鞏，字子固。其二，意義相近。如，梁鴻，字伯鸾。陸機，字士衡。其三，意義相反。較典型的是曾點，字皙。王績，字無功。其四，意義相順。如，陸羽，字鴻漸。典出《周易》：“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 高明，字則誠。典出《禮記》，“誠則明矣。”其五，意義相延。如： 李白，字太白。杜牧，字牧之。

大體上，要遵循“同訓”，“對文”，“連義”，“指實”，“辨物”這五種方法。

名和字既然都已經各有意義，那麼号呢？

3号

廣義的号有很多，谥号、别号、封号……

但自号是自己的。名和字都是長者所賜，封号一類也是朝廷或者親友的贈予，但自号是難得可以自己決定的稱呼。相對于名和字的苛嚴規矩，文人對自己的自号有了更多自由，和繁雜的“五法六規”相比，自号的最大決定因素是自己的喜好。

1興起

文人取号，追根溯源，大約起自兩晉。陶淵明《五柳先生傳》說：“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号焉。”這是我們所熟悉的最早一個時期的自号。

起于兩晉時期，大約也是偶然中的必然。

兩晉時期政局動蕩，政治昏暗，百姓民不聊生。戰亂頻仍的情況下，雖然朝廷崇文抑武，士大夫清高自許，但在戰争中确實是無力的。譬如王夷甫排牆而死，石勒難道因為他琅琊王氏的名号而手下留情了嗎？

眼見一片人間煉獄景象然而自己不能做出改變，寄希望于衮衮諸公，更多的人卻在權力場上相互角逐，失望之下，也就不得不寄情山水，做出隐逸之态，又因為不滿當下重視出身門第的風氣——或者一部分人陷入家族利益和自己志趣的兩難之中？總之——隐去姓名郡望，取一個号“以明己志”。

外部的文化氛圍也促成了取号風氣的興盛。

魏晉時期，佛教傳入，儒釋道三家并立，談玄之風大起，文化的多元多樣成為文人展示自我個性的沃土。宗教、五食散、談玄……脫産的士大夫階級有了更多機會展示自我。這一點在文化領域的體現是多樣的：

譬如書法。行書草書這兩種不拘禮法的重要的輔助性字體就在這一個階段成型，書法也正式成為一種藝術，湧現出以王羲之為代表的一大批書法家，這種興盛是前所未有的。

譬如字畫。雖然文人畫作為一個重要的中國畫形式還沒有獨立，但畫已經開始逐步擺脫宮廷的束縛，主動地展示人間的宴飲、人物等。

魏晉時期，可以說是中國曆史上重要的“人的覺醒”的時期。

因此，自号之成為風氣，絕不能獨立看待。

儒家的最高政治理想不外乎“緻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可惜一方面政治昏暗，明主難尋，另一方面上品無寒門，世家大族壟斷了選官，難以使更多的有志之士施展抱負。因此，士大夫退而求其次，隻得寄情山水，著書立說，在壓抑的環境裡用不同的方式抒發自己的看法，解放天性，覺醒人性。

求官不成，退而居家著述，著述不傳，退而隐逸，求利不成，進而留名，為示有别，不詳姓字，以号行。

以後雖然世情有所變化，但取号來彰顯個性，表明志趣的方式于是流傳下來。

2 演變

南北朝以後，隋唐使國家重歸一統，戰亂逐漸消弭，較長時間的和平到來，文人取号的原因也變得更為多樣。

有因為志趣的。曹雪芹名霑，以号行，就是我們熟知的曹雪芹。另有易安居士李清照，六如居士唐伯虎，六一居士歐陽修等。

有因為環境的。蘇轼号“東坡居士”，曾居于東坡， “香山居士”“杜陵野老”則是文人對某地的懷念因而為号。

有因為齋名的。袁枚号“簡齋”，以齋為号。晚年号倉山居士，随園主人也都是他的書齋，住地。

有因為仕途的。歐陽修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都和他仕途的變動息息相關。拗相公晚年号半山，騎驢往來山野間，竊以為也有此意。

有因為興亡的。“八大山人”， “木穴國人”都屬這一類。這種和興亡相關的自号較為集中地出現在宋末、明末，原因是顯而易見的。

這些舉例當然不足以全部囊括，但也可使我們窺見一斑。取号的原因多樣，同一人的同一自号也有多種不同的寄寓，因此我們需要獨立看待，不可武斷。

總體上，文人取号有着階段性的特點。

唐代有号的漸多，是上承六朝金粉風氣，國家承平已久，萬國來朝，文化上也越發開放；到宋代，對士大夫的優待自不需多言，黨争的激烈、持久和外部強敵環伺的境遇也使得文人面臨的環境更為複雜，取字逐漸成為風氣；元代文人社會地位低微，不得已在野；明清易代，文化環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臭老九”更小心翼翼起來。

當然，文人取号的特點也從側面對當時的文化現象有所反映。

最為典型的是佛道的興起和三家的逐步融合。

上文所說的蘇轼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鐵冠道人”、“東坡居士”是典型的佛教用語。至于東坡本人，我們知道，他與和尚“佛印”是很好的朋友，甚至佛印本人在家時也是熟讀儒家經典的神童，因故出家，也許與弘一法師情況相似。

道教在自号裡的反映，典型的有陸遊，自号放翁，歐陽修，自号醉翁。自比山叟野老是他們的特點。

從這些自号裡，我們能看出他們行藏之間的矛盾和擺脫現實官場束縛的願望，他們本人倒不一定是信徒。

取号的原因，上文已經說過不少，這裡不提，但取号之中還有不少轶事，姑且記幾件。取号是文人的雅事，多數情況下，這文人還要進入朝堂，即使做個遺賢，當年多半也是被迫退隐，不然就是沒有進入仕途的年輕人在“養望”，如王安石。

純喜歡隐居生活的，一定有，但也像方山子身旁的隐者一般，是不求名利，故而不會被傳下來的。同時滿足文人而純粹不入仕途的，就隻有求于閨房之中。

1.李清照之易安居士，典出有因。

王安石改革一把大火，給趙宋續命，也牽扯出以後貫穿北宋的新舊黨争。李清照之父李格非位列元祐黨人，後四年，李清照之舅趙挺之與蔡京争權，政局反複無常，趙明誠夫婦終于離京，歸于青州的私第。

李清照以歸來堂命其室，以“易安居士”自号，都與陶淵明《歸去來兮辭》有關。竊以為，其中有文人遠離紛争、一心治學的期盼，也有作為官員内眷安穩度日的願望。

所以你看，原來，即使是一介女流，也離不開政治。

2.另一個有意思的是文忠公。歐陽先生兩個最有名的自号是醉翁和六一居士。号醉翁者，引出一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倒成了奸詐之徒别有所指、另有所圖的意思。嗚呼！醉翁何其冤也！

六一居士的名号有趣得多。

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

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

客曰：“是為五一爾，奈何？”

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為六一乎？”

這一番對話，實在生動寫出了老頭兒的狡黠可愛。

中國是一個重視名号的國家，研究一個人的多種稱呼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舉例來說，同一個人，除卻名、字以外，還有随他興緻而定的多種自号，世人賦予的多種雅号，朝廷的官谥，親友的私谥，官職的簡稱，有名詞句的簡稱，有名事迹的代指……

就自号來說，在古代名、字都有嚴苛的禮法限制之下，自号是個人能得到的一點難得的自由，研究文人自号的講究，對研究他本人思想的轉變，政治的境遇，世人的看法都有很大幫助。

參考文獻：

1. 古代文人自号探析

2. 漫談古代文人的自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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