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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誠與反叛——日本轉型期的精神史狀況》

[日]丸山真男 著

路平 譯

上海文藝出版社

解 說

文/川崎修

《忠誠與反叛》一書是丸山真男生前親自參與編纂的最後一部著作（除《丸山真男集》外），主要收錄了丸山1960、1970年代的代表性論文。

無論是肯定還是否定丸山真男的成果或諸種言論，鮮少有人會不承認他是戰後代表性的學者和知識分子。那麼，對于讀者來說，丸山是怎樣的作者呢？

衆所周知，丸山起初是作為日本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者，正式開啟學術研究生涯。《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一書中收錄的諸篇論文正是其代表性的成果。對政治思想史研究者而言，丸山首先是位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者。丸山本人在生前也反複強調，這才是他本來的活動領域。并且，丸山在這個領域裡留下的成果，無疑在當時有着裡程碑式的意義。

不過，使丸山的影響力超出了他的專業領域，即作為“知識分子”，對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以外的政治學及其他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愛好者，乃至大衆傳媒和一般公衆有着巨大影響力的，則是丸山對同時代國内外政治形勢的分析，以及在現實政治上的發言（《超國家主義的邏輯和心理》等代表性成果被收錄在《現代政治的思想與行動》中）。所謂“丸山政治學”——盡管丸山生前一直在否定這一說法——指的正是丸山在這個領域裡的工作。

的确，在某個時期以後，丸山本人開始将這個領域裡的活動稱為“副業”，不斷強調這并非他的本職工作。然而，在現實裡，《現代政治的思想與行動》曾經是學生們的“必讀文獻”，同時代人對丸山的贊賞和批判，也多指向了被他稱為“副業”的工作，這同樣也是一個不争的事實。

那麼，丸山的“本業”與“副業”之間有着怎樣的關系呢？誠然，兩者間的關系，可以說是面向行家的工作與面向一般的工作，或說作為專業研究人員的工作與作為知識分子的工作。

更進一步，如丸山在晚年曾屢次強調的那樣，“副業”可說是他在1940、1950年代在日本政治形勢的分析領域缺乏專業研究者的情況下，到該領域的臨時出差。

但是，在兩者之間還充分存在着更為有機的聯系。首先，丸山對時局的讨論本身，明顯是基于他對日本、中國及西洋的政治思想史的知識而展開的。在此意義上，如果沒有本職工作，毫無疑問便無法展開“副業”。

不過，就丸山而言，反過來不也同樣可以這樣說嗎？換言之，如果沒有“副業”的魅力、展開“副業”的能力，那麼恐怕也就沒有那個持續吸引我們的“丸山真男”以及他的本職工作。這與丸山始終将思想史把握為“問題史”并加以實踐密切相關。

早在《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各篇論文中，他就有意識地把思想史把握為問題史，這些論文便是把日本從皇國史觀的日本思想史圖景中拯救出來的一個嘗試。并且《日本的思想》和他反複展開的福澤谕吉論，也無疑是這種“問題史”研究的成果。

“曆史是現在與過去之間永無止境的對話”是E. H.卡爾的名言，現如今，像丸山這樣自覺地公開地将此付諸實踐的思想史家已經為數不多了。

而本書《忠誠與反叛》收錄的論文，便淋漓盡緻地展現了丸山作為問題式思想史家的力量與魅力。

在此意義上，本書是最具丸山真男特色的作品。不過，頗具悖論意味的是，也正因此，本書尤其是核心論文《忠誠與反叛》，有着不同于廣泛流傳的丸山真男形象的一面。至少我是這樣認為的。

簡而言之，這篇論文是試圖以解釋學的方式重新找回在江戶時代被“家産官僚化”了的、在近代化中遭到徹底遺忘的原初的、根源的武士精神（“身為戰鬥者的武士的精神氣質”）。

也就是說，這是挖掘日本曆史中的“公民美德”的“紀念碑式的曆史”（尼采意義上的），是假托被曆史遺忘的“英雄們”，在同時代裡為他們的精神招魂的“叙事詩的理論”（謝爾登·沃林[Sheldon Wolin]意義上的）。

這不禁讓人聯想起阿倫特、海德格爾和尼采那壯大的“思想史”，從政治理論上來說非常刺激人心。不過，這裡浮現出的丸山真男的形象，與對他褒貶不一的人們所廣泛共有的（盡管他們使用的表述不同）通俗的、作為“近代主義者”的“丸山真男”形象是完全不同的。

這種不同在《忠誠與反叛》這篇論文裡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這篇論文在方法上采取了一種“保守主義”。誠然，丸山（并非一般意義上的“讨厭日本”）一直苦心孤詣地在日本思想中尋找積極的内容，熟悉他對荻生徂徕和福澤谕吉的評價的人對這一點并不陌生。

不過，與其說這篇論文讨論的是具有“近代”性的卓越思想家，不如說它以解釋學的方式重新發現了被視為日本武士社會正統政治實踐或傳統（當然，“傳統”經常是被創造的，因此在這裡自然會出現關于什麼才是正統傳統的争論）的“谏诤”，并以此來批判日本的“近代化”與現狀。

從思想内容上看，這可說是日本版的“共和主義”，其叙述方式甚至可以說體現了一種保守主義。

第二點，潛伏在丸山思想中的“荒”魂，在這篇論文裡全面走到台前。正如前述所言，這篇論文以“武士”精神來與官僚制精神對峙。

誠然，從他在《超國家主義的邏輯和心理》《軍國支配者的精神結構》這兩篇文章中對日本軍國主義指導者的“平庸之惡”（正如日後阿倫特在納粹的中間管理層中發現的那種）的猛烈攻擊上，也可以看出丸山對官僚制精神的強烈反感；而丸山勾勒的近代市民中潛藏的那種戰鬥性，則與他在《日本的思想》等作品中對支撐着民主主義的“精神貴族主義”的強調也是相通的。

不過，在《忠誠與反叛》一文裡，這些精神的登場方式比在任何作品裡都要直接。

第三，從以上兩點中不難發現，丸山的思想與歐洲20世紀（尤其是1920、1930年代）的思想及當代政治哲學具有很強的同時代性。

《忠誠與反叛》一文中所展現的學問方法和存在主義式人物形象，完全不同于通俗的“近代主義”，它顯然内在了一種脫胎于1920、1930年代思想的對近代的思想質問。從這些特點來看，這篇論文亦可看作近年來邁克爾·沃爾澤（Michael Walzer）在《闡釋和社會批判》一書中提倡的那種内在于文化的社會批判，這種嘗試在日本極為罕見。

本書另一篇核心論文是《曆史意識的“古層”》，這是丸山1970年代的代表作。

這裡提出的日本思想史圖景，即不變的實體（“勢”）在曆史中展開的同時，又靈活地改變着其形态（“相繼變遷”）的日本思想史圖景，在雙重意義上是“超”曆史主義的：一方面，這使無限的“曆史相對主義”成為可能；另一方面又通過否定作為獨立的過去的曆史，使“曆史”的觀念本身成為不可能。

這既是關于日本思想史的獨特俯瞰圖，同時又帶有對日本思想史全盤批判的語氣，而它本身也是一種散發着陰郁魄力的曆史存在論。與其說這篇論文研究的是一般意義上的思想史文本，不如說探讨的是日本思想史的思考範式本身，這個獨特的方法加重了它的曆史哲學色彩。

在讨論《忠誠與反叛》這篇論文時曾提到1920、1930年代的思想對丸山的影響，就某種意義而言，“古層”論文裡也可以看到這樣的影響。

例如從“勢（いきほひ）”的存在論，尤其是該文的“結語”部分對尼采的提及中，明顯可以看到生命哲學的影子。

（說句題外話，這一小節不禁讓人聯想起亞曆山大·科耶夫的“曆史的終結”，還有一時甚嚣塵上的“日本是最先進的後現代國論”，非常有趣。）

不過，就這篇論文的“影響關系”而言，丸山的素養倉庫裡儲存的1920、1930年代的思想因素，似乎并非偶然出現在表面。無論是生命哲學還是“尼采式”虛無主義，無疑都在日本1930、1940年代的思想中承擔了特定的政治角色。很難想象丸山會沒有意識到這層背景。

如果是這樣，我們可以推測，這些思想因素的“影響”是丸山在意識到同時代思想的情況下有意為之的結果。這樣一來，“古層”論自然會與1920、1930年代的思想有某種相似性。不過，問題隻是這樣嗎？其實這似乎還與後述的那種對《曆史意識的“古層”》本身的評價有關。

《曆史意識的“古層”》在丸山為數不多的論文中，大概是最具魅力和魔力的作品之一。誠然，這篇著作有着暴露日本思想史隐蔽秘密的魄力。但另一方面，它似乎也與一種宿命論式的絕望難解難分——盡管丸山本人曾強烈地否定這一點。

丸山本人在《原型、古層、執拗低音》這篇論文中所說，他出于該如何探讨日本思想史的方法論上的關心，展開了對“古層”的考察。

據他所言，不能僅以時間順序追溯日本思想史内在的“縱向”變化，還需要同時考慮“文化接觸”的契機，讨論對“橫向”沖擊的應對方法，否則就不能準确地勾勒出日本思想史圖景。

丸山對“文化接觸”的關心，在本書收錄的《開國》等論文裡也有所體現。那麼在反複的“文化接觸”中不斷變化的日本思想，其不變的性質和“個性”是什麼？丸山的“古層”論正是為了回答這一問題的方法。不過，這個構想不禁讓人聯想起那種，将思想史分為日本“本土的”思想對“外來”思想（國學者式的！）的圖式。

但是，丸山的意圖當然并不在此。丸山不僅深刻地認識到日本文化本來的雜種性，還對一切有着複雜結構的文化本來的雜種性有着很深的認識。并且，按照丸山的說法，這個“古層”的方法是為了克服内發與外發這一二元論的手段。

也就是說，這一方法不是為了分辨日本思想史中“本土的”和“外來的”思想要素，它關注的是日本在接受“外來”思想的方法上表現出的獨特的個性。換言之，不是在把不變的和變化的對立起來，它關注的是變化範式的不變性，而貫穿于日本史的從未改變的對外來思想的接受範式即是“古層”（或“原型”“執拗低音”）。這可說是一個把“日本式的東西”加以超次元化的嘗試。

于是，通過“古層”的方法，丸山發現了日本獨特的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根本上是機會主義的，它使對外來思想做出無盡的機會主義式反應成為可能。

正如前文所述，“古層”這一方法原本是為了克服内發與外發這一二元論的手段。在此意義上，正如丸山本人所說的那樣，它并非文化決定論。但是，正如經常為人所指出的那樣，我們不難從這篇文章裡感受到日本的思想和曆史逃不開“宿命”。而恰恰是這一點使論文有了獨特的感染力，甚至帶上了一種“危險”性。

問題在于，“古層”的實在論色彩過于濃重。換言之，“古層”論令人生畏的危險氣息，來源于“古層”的起源與生成的不透明。就某種意義而言，這在丸山的工作中也實屬罕見。

這是因為丸山思想史或“政治學”的魅力恰恰在于，他将被視為“實在”的對象分解為具有相關性的諸要素，并闡明了這些要素生成與解體的邏輯。用現在的話來說，丸山的精髓在于“反本質主義”。

例如《忠誠與反叛》一文便淋漓盡緻地發揮了這一點。也就是說，那裡貫穿着這樣一種視角：看似是民族的傳統，實則是各種相沖突的思想或觀念的互動（競技的契機！）。

相比之下，“古層”論要“本質主義”得多。誠然，正如前文所述，日本式的東西的“個性”被予以超次元化了。但是，這不也意味着，另一方面，“外來”與“内發”的二元論也在超次元的維度上得到了保留嗎？

若非如此，鑒于“古層”自身的雜種性，對它的分析本來也應該是可能且必要的（探究其生成與解體的邏輯）。

然而，“古層”論文中對“古層”本身的讨論，隻是一種“描述”。“古層”被當成了一種“實在”的“東西”。而不存在生成或解體的東西，即是“本質”或“存在”。

不過，說到底，主張有不變的“古層”就一定意味着是先驗的嗎？如果不是，追問它的理由究竟有多大的說服力？恐怕還有很多值得讨論的地方。

END

書香上海 | 書香常伴

資料：上海文藝出版社

編輯：段鵬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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