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給我整容的人?我在口腔科工作快6年了，所在的小組每周有4到6台手術算下來，我已經做了上千台手術，看過上千張患者的臉，下面我們就來說一說關于感謝給我整容的人?我們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這個問題吧!

感謝給我整容的人

我在口腔科工作快6年了，所在的小組每周有4到6台手術。算下來，我已經做了上千台手術，看過上千張患者的臉。

說實話，我記不住他們的容貌，除非他們告訴我，具體在臉上哪個位置患過病。

但有一位叫劉願的小夥子，我無法忘記他的容貌。

第一次在病房見面，他右半邊臉腫得很嚴重，顴骨和眼睛周圍的皮膚已經變成深紫色。從眼角延伸到耳朵前，有一條7厘米長的傷口，結了薄薄一層血痂。因為他皮膚白，臉上的淤血和傷口特别清晰。

那天是周一，上午7點30分，護士過來打招呼，通知我周末收了一個急診患者。

一大早就有活等着，讓人打不起精神。我低着頭走出辦公室，邊走邊在心裡想着這周已經排得滿滿當當的工作日程。

我們口腔科周末來不了多少患者，因為急診不多，也很少有患者的病情嚴重到非要周末住院。

正在猜測這個急診的情況，主任在後面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新收了個外傷的小夥子，等會兒查房，咱們看看。”

到小夥子的病房時，他正坐在病床上，拿着手掌大小的化妝鏡，仔細觀察着臉上的傷。對我們的到來，沒什麼反應。

來口腔科的患者，不少都是受外傷，長了面部腫瘤或有感染的。手術做好了，滿臉纏着繃帶；還沒做手術的，臉上青一塊紫一塊。

這個小夥子看上去很注意形象，昨天剛緊急縫合了傷口，今天一大早，他不僅認真洗了臉，還打理過頭發。

小夥子叫劉願，不到30歲，約莫一米七五的個子，偏瘦，長得白白淨淨。談不上英俊，但看着比實際年齡小，估計平時比較注意保養。

因為車禍，他的右臉滿是傷，腫得像個皮球。拍片發現顴弓骨折，被安排住院，等候進一步治療。

我摸了摸他的臉，能明顯感受到側臉的骨折痕迹。讓他張嘴，發現牙咬不上了，骨頭已經移位。

為了觀察是否感染，我揭掉了一部分血痂。劉願可能有點疼，皺了皺眉。但他剛檢查完，第一件事又是拿起化妝鏡，反複觀察自己的臉。

他的聲音輕柔，帶點東北口音，說話時躲着我的眼神，看着比較内向。

我感覺他有點怪，因為面對這麼多大夫，他最關心的不是病情，而是照鏡子。

當天中午，辦公室的電話突然響了，是檢驗科打來的。

同事通知我，劉願驗血結果是艾滋病陽性，要再抽一次血，加急複查。

我差點罵出聲來，“這人得了艾滋病也不告訴大夫，坑人啊！”

放下電話，我快速回憶早上給劉願檢查傷口時，有沒有蹭到他的血或分泌物，想了半天也想不出個頭緒，就去洗了個手，算是平複一下心情。

我突然想起，周末給劉願縫合傷口的急診大夫還不知道情況，趕緊打電話告訴他。

“你逗我的吧！”同事根本不相信。

我重複了好幾遍檢驗科的結果，電話那邊沉默了。等同事回過神來，說了一句，“我趕緊去查查。”電話挂斷。

下午，劉願的複查結果出來了，依然是艾滋病陽性。

主任把情況通知給科裡的大夫、護士，提醒大家注意職業暴露。

現場一片嘩然。

“他自己知不知道啊？要是隐瞞病史就太過分了，不拿大夫的命當回事。”

劉願被叫到辦公室，主任闆着臉坐着，我們幾個大夫站在主任身後。

主任把檢查報告放在桌上，推到劉願面前。

他低頭看了眼，表情平靜，好像并不在意裡面的結果，把檢查報告推了回來，擡頭看着主任。

“知道自己有這個病麼？”主任嚴肅地問。

他點了點頭，沒有說話。

“誰問的病史？這都沒問出來！”主任扭過頭，沖着我們幾個吼。

“他沒說啊。”我趕緊解釋。

“為什麼不跟我們說！”主任沖劉願發火，“隐瞞病史會有嚴重後果。你這是拿自己的健康，别人的健康開玩笑！”

劉願始終沒什麼反應，獨自坐在對面，安靜地聽着主任批評。

主任把檢查報告狠狠摔在劉願面前：“給你縫合的大夫都去抽血檢查了，真要是出了事，誰負責！”

“我怕告訴你們，就不讓我住院了。”劉願終于開口，但聲音小到幾乎聽不見，看得出他自知理虧，“已經快好了，沒事的。”

擔心出意外，我們把和劉願住一起的患者安排到其他病房，借口說劉願臉上的傷怕感染，所以讓他自己住。

第二天早晨查房，我見到了劉願的母親，一個操着純正東北腔的阿姨。從她偏暗的膚色和粗糙的雙手猜測，應該是務農為生。我們剛進屋，她就拉着主任的手，一個勁道謝。

在辦公室，劉願的母親開門見山：“兒子得了啥病我知道，住院的時候沒跟你們說，這個确實是我們的不對。怕你們不給治啊。”

她給我們鞠躬，又回頭招呼劉願，讓他一起道歉。

“道歉有什麼用，真要是出了事你負責啊。”我們組一個大夫嘟囔着。

主任的性格是吃軟不吃硬，看他們鞠躬，語氣變柔和了，詢問是否接受過治療。

劉願低聲回答：“在傳染病醫院治了一段時間，已經穩定了。”

“那就先查吧。聯系傳染病醫院，了解患者在那兒的情況，”主任也不确定劉願是否能在我們科順利治療，“可能的話，讓傳染病醫院的人來會診，評估一下能不能做手術。”

“主任，一定要給我做手術！”劉願突然提高了聲音，已經習慣了他的輕聲細語，我被吓得一愣，不禁看了他一眼。

劉願來我們科這兩天，要麼低頭，要麼盯着化妝鏡看半天。我不明白他為何反應如此強烈，堅持做風險極高的手術。

艾滋患者的免疫力差，如果因為手術而發生感染，最嚴重的情況可能是，命都保不住。

以前我們科來過一個得梅毒的患者，了解手術風險後，他甯願吃消炎藥扛着，也不動手術。

劉願的免疫指标要等幾天才出結果，傳染病醫院他的主治大夫休假，短時間内我們也得不出結論。

剛住院時，劉願的右臉腫得像個深色皮球，踏實休息了幾天，“皮球”癟了下來，基本消腫。顴弓的骨折可以清楚看到，他右側的面頰，就像一座斷了的大橋。

消腫以後，他應該沒有其他不舒服的地方了。我比較擔心的是，因為骨骼位移，他的牙齒還咬不上。

劉願關心的方向和我不同，他發現臉上的皮膚不再是深紫色，也稍稍對稱了一點，顧不上還無法正常吃飯喝水，整個人變得開朗了許多。

剛住院時他天天窩在病房裡不出來，現在會到樓道裡溜達，主動跟我們聊天。劉願講打工的見聞，内容平淡無奇，甚至瑣碎，但東北話自帶喜感。

我們不像剛得知他隐瞞病史時那麼反感他，還有點喜歡聽他說話。

隻是有關艾滋病的問題，他始終諱莫如深。

雖然聊天很愉快，但劉願總追着我們問，“什麼時候能做手術？”

剛開始會耐心解釋：做手術取決于檢查結果。他還是不停追問，我們就不太敢找他聊天了。

在樓道裡碰到他，會躲着走，實在不耐煩，還會數落他兩句。他不還嘴，隻是讪讪地走開。

後來劉願不想自讨沒趣，就很少來找我們了。倒是他的母親總來詢問情況，有時會閑聊幾句。

“我兒子喜歡男的。”和我們混熟後，劉願的母親聊起了家事，語氣還算平靜。

“就是嘛，我就覺得奇怪，白白淨淨，說話細聲細氣的。”

“那天送他來的那個男的，沒準就是他相好的。”

同事們小聲議論着，我趕緊用眼神制止。

劉願的母親表情有一些不自然，她說：“就應該早早讓他回家。”語氣裡滿是後悔。

他們家經濟條件不好。劉願讀完初中就上不起學了，跟着老鄉出去打工。後來在北京安頓下來，每個月給家裡寄不少錢。

“那時候，村裡都拿他當榜樣。我和他爸特别驕傲。”劉願的母親開心地回憶着往事。

年紀漸長，村裡的同輩基本都談婚論嫁了，長輩們也都抱上了孫子。她坐不住了，一次次給劉願張羅相親。

被逼急了，劉願幹脆過年都不回家，跟家裡說加班工資高，要留在北京。

村子裡人在背後議論，有的說他是同性戀，有的說他“那方面不行”，甚至還有人說他在北京從事特殊行業，被幾個富婆包養。

父親打電話罵他，說再不結婚就不認這個兒子，他幹脆和家人斷了聯系。

直到一天晚上，劉願突然打電話回家，讓母親獨自來北京。

他告訴母親，自己可能活不了太久了。

說到這裡，劉願的母親哭了。我有點後悔問她這些問題，連忙道歉。

她擦掉眼淚：“沒事，我也找不到人說這些話，說出來能輕松點。”

不出所料，劉願期待的手術，并不能進行。

傳染病醫院的大夫來會診，介紹了詳細病情：劉願半年前看過他的門診，當時的情況很差，免疫方面的指标比很多艾滋病患者都要低，應該是發現感染比較晚，耽誤了病情。

在傳染病醫院治療了一段時間，劉願的病情算是穩定下來，但已經出現腦膜炎、腦部積液的症狀。

這位大夫當時判斷，劉願還能活半年到一年。知道自己時日無多，劉願拿着藥，出院了。

“手術想都不要想，完全是作死。”傳染病醫院的大夫警告。

最新的檢驗結果也佐證了這一點，負責免疫功能的CD4細胞，不足正常值下限的三分之一。

“你又沒說實話，這是第二次了。”主任再次發火，“你有可能死在手術台上！”

劉願盯着主任：“死在手術台上我也認了。”

道理講不通，主任叫來他母親，讓她幫忙勸說。

“如果非要做手術，很可能會導緻嚴重感染。”主任頓了頓，“你也知道，他可能活不了太久了。”

主任建議進行保守治療。方法很簡單，先用繃帶固定劉願的下巴，讓牙齒能咬在一起，骨折可以慢慢愈合，“除了臉不對稱，别的應該沒什麼影響。”

我們科治療的病，基本都在臉上。患者關心容貌，問一下會不會留傷疤，在情理之中。但在治療面部骨折時，我們會優先考慮恢複咬合，讓患者能正常吃飯喝水，複原外貌往往排在後面。

特别是劉願的情況，主任覺得“隻要最後這段時間能吃得下飯，保證生活質量，美觀可以先不考慮。”

而且治療要快，受傷後兩周左右，骨折斷端就會逐漸錯位愈合，每耽誤一天，治療的難度都會變大，承受的痛苦就越多。

劉願猶豫了一下，接受了。

治療時，彈性繃帶兜住了劉願的下巴，對抗骨折之後肌肉不平衡的拉力，使他的牙齒能正确咬在一起。後果就是，綁繃帶期間，劉願張嘴會非常困難。

接下來的幾天，劉願表情凝重，又變成原來沉默寡言的模樣。我覺得，除了張嘴要用很大的力氣外，他心裡一定特别糾結。

是安穩過完所剩無幾的人生，還是冒着迅速死亡的風險恢複容貌。這樣的選擇，挺絕望的。

一天傍晚，我正忙着整理病曆，劉願突然找過來：“我還是決定做手術。”

因為下巴被繃帶兜住，他的話有點含混不清。我幫他把繃帶拆開，他又逐字重複了一遍：“我還是決定做手術。”

我告訴他活下來最重要，而且冒險做手術，也不可能将容貌完全恢複成以前的樣子。

“我活不了多久了，死的時候不想臉都不對稱。”劉願說，“我想走得體面一點。”

“值得麼？”我看着他。

“值得試一試。”他想都沒想，立刻回答。

他問我：“假如你知道生命還剩一年，你會選擇幹什麼？”

我有點生氣，“咒我麼。”但轉念一想，這确實就是他正在面對的難題，“我不知道，可能去做自己最想做的事情吧。”

“我現在最想做的，就是讓自己的臉恢複原來的樣子。”

我不知道該說點什麼，陷入了沉默。

面對劉願的情況，我的想法是，既然最多隻能活一年，好好活着就可以了。他卻認為既然隻能活一年，就要死而無憾。

我接觸病人有十來年了。一直以來，我很少思考與治療關系不大的事情，更關心對治療的看法，是否傳達給了患者。

雖然在清理傷口、檢查病情、做手術等階段，我距離他們的臉很近，但在我眼裡，首先看到的是他們臉上的傷病，而不是表情。

平時工作量很大，根本沒功夫關注患者的相貌，甚至可能記不住眼前這個患者是誰。但一說起具體哪個部位有傷病，再看一眼對方的名字，就能想起這個人來。

哪怕是工作外接觸到的人，我第一眼注意到的，往往都是對方臉上的細節。比如這個人顴骨不對稱，可能受過傷；那個人的人中有點印記，應該是兔唇。

我突然意識到，自己已經習慣了優先排除風險，卻很少關注患者真正想得到的是什麼。

劉願說出了他的遺願，也沉默了，凝視着窗外。

那一刻，我有點害怕，發現死亡離自己特别近。普通患者做完手術，一兩周就能出院；而面前這個人，可能連走出醫院的機會都沒有。

“明天查房跟主任說吧，這事我做不了主。”實在受不了這凝重的氣氛，我丢下這句話，頭也不回地走了。

第二天查房，劉願的母親無奈地跟主任說：“兒子說了，非得把臉弄對稱，我也勸不了他。”

劉願坐在床上悶着頭，始終回避着我們的目光。

做手術前，我們複查了劉願的各項免疫指标，勉強接近正常值的下限，但是核磁共振顯示，他的頭部依舊存在積液。

術前的例行談話，主任再次把各項風險解釋了一遍，手術知情同意書上，很多條都以“嚴重時可能危及生命”結尾。

“現在改主意還來得及。”這是最後一次勸說了。

劉願沒有猶豫，簽了字。

手術前一晚，我失眠了。

國際上有個統計，艾滋病人手術中，大夫發生職業暴露的幾率是0.33%。雖然幾率不大，經過緊急處理和服藥，感染的概率隻有十萬分之四，但這是我第一次給艾滋病人做手術。

淩晨兩點，我還在擔心手術會出意外。修複骨骼的手術，被骨頭渣劃破皮膚是不少大夫都經曆過的，我也不例外。

早上，主任開了個小會，提醒我們任何操作都要先看清周圍的環境再動手，“保證手術效果，也要保證我們自己的安全。”

主任想了一下，補充說：“如果覺得被紮了，或者有什麼東西濺到臉上了，趕緊下台，處理好了再幹活。”

這一天，9号手術室隻安排了劉願這台手術。所有術中使用的材料，都會送走進行特殊處理，手術室要經過消毒、檢測，轉天才可以開放使用。

手術室門口挂了“感染手術，謝絕參觀”的大牌子，避免沒做好術前防護的同事誤闖進來。

護士長安排了經驗豐富的護士，她擔心年輕護士毛手毛腳，“惹了禍誰都擔不起。”

剛進手術室，護士就把我們攔住，不讓靠近已經躺在手術台上的劉願。

我們穿好雙層手術衣，戴着面罩，脖子用紗布圍住，套上厚厚的膠皮鞋，戴着雙層加厚手套，全身上下裹得嚴嚴實實，保證面對手術台的皮膚不裸露在外面。

同事給我拍了張照片，我看上去就像剛從電影《生化危機》裡面跑出來似的。

我們逐一通過消毒區域，來到手術台旁。

麻醉師也裹得嚴嚴實實，坐在一邊擺弄着監護儀，給劉願戴上誘導麻醉的面罩。同樣裹得嚴嚴實實的護士，站在器械車前，默默查點着手術器械。

平時患者躺在手術台上，我們會主動過去聊天，讓患者放松，也是等着護士和麻醉師做準備。

但這次，手術室裡，沒有人多說一句話。

劉願可能是太緊張，高壓升到了170，監護儀發出尖銳的報警聲。麻醉師加大了誘導麻醉的通氣量，引導他深呼吸。主任也在一旁安撫。

劉願漸漸平靜下來，睡着了。

“确認手術切口，右面部。”護士開始核對手術位置。

“右面部沒錯。”主任回答。

動刀前，主任再次提醒：“患者感染艾滋病，大家注意職業暴露。”

按照設計好的切口，主任用手術刀切開了劉願的皮膚和肌肉。因為臉上的淤血還沒完全吸收，半凝固的血塊一下就冒了出來。

我下意識地向後躲了一下，但很快反應過來，這些都不是新鮮血液，感染的幾率微乎其微。

我拿着吸引器，開始清理血塊和切口滲出的鮮血，看着它們順着透明的導管，一點點流入了瓶子。

骨折的地方暴露出來了，開始将斷裂、錯位的骨骼按照正确的位置擺好。

分離骨折斷端，我們都不敢用太大的力氣，擔心骨頭尖利的地方會劃傷自己，也為了防止血液濺出來。

複位骨折斷端多用了些時間。因為戴着加厚的手套，手上的敏感度比平時下降不少。而且帶着面罩和口罩，視野會有點變形，對距離和位置的判斷産生了偏差，我們反複觸摸了很久，才确定複位成功。

手術進行了一段時間，我的面罩裡彌漫着呼吸産生的霧氣，要等霧氣散去，才能進行操作。為了保證手術的連貫，我不得不降低呼吸頻率。

之後我們在骨折線的兩邊打孔，用固定材料把骨折處固定。這是很常規的手術，但是由于劉願的特殊情況，手術變得複雜了很多。

這台手術最難的地方，就是最大程度避免風險的同時，與時間賽跑。

手術時間越長，組織暴露的時間越長，劉願術後感染的風險就越高。

平時做手術，如果進展順利，主任都會和我們聊天，緩解一下疲勞。但做這台手術，手術室手術室隻能聽見器械碰撞的聲響，大家都保持着沉默，不說一句和手術無關的話，以防分散注意力，拖慢進程。

最後一個環節是固定牙弓夾闆，同事用鋼絲從劉願的牙齒之間穿過，把一塊金屬夾闆固定在牙龈外側。

不知是精神高度緊張，還是裹得太嚴實導緻缺氧，我感覺頭暈眼花，硬撐着縫好了傷口。

手術結束了。我迫不及待地把面罩、口罩都摘掉，口罩已經被汗水打濕，幾乎粘在臉上。悶了這麼久，面罩裡面的空氣相當渾濁，感覺自己好像一直在反複呼吸二氧化碳。

我的後背也濕透了。一次性的手術衣完全貼在身上，一陣刺癢，剛才竟一點都沒發覺。

這台手術持續了三個多小時，比平時稍微慢了一些，過程還算順利，沒有出現意外。考慮到需要兼顧這麼多環節，這個成績還不錯。

大家都松了一口氣，手術室裡的氣氛回歸了正常，我們聊着天，等劉願醒來。

停了麻醉藥物，麻醉師拔掉劉願的鼻咽通氣管，我們給他包紮好傷口。

他的眼睛半睜半閉，嘴裡不停叨咕着什麼，我隻能聽見他叫“主任”，後面的話都聽不清楚。

“手術做完了，很成功，漂亮多了！”主任大聲告訴劉願。

劉願聽到之後，一下睜開了眼睛，嘴角動了動，算是微笑，說了句“謝謝主任”。

過了幾天，劉願臉上的繃帶拆掉了，右臉稍微有點腫，但輪廓對稱多了。

每天早晨查房，他都要拉着主任的手感謝好久，他不再獨自坐在床上照鏡子了，而是邊照着鏡子邊問我們，“是不是比手術前漂亮不少。”

我也挺高興，成功給艾滋患者做了台手術，挺有成就感的。

手術過後，已經是九月下旬，沒幾天就要到十一假期了，情況比較穩定的患者基本都會在假期前出院，劉願情況特殊，需要多觀察幾天。

他獨自留在醫院輸液，就算病區空空蕩蕩，也不覺得寂寞，輸完液，就在走廊溜達，心情特别好。

十一假期，我正在家裡睡懶覺，突然手機響了，是醫院的電話。

這種時候，要麼有急診，要麼就是患者出事了。我希望是前者，因為我們組隻有劉願還在住院。我不希望他出事。

我家離醫院不遠，平時坐公交或騎自行車上班。那天我着急，打了一輛車趕過去。

進入病房，劉願躺在床上，胳膊插着消炎藥點滴，幾日不見，感覺他蔫了不少。

情況不樂觀，他已經發燒兩天了，今天開始高燒，超過38.5度。

他的臉像剛住院時一樣，又腫得像個皮球似的，而且身體開始間歇性抽搐，像被凍着了一樣，四肢不停地抖，肩膀尤其劇烈。

劉願的神志已經不清楚了，一直在說胡話，應該是出現了幻覺。

主任也趕來了，找感染科的熟人來會診。

感染科的大夫說：“趕緊轉院，隻有傳染病醫院才能處理了。”

我們把劉願轉移到擔架，護送到樓下。望着遠去的救護車，我聽到感染科的大夫感慨：“這一關他夠嗆過得去。”

再聽到劉願的消息，已經是半個月後。我們組的主治大夫去傳染病醫院，給他拆牙弓夾闆。

劉願經常昏迷，下了好幾次病危通知。

清醒的時候，他會抱着母親聊天，依然用那個手掌大的化妝鏡看自己的臉。

傳染病醫院的大夫說，他全身多器官衰竭，腦部積液很多，随時都有可能去世。

大約一個月後，劉願的母親突然來找我們。她看起來瘦了很多，頭發幾乎全白了，眼睛紅紅的，但我感覺，她神情輕松了不少。

她是來複印病曆，處理後事的。

她告訴我，劉願拆完牙弓夾闆後，沒兩三天就走了，“臨走的時候，兒子說他不後悔做手術，能漂漂亮亮地離開，很開心。”

說完這些，劉願的母親笑了起來。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原标題：我在手術台割過1000張臉，明知會死還躺上來的，就他一個 | 醫院奇聞錄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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