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争鳴】

作者：賈飛（南通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有一名為《王世貞尺牍》的私人藏品，共14劄，曆來多人認為此品為真，進而以此評論王世貞的詩文、書法等觀念。如于右任在1943年題跋：“王世貞字元美，明大臣，登第三朝，為七才子之首，著名文學家、書法家，運芳先生新得元美書信，神妙之品，可謂前緣。此信劄為晚年筆墨，尤為難得，先生珍秘之。”胡傳海《神妙之品——讀〈王世貞尺牍〉》認為：“王世貞不以書鳴世，而能出此手筆，可見，書法能變化氣質，文化能陶冶性靈，故知書道，亦足以恢廓才情，醞釀學問也。”（《書法》2005年第6期）他還介紹：“此本《王世貞尺牍》曾經新安小天籁閣項漢泉、吳榮光、吳平齋、汪士元麓雲樓、王祖錫等一些著名藏家收藏，可謂彌足珍貴。”如此冊卷首钤有七枚印章：“惕安珍賞”“荷屋審定”“士元珍藏”“吳雲私印”“新安項源漢泉氏一字曰芝房印記”“嘉興王祖錫法書名畫珍賞”“不洗硯齋”。

王世貞行草《樂府詞》

2014年11月18日《光明日報》曾登載陳銘《王世貞尺牍》和沈鵬的題跋，沈鵬說：“明代王世貞出生官宦人家……此冊尺牍多為緻同僚信函……彰顯一代文壇盟主之風範。”陳銘則認為“此尺牍是其晚年寫給内閣權臣和地方官員的信函，涉及撥發兵饷、月報稅銀、綢緞織造、河道漕運及懲辦土棍等，堪稱研究明代政治、經濟、軍事的第一手資料。冊中信函以顔真卿《争座位帖》為底本，運筆率意灑脫，氣息剛勁儒雅”。此冊尺牍還曾遠赴海外展覽，被認為體現了王世貞的書法造詣。陳根民《〈書法〉所刊六種明清尺牍辨正》，認為《王世貞尺牍》“可能是一組清代某官員的信稿草本，或是其用于備份的公函副本”（《書法》2017年第1期），但他沒有全面地結合王世貞生平事迹、書法習慣、時代背景等因素，所以無法下定論。鑒于《王世貞尺牍》的影響，以及當下莫衷一是的觀念，故有必要深入辨正。

《王世貞尺牍》不見于《四部稿》《續稿》等文集，但就内容而言，可以肯定它是後人僞作，主要原因有：

其一，文中所言之事與王世貞生平經曆不符。首先，文中所言事務與王世貞所任官職不符。如王世貞先後任刑部員外郎、湖廣按察使、鄖陽巡撫、南京刑部尚書等職，而文中所言的撥發兵饷、綢緞織造之事在新疆和甘肅等地，有關月報稅銀、河道漕運的三江營、荷花池、蒜山、浒關則在蘇州、鎮江、揚州等地，這不僅與王世貞為官之地不相符合，且月報稅銀、河道漕運之事不在王世貞的職責範圍之内。其次，文中所言時間與王世貞經曆不符。如文中言及“己醜夏十八日”向“福張大人”彙報河道漕運和懲辦土棍之事，而王世貞經曆過兩個己醜年，一是嘉靖八年（1529）時四歲，一是萬曆十七年（1589）時六十四歲，他六十四歲時主要在南京和太倉，并且身患重疾，不可能接觸這類事務。另外，文中所言的巡差劉德、工部朱公開、九品委員雷育謙、土棍張四四，以及蔣中堂、莫中堂、芝楣太守、江甯彭尚衣等人，均不見于王世貞文集。

其二，部分地名清朝才有。如文中多次提及“新疆”，肖之興《清代的幾個新疆》說：“清朝政府稱雲南烏蒙地區、貴州黔東南古州一帶、貴州安順與鎮甯附近一帶和西域等幾個地區為新疆，所指都是中國的國内少數民族聚居區。”（《曆史研究》1979年第8期）另據《清史稿》記載：“（新疆）古雍州域外西戎之地……順治四年，哈密内屬，吐魯番亦入貢，惟四衛拉特仍據其地……（乾隆）二十七年，設伊犁總統将軍及都統、參贊、辦事、協辦、領隊諸大臣，分駐各城。”也即從那時起，清政府開始“統轄天山南北準部、回部各新疆地方駐防官兵”（譚其骧主編《簡明中國曆史地圖集》）。除“新疆”外，文中多次提及的“甘肅”也是如此。明洪武二年（1369），明政府裁并甘肅行省入陝西行省，後改為陝西布政使司，直到清康熙七年（1668）改為甘肅布政使司，徙治蘭州，乾隆二十九年（1764）陝甘總督衙門才移駐蘭州。

其三，部分官職清朝才有。雖然清朝官制與明朝類似，但部分卻為清朝新創。如文中所言“容參贊有信，囑令加寬”，“參贊”為“參贊大臣”的簡稱，“清制，于總統新疆伊犁等處将軍下設參贊大臣，贊襄軍政，又往往于臨時率師出征的統帥下設參贊大臣”（中國軍事辭典編纂組《中國軍事辭典》，解放軍出版社，1990年，第642頁）。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正月，清朝政府正式任命納世通以參贊大臣總理回疆事務，以加強對新疆地區的管理。

其四，文中部分稱呼和落款不符合王世貞的習慣用法。首先，在稱呼上，文中言及“蔣中堂”“莫中堂”等人，并有“奉中堂谕”語，但在王世貞文集中，“中堂”多指廳堂，且明朝奉行内閣制，沒有“中堂”一說。其次，在落款上，文中王世貞、世貞、元美等自稱皆有，但在博物館現存真迹中，其落款均為“世貞”“王世貞”字樣，沒有“元美”字樣，隻有“元美”印章。再者，王世貞常以“世貞”自稱，如《壽封君淩翁七十序》有“世貞奉使東過裡”、《贈東臯翁序》有“徐生間過世貞談其尊人東臯翁”等語，而文中所言“詳聞信後”，突出了作者自稱中可能與“詳”有關。

就寫作形式上而言，此冊尺牍與現存王世貞真迹相比，也有所出入。

首先，藏品整體風格的不同。此尺牍的整體風格較為柔弱，如胡傳海認為它是“以《争座位》為底本，效法朱熹尺牍精謹秀美之面貌……纖細之美，絲絲入扣，神聚不散”。但王世貞書法推崇魏晉，尤喜王羲之，他在《淳化閣帖十跋》認為：“書法至魏晉極矣，縱複赝者、臨摹者，三四刻石，猶足壓倒餘子。”黃惇《王世貞〈行草樂府詞冊〉與他的書法觀》評價王世貞真迹《行草樂府詞冊》時說道：“可知其取法正從二王一派而來。此卷行草二體夾雜，以草為主……精彩處尤見其谙熟草法，于流利酣暢中透出清秀典雅的書卷氣息。”（《中國書法》2003年第9期）王世貞對宋人整體評價不高，其取法更不會是朱熹。

其次，部分字詞寫法有出入。如《王世貞尺牍》中多次出現的“月”“山”“理”“兩”等字，在取筆筆法和字體效果上，與現存真迹中的字皆不一樣。

另外，印章字體和内容有所不同。如《王世貞尺牍》中的“元美”印章字迹和現存真迹中的“元美”印章均不同，且現存真迹中，有“王元美印”“元美”“天弢居士”“五湖長印”“弇州山人印”“鳳洲”這些印章，卻沒有“王世貞印”，按照古人刻章習慣，也極少會刻自己全名，一般以字号、雅室名等代替。

綜上可知，《王世貞尺牍》确為後人僞作，不能據此對王世貞進行書法、文學等方面的研究。

《光明日報》（ 2022年06月25日11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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