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晔旻
“财政收入為5.03億裡弗爾,支出為6.29億裡弗爾,赤字為1.26億裡弗爾,應償付的國債利息為3.18億裡弗爾。”走投無路的路易十六極不情願地承認:“諸位看到,用其他辦法擺脫國家财政危機已經不可能了,接下來隻能召開三級會議,與全體國民協商。”
《瑪麗·安托瓦内特被帶往刑場》
用事後諸葛亮的眼光來看,這次會議對國王非常重要。19世紀的法國曆史學家米涅分析道:“他(指路易十六)本可以因此而恢複他的權威,并因親自行使職權而避免釀成一場革命。”1789年5月5日,中斷了175年的三級會議在凡爾賽宮如期召開。剛開始,當國王走進會場時,全場熱烈鼓掌。路易十六宣布:“我希望像我曾經設想的那樣,各個等級意見一緻,同我一道促進國家的普遍利益,決不使希望落空。”然而,第三等級早就不滿足于納稅最多、權利最少的地位,隻要有合适的機遇,它就要将自己的意願表達出來,重新“改寫”社會結構。可是這一要求卻被國王和特權等級拒絕,于是他們自行召開國民議會。在革命的導火索已冒煙的關鍵時刻,路易十六仍未意識到局勢的危險,竟悍然封閉了國民議會會場。
革命就此爆發。1789 年7月14日,兩萬民衆攻占了“巴士底獄”。可是,後來人們發現,在這一天的日記裡,路易十六居然是這樣寫的:“14日星期二,無事”,随後國王安然就寝。當利昂庫爾公爵不顧衛士的阻攔闖進卧室,攪醒他的美夢,告訴他巴士底獄被攻占的消息時,他驚慌地問:“啊?你給我帶來了一個造反的消息?”公爵馬上糾正了國王的用詞不當:“不!陛下,這是一場革命!”
革命的中心,正是法蘭西王國的心髒。自中世紀起,巴黎似乎已是王國内最大、手藝最巧的城市。随着近代行政事務全部集中到巴黎,工業也集中到這裡。巴黎越來越成為時尚的典範和仲裁者,成為整個法國權力和藝術的唯一中心,到了1789年,巴黎已經成了法蘭西的主人,盡管它還未完全吞噬“遙遠的外省”。早在此前幾十年,就有人擔心,“首都是必要的,但是如果頭腦變得過大,身體就會中風而總崩潰⋯⋯”
事實正是如此,波旁王朝對法國數百年的集權統治,在很短時間裡就在巴黎發生的革命中土崩瓦解。路易十六很喜歡休谟的《英國史》,他非常清楚,150年前的英國曾經有過“革命”,所以他清楚“革命”對自己意味着什麼,但向來反應遲鈍的他對此毫無辦法,也不敢抵抗“人民”的意志。這時反倒是瑪麗·安托瓦内特堅決不向革命低頭。這個向來耽于享樂的女人,終于在此時爆發出驚人的意志力,自始至終捍衛着王權,如法國政治家米拉波所說:“她是凡爾賽當時唯一的男子漢。”
瑪麗·安托瓦内特的卧室複原場景,位于凡爾賽宮
她不停地在宮裡用暗語寫信,聽取報告,召集大臣們議事,教育子女,并積極策劃、聯絡,準備逃到保王黨勢力集中的地方去,組織軍隊反擊。然而,一個柔弱女子的抵抗與螳臂當車又有什麼區别?1789年10月5日,凡爾賽宮被攻陷,國王一家被軟禁。瑪麗·安托瓦内特還不死心,打算想辦法尋求國際幫助。當然,最有可能幫她的就是自己的娘家奧地利,當時在位的皇帝是她侄子弗朗茨。1792年,奧法之間的戰争打響,王後不遺餘力地為奧方提供軍事情報,希望他們能攻進巴黎,解除法蘭西王室面臨的危機。在她看來,這一切都是理所當然的。她從小受到的教育就是,國家是屬于國王的,國王代表法律;誰為國家和王權而戰,誰就是為正義事業而戰;誰反對王權,即使他在捍衛自己的國家,也是暴動者和叛逆者。
可是,法蘭西大革命吹響了民族主義的号角。瑪麗·安托瓦内特的行徑,在新的時代是毫無疑問的叛國行為。這個罪名足夠她被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送上斷頭台了。在她之前,1793年1月18日,國民議會已經“宣布路易十六為法國的賣國賊、人類的罪人,立即以革命的名義判處死刑”。三天之後,路易十六被押上了革命廣場(後改名協和廣場)的斷頭台。頗具諷刺意味的是,路易十六當年曾親自參與了斷頭台的設計,他命人将鍘刀改成三角形,大大提高了斷頭機的效率。沒想到自己最終卻成了這部殺人利器的刀下之鬼。
《瑪麗·安托瓦内特和孩子》
10月,厄運終于降臨到王後身上。10月12日,開始了所謂“審判”,諸多的罪名加在了她身上,雖然沒有一點證據,結局已經注定。無論瑪麗·安托瓦内特在法庭上說什麼,結果都一樣。由12名巴黎市民組成的陪審團十分清楚,他們的任務不是裁決王後是否有罪,而是要将一個危害國家的女人判處死刑。他們要麼送瑪麗·安托内特上斷頭台,要麼自己人頭落地。10月16日中午,瑪麗·安托瓦内特與她的丈夫一樣,在斷頭台上結束了一生。但她保住了王後的最後尊嚴。就連她的敵人也不能不承認,“我還有一點要說的,這個女人一直到死都表現得很驕橫、膽大。”
在日漸激進的法國大革命中,這隻是一個微不足道的插曲。不久,就沒有人想起安托瓦内特了,除了王後的小狗,“有幾天四處奔跑,(在監獄裡)一個房間一個房間地嗅,從一張床跳到另一張床,尋找它的女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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