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遞員、外賣騎手、專職滴滴司機，被稱為互聯網時代的“新生代民工”。事實上，一如以建築工人為代表的“舊民工”成就了國際化大都市的實體，如今讓我們倍感驕傲的、為我們提供高度“便利”生活的中國互聯網，其燃料正是這些新生代勞動力。

而提到這些新生代工，我想起了我自己經曆的一件小事兒。

大概一個月以前，我下班坐電梯下樓，跟我一起進電梯的是個送快遞的小夥子。電梯關門的時候他接了個電話，因為要搬東西，他開了免提。電話是他老家的女朋友打過來的，講的是豫東方言。

倆人寒暄了幾句，女友突然就說，xx結婚了，咱們啥時候結？這顯然是她打來這通電話的原因。小夥子臉色立刻就變了，說你着什麼急？我這不天天攢錢呢嘛！等我攢夠了，就回家結婚。

話聊到這兒，一切都還挺正常的，電梯也下了幾層，但他女朋友不知又說了句什麼，這小夥子突然就情緒激動了起來，說：“你别看城裡那些白領一個個像個人似的，穿的人模狗樣，其實狗xx不是，他們都是狗x！”，怒目圓睜，滿臉青筋，給我吓了一跳。

“新民工”眼中的白領

我沒再和那位在電梯裡爆發的快遞員接觸，因為他的惡毒言語已經讓我感到不适。但後來，我問過一位與我相熟的外賣騎手小方，我的問題大概是：如果假設你對你每天服務的白領感到不滿，那這個不滿的理由最有可能是什麼？他想了想說，他不太理解為什麼那些人明明賺的比自己多不了多少，還過着那麼“奢侈”的生活。

如果我沒猜錯的話 ，電梯裡的快遞員的那次爆發，多多少少也包含着這樣的想法。

“明明賺着6000塊的月薪，卻背着兩萬塊錢的包；明明家裡拿不出買房的首付，自己卻完全不存款，過度“貪圖享樂”。”這便是一部分“新民工”眼中的白領形象。

盡管不是所有的新民工都對白領懷有敵意，但毋庸置疑，新民工與白領在生活觀念上的隔閡，已經在他們一次次交接快遞和外賣的過程中，衍生出了某種值得關注的普遍矛盾。

北京朝陽區建外大街東大橋路路口。作者供圖

不同于像建築工人、流水線工人這樣的“舊民工”，“互聯網新民工”們已經擺脫了工地闆房和工廠圍牆，活躍在都市最為繁華的空間。但當他們與“白領”們産生了足夠多的交集，生存邏輯的迥然相異會使他們懷疑“白領”階層的合法性。

換言之，相對于“當局者”，也就是白領本身，這些貌似栖身于“底層”的新民工，往往更加了解白領階層的脆弱本質。其中一些極端的個體，比如電梯裡爆發的快遞員，比如微信群裡口出污言穢語的滴滴司機，他們的惡毒往往暴露了一種十分微妙的心态：白領，其實并沒有看上去那麼光鮮。

兩種“底層”勞動力

要理解新民工群體的這種心态，一個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去調查他們的收入，并将其和與他們同齡的白領的收入相比較。

那麼外賣員、快遞員這樣的新民工，每個月都能賺多少錢呢?

先說外賣。以外賣平台餓了麼為例：餓了麼與旗下騎手的勞務關系有自營、代理和衆包三種模式，除了衆包是類似滴滴一樣可以做兼職外，北京、上海這些一線城市，自營和代理旗下的騎手月薪在6k-12k之間，多勞多得。在我曾經走訪過的、位于上海虹口虬江路的一個餓了麼站點，有半年以上送餐經曆的外賣員每月一般可以有8k-10k的收入。

外賣行業的準入門檻極低，隻要身體健康、會騎電動車、能吃苦，再加上别是路癡就行了。經驗的積累也十分容易，在固定的片區跑熟了，知道哪裡樓下不讓停車，哪裡電梯要等很久，哪家餐廳出餐慢，就行了。

而相比外賣行業，快遞行業從業者的收入，因為年資與區域不同，差異巨大。無論是順豐還是“通達系”，皆是如此。總的來說，誰掌握了更多發貨量大的客戶資源，誰就可以賺更多的錢。一般來說，“通達系”基層網點那些隻派件的基層員工，可以拿到 5k-8k的月薪。但如果你掌握了一定的客戶資源，或者在順豐混出了一定的資曆，收入就非常可觀了。

正是因為外賣行業與快遞行業存在這樣的差别，越來越多新來打工的年輕人會選擇去送外賣而不是送快遞。不少年輕的外賣騎手都有過送快遞的經曆。“xx的水太深了”，一位曾經在某知名快遞公司送過一年快遞的外賣騎手這樣告訴我。

但無論是送外賣還是送快遞，隻要你勤勞肯幹，八千以上的月收入，一般是能夠保證的。

北京市2017年的人均月薪為8467元。顯然，有一定經驗的“互聯網民工”，其收入是可以達到、甚至高于這個平均數的。

而一份2017年的調查顯示，當年在北京工作的本科畢業生的平均起薪為5200元，按百分之七的年平均增長率算，從這個平均數來看，一個普通的本科畢業生畢業數年後，才有可能拿到一萬塊的工資。

從實際情況看，我身邊畢業三到五年的普通白領，除了程序員等少數行業的從業者，月收入大概也都大概徘徊在一萬元左右，這還是在他們都畢業于很好的大學的前提下。以我自己為例，我畢業于武漢大學，算是知名的985院校，但直到畢業後的第三年，實際月收入才超過了一萬元。

事實上，在2018年的一份調查中，北京擁有兩萬元以上月薪的隻占人群中的7.3%，白領們引以為傲的“職業通道”正在變得越來越狹窄，而在高企的房價面前，“職業前景”、“成長空間”這些詞語也不再具有說服力。

對于“新民工”來說，年輕的白領已經不能在收入上“高人一等”。在事事以金錢為标尺的社會，中低收入的白領注定被人質疑。而他們竭盡所能維持着的體面，在新民工看來，顯然是虛僞可笑的。

一個有趣的事實是：對于外賣行業來說，北京、上海這樣城市的騎手收入之所以高，是因為這裡的訂單量巨大，而這些訂單的消費者，正是那些每天往返于出租屋和寫字樓之間的年輕白領。

也就是說，白領們的消費行為間接地為新民工們提供了工作機會，盡管二者都屬于超大城市中的“底層”勞動力，但在這樣的系統裡，白領們的錢正在源源不斷地流向新民工的口袋。而這些财富，最終會随着新民工們的離開流歸鄉土，變成彩禮、縣城裡的商品房和鄉村裡的三層小樓。與此同時，白領們拿到的，隻是信用卡賬單而已。

生存vs體面地活着

對于大部分新民工來說，城市隻是他們賺錢的地方，他們對參與城市生活沒有顯著的興趣，很多人在北京的生活就是“忍”：咬着牙賺錢，攢錢，一旦攢夠了錢，就回家結婚生子，做個小買賣。因此，他們竭力壓縮自己的生活成本，“體面”對于他們來說，遠不如每個月多省下一千塊錢來的實在。

我曾在上海跟拍過一天外賣騎手。中午吃飯的時候那個小夥子跟我說，我請你吃吧，今天這頓飯可以報銷，我說好，吃什麼呢？他說吃小楊生煎吧，每天送，也沒吃過。

小楊生煎的人均消費大概在三十塊錢左右，這樣一餐飯，對于那位小夥子來說顯然是奢侈的。

吃上如此，住上更是如此。

小方已經在國貿送了快一年的外賣了，目前他的月收入在九千左右，他的租房預算是1500元封頂：“超過1500我就走了，幹着也沒啥意思了”。

小方剛到北京的時候住在東南三環某小區的一張床位上，價格是一個月650塊錢。所謂床位，就是“群租房”。那裡的住房條件非常惡劣，小方當時住在客廳，那裡在某種意義上算是“公共區域”，隻擺了一張上下鋪，而在裡間的每間卧室裡，都擺了四到五張上下鋪，一套六十平米的房子，住了二十幾個人。小方的床位對着廚房，即使沒人開火，在床上坐着也能聞到刺鼻的油污味兒。

而比惡劣環境更讓人頭疼的，是群租房複雜的人員構成。小方居住的那間群租房，很多床位上住的是每日30元的短租戶。有一天早上小方去上班，把他一般随身攜帶着的錢包落在了床上，雖然錢包裡根本沒有現金，銀行卡裡也沒有錢，但晚上他回去的時候錢包還是丢了，那隻錢包是他女朋友送給他的。

事實上，直到現在，很多餐廳、健身房仍然會為他們的員工提供這種群租性質的“宿舍”。很多餓了麼的勞務代理商也會為他們的員工提供宿舍，但餓了麼原則上反對這種行為，一經發現，他們會責令代理商進行整改。

小方在群租房裡住了兩個月，房子就被街道責令整改了，小方被“清退”。這時有同事邀請他一同合租，這種“合租”，并不是我們通常理解的一人一間卧室的合租，而是指三到四個人共同租下一間三到四千元的卧室，然後在卧室中加床睡。但這樣的行為，往往會招緻其他房間室友的反感和投訴。好在小方幾個人都是外賣騎手，他們工作忙碌，每人一個月隻休息一兩天，再加上交流得當，通情理的室友也就願意包容他們，因此，小方一直在這間隻須分攤700元的房子裡住到了現在。

小方給自己的目标是，一個月存6000元，他很好地執行了自己的儲蓄計劃。而我，一個工作了三年多的“白領”，存款遠不及這位隻送了半年多外賣的22歲小夥子。

不過，并不是每個新民工都在租房問題上像小方一樣幸運，順豐快遞員小周，原本住在天通苑的一間地下室裡。這間地下室是被一家東北人承包起來的，内部進行了裝修和隔斷，雖然沒有窗戶，但每個隔斷都是一個獨立的私人空間，小周的房間比較大，月租是每個月900元。在後來的清退行動中，小周的地下室被查抄，他不得不搬到同一個小區樓上的隔斷房中，月租變成了1500塊錢一個月，盡管如此，他的房間仍然是衆多隔斷間中最差的、沒有窗戶的“暗間”。

一份2017年的調查聲稱：絕大部分快遞行業從業者對居所的要求很低，“隻要能有個栖身之所就行了”。實際的情況也大概如此，很少有快遞員、外賣員願意能接受兩千元以上的房租，當然，這裡面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除了晚上睡覺，他們很少會回到自己的住所。

在位于國貿地區的光華路SOHO，每天中午都會有保安來到大廳值守，防止外賣員在那裡的皮質座椅上躺着，理由是“形象不雅”。——下午一點到四點單量相對較少，有經驗的外賣騎手一般會選擇一個舒适的公共區域休息，相熟的餐廳是最常規的選擇，光華路SOHO的大廳雖然不讓躺着，但坐着也是很舒服的，每天下午，都會有成排的外賣騎手坐在那裡靠着牆睡覺，保安就站在旁邊看着，防止有人躺下。

鄭師傅夫婦已經在上海做了快十年的快遞了，盡管他們現在的收入已經和同齡的高級白領相當，但他們從來沒想過要留在上海。——事實上，去年他們已經在老家蓋好了房子，鄭師傅的手機存着不少自己房子和家鄉風景的照片，時常拿出來看一看，相對他們在上海的簡陋住所，照片裡的老家顯得十分豪華舒适。隻要閑下來，聊上幾句鄭師傅就會把話題引到他的老家上，“你以後一定要去我們那看一看”，能夠在未來回老家過一種舒适體面的生活，就是他在這裡風吹日曬的核心驅動。而關于上海，白領們所在意的漂亮街道、巷子裡的小酒吧和迪士尼樂園，對于鄭師傅來說幾乎毫無吸引力。

盡管像鄭師傅這樣的“新民工”已經是城市社會系統的深度參與者，但他顯然并不認可城市的生活方式。無法在大城市中找到歸屬感的新民工，和一心渴望在大城市安身立命的白領們，注定有着巨大的行為差距。

雖然沒有找到合适的數據，但根據我的經驗，月入一萬元的白領，一般來說是願意拿出三千元左右來租房。“三分之一”這個數字，在前段時間各類媒體因租房問題而采訪的大量例子中可以得到很好的印證。

在房租上漲前的北京，三千到四千元可以在自如租到一間面積尚可的單間，可以與一兩個朋友合租一套五十平米以上的整租房屋。租一間這樣的房子，可以保證放下足夠多的東西，可以在房間裡肆無忌憚的說話，可以帶異性回家過夜。在大多數白領看來，這些是最基本的體面。

現在，他們原本三千塊的自如單間要漲到四千元。這多出來的一千塊錢，本來可以用來進行基本的社交，可以攢上幾個月買一部心儀已久的耳機，可以定投進理财産品裡給自己象征性的增加自己抵禦風險的能力，總之這錢現在就被人無情地吸走了，他們原本不多的體面便又被剝削了一層。

我問小方：你覺得為什麼白領一個月能出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工資租房子？小方說，可能因為他們家裡有錢吧。

我告訴他，家裡有錢的年輕白領隻是一少部分。大部分人之所以敢拿出三分之一的收入租房子，敢餐餐吃三十塊錢的外賣，是他們覺得自己一定會在未來賺更多的錢，包括我在内。

這話隻是我脫口而出了，實際上，話出口半句，我心裡就已經沒了底氣。

城市社會秩序正在重構

從傳統意義上說，大部分白領都對自己的未來有着較高的期待。特别對于苦讀出身的“寒門子弟”來說，“知識改變命運”的豪邁宣言猶在耳側，他們所受的教育，又讓他們能夠在城市生活中獲得更多的愉悅，他們熱愛大城市，他們認為自己屬于這裡，他們有野心在這裡拼得一席之地。

然而，對于很多人來說，結局往往是“心比天高命比紙薄”。天堂超市二十塊錢的啤酒，三百八十塊錢一張的演唱會外場票，讓他們誤以為北京親切而友好，但直到房租上漲，他們才意識到，即使下定決心不結婚不生子，他們在這座城市的未來也遠沒有那麼輕松。

海歸的白領小劉現在在一家外企工作，她回國工作已經一年多了，但從未租過房子，而是一直住在自己同學、學妹的宿舍裡面。——大學的宿舍總會有那麼幾張空床，有的人在外地實習，有的人不在寝室裡住，總之她就這樣輾轉于北京的各大高校，就在上個月，她得到消息，自己一個學妹的室友下學期将出國交流，這也就意味着，春節以前，她将獲得一個穩定的住所。

小劉顯然是白領中的另類，不過在我看來，她是個很清醒的人。盡管有着名校、海歸、外企的多重标簽，她卻不認為自己與快遞小哥比起來“高人一等”。她對我說：“生存”比“體面”更重要。中産者的慣性在她身上戛然而止，也許，越來越多的“白領”、“知識分子”都将在未來重行小劉的心路曆程。

而于新民工們來說，互聯網顯然給他們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會：安徽甚至出現過“外賣村”，即一整個村子的男性都出來送外賣的例子。新民工們以這種奇妙的方式介入到“中産階層”的世界，借由以中産者的信心驅動着的消費力，謀得一份收入不錯的工作。城市中原本的社會秩序或将因為他們的壯大得以重構，然而，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卻并沒有意識到他們自己的這種地位。

我想，當我們回過頭來，看電梯裡快遞員毫無征兆的爆發，那次偶然的事件似乎包含着關于這個時代的諸多隐喻：當“白領”不再是個褒義詞，當互聯網的巨大觸手将社會裡的大多數人粗暴地攪在一起，當資本、體力勞動者和知識分子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連結，未來我們的社會關系可能會繼續被改變。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