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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天前，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推翻了 1973 年「羅伊訴韋德案」的判決，宣布「憲法不賦予堕胎的權利」，允許各州自行決定堕胎是否合法。此舉引發了全球性的文化「地震」：美國總統拜登稱「這一裁決令美國倒退 150 年」，美國民衆接連上街抗議，英國、法國領導人都公開表示批評。

自美國前總統特朗普任命三名保守派大法官以來，加上保守主義風潮上漲多年，今年五月更有保守派大法官阿利托判決書草案的「洩露」——「羅伊訴韋德案」被推翻，明眼人都知隻是「時間問題」。

表面上争的是堕胎的權利，但「羅伊訴韋德案」早已超越了健康、女權的範圍，成為美國憲法、法律、道德和政治上的「生死命題」。

美國女性最關心的問題，從生理期追蹤應用 Stardust 的「火爆」體現出來。該應用一度飙升至美國 Apple App Store 榜首，并承諾加密用戶數據，不會上交給政府。

App，能幫人們奪回堕胎權嗎？

堕胎權翻轉

「羅伊訴韋德案」被推翻，首先影響的是育齡女性。

由共和黨把持的「紅州」，已經全面禁止堕胎，并相繼籌劃立法，禁止本州女性去其他州堕胎；而民主黨把持的「藍州」，既不能保證未來聯邦層面不會發布全面禁止堕胎的法令，還有可能因此背上和其他州的官司。

對于育齡女性來說，堕胎的法律風險已經大大提高，而堕胎本身就存在一定的健康風險，那麼，利用科技手段如 Stardust、Clue 之類的軟件應用，來觀察和記錄自己的生理周期、懷孕日期，就變得非常合理了。

除了下載追蹤應用，女性也在大量囤積緊急避孕藥。美國的 CVS 和 Rite Aid Corp 藥店，本周一宣布限制購買，每人最多買三片，以确保能持續供應。

同時，能夠長期避孕的宮内節育器的需求也在激增，越來越多的消費者正在網上預約購買。

其次，對已經懷孕的女性來說，生育或流産的過程變得艱難起來。《柳葉刀》的一篇社論曾指出，全球每年有約 1.2 億次意外懷孕發生，其中五分之三以流産告終，而隻要使用醫學推薦的方法、并由訓練有素的專業人士完成，堕胎大概率安全。

堕胎權在多個州被禁止後，患者是否可以流産、何種情況下适合流産，以及如何定義堕胎和流産的區别，都變得不再「大概率安全」了。在德克薩斯州，「幫助堕胎」最高可被判處無期徒刑，醫生根本不敢做出「跨越雷池」的建議。

「紅州」如密西西比州、德克薩斯州的堕胎群體，不得不跨州尋求幫助。其接受護理的平均距離，從 25 英裡增加到 125 英裡。這些人往往是少數族裔等邊緣群體，并不富裕。

另外，保險公司和診所也受到影響。前者要研究法律程序，幫助孕婦跨州進行堕胎手術，還得讓雇主和公益團體去面對更高的雇傭成本問題和後勤保障。診所和醫生面對更多的臨床困境，例如在「子宮切開術」和「排空堕胎手術」之間如何抉擇——前者不會觸發「堕胎權」禁令，但會增加患者并發症風險。

App的風險——數據迫害

美國女性對堕胎的需求很高。有三分之一經曆過廣義上的「堕胎」，包括使用堕胎藥。

這部分需求，雖然科技公司提供的生理期追蹤應用，提供了一部分解決方案，但也隐含了很高的風險。應用中關于生理期、懷孕期、激素波動等數據，如今都可以用來起訴打算堕胎的女性。那些有「堕胎賞金」的州，還能用這些數據搞政治迫害。

德克薩斯州去年通過一項法律，任何公民成功起訴懷孕六個星期并打算堕胎的女性、醫療工作者或者任何幫助堕胎的人，都可以拿到至少 1 萬美元的賞金。其他「紅州」也有模仿的想法。

這種情況下，Stardust 「火爆」是有道理的。因為創始人大張旗鼓地表示，該應用使用了加密手段，數據不受政府控制。根據 Sensor Tower 的數據，6 月 24 日「羅伊訴韋德案」被颠覆當天，Stardust 達到 13 萬 5 千次新安裝量，比前一天安裝量增加 4400 %。第二天，又增加 20 萬次安裝，排位從應用商店的第 119 名升至第 1 名。

人們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類似的身體數據記錄應用，之前都有和第三方追蹤公司、分析公司共享數據的「前科」。去年，一款名為 Flo 的應用違反了隐私政策，需要與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達成和解。另一款名為 Glow 的應用，因暴露女性醫療信息，與加利福尼亞州達成和解。

Stardust 的加密是否靠譜，目前還沒有确切的證據。其官方介紹中，已經删去「端對端加密」的字樣——此前大肆宣揚的就是這一點。

可怕的是，不僅僅是生理期追蹤應用，浏覽器、搜索曆史、電子郵件、短信、日志，以及其他每天都需要打開的商業應用，都可能暴露用戶的生理數據。最高法院的裁決，急劇放大了用戶隐私暴露的擔憂。

The Register 近日聯系了亞馬遜、微軟、谷歌、Meta 和推特，詢問「貴公司會做什麼來确保收集的數據不會被用來起訴尋求堕胎的女性，以及提供堕胎支持的個人或組織？」這些科技巨頭暫時沒有回應。

技術保障權利？

堕胎權重要、敏感，因為它牽扯到的是權利如何推導的法理問題。

此前，一份疑似由最高法院薩姆埃爾·阿利托大法官（ Alito ）撰寫的多布斯訴傑克遜婦女健康組織案（密西西比 15 周堕胎案）判決書草案全文在網上曝光。鐵杆保守派阿利托，直接抨擊了「羅伊訴韋德案」，稱其一開始就犯下了「嚴重荒謬的錯誤」。

他的意見是，堕胎權既不是憲法規定的權利，也不是存在于美國社會曆史上根深蒂固的權利，最高法院根本沒道理「立法」。換句話說，這屬于「原旨主義」看法——最高法院隻能作憲法、法律的解讀和诠釋，不是立法者。

而 1973 年的激進判決，當時的最高法院是通過判例來立法的——直接宣布堕胎權全美合法。判決也留下了難以彌合的「口子」，沒有将堕胎權視為基本權利從而給予完整的憲法保護，而是用本身就充滿争議的隐私權作為堕胎權的支撐理論。這個做法非常「能動主義」。

不過，并不是保守派法官全都喜歡「原旨主義」，自由派法官就喜歡「能動主義」，大家還是按照自己的價值觀來，需要原旨就原旨，需要能動就能動。

1973 年「羅伊訴韋德案」宣告堕胎權全美合法之後，堕胎問題得以「擴大化」，從健康衛生問題，變成了憲法和政治問題。20 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平權風潮中，美國最高法院的自由派發揮出的能動性是非常驚人的。同時，反堕胎勢力也從地方走向全國，從很少一部分天主教擴大到福音派基督教、社會保守派中間。

由于當年的堕胎權利源自「隐私權」，前者遭到禁止，也意味着一系列隐私權連帶着也不那麼「穩定」了。包括關聯的同性婚姻權利、避孕權，都變得岌岌可危。

人們更多考慮堕胎權的權屬問題。女性的（懷孕的）身體，到底是屬于自己，還是屬于國家/社會等公共領域，不同國家、地區、文化，都有不同的解釋。同時，胎兒的身體又屬于誰？

生命權從何處開始？15 個國家的生物學家從生物學角度給出答案：生命與生命權從精子和卵子的結合開始。從人權開始的地方，道德、法律也要開始。然而，人權從何處開始？沒有人确切知道。

當權利無從界定的時候，人們曾如此依賴的科技，也就很難發揮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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