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後期，禮廢樂壞，大小相逾，不成體統。至《論語》成書時，應當還處于這種狀态中。《論語》的終極思想是宣傳“仁義道德”，但就本篇而言，論述“禮”的目的，還在于救治社會時弊。治病要先找出病之所在，于其時而言，最大的問題莫過于當權者的“違禮”行為。故本篇開頭兩章，先列舉二個“違禮”案例，以正“禮”之視聽。
“孔子謂季氏”，“季氏”，魯國“三桓”之一，魯國當權者。這是孔子在批評季氏家族違禮之事，“季氏”具體指誰，什麼時候什麼地方作的批評，這些都不重要，故略去，重點在于講清楚什麼是違禮。
“八佾舞于庭”，“佾”，古代樂舞規制，一佾為八人。按“周禮”，天子用“八佾”，諸侯用“六佾”，卿大夫用“四佾”，士用“二佾”。“季氏”為卿大夫，按“禮”隻能用“四佾”。“季氏”為什麼敢用“八佾”之舞呢？這裡有很多原因。因為周公旦對周王朝貢獻太大，周公旦死後，周成王特許魯國郊祭文王，以示周公之位等同于天子，故魯國不同于一般諸侯國，享有天子郊祭才能用的禮樂規制，但這樣的做法與周公旦的“周禮”思想并不一緻，嚴格來說已經屬于違禮的行為，但又不能不按周成王的意志行事，故魯國郊祭采用“八佾”之舞于禮亦說得過去，但若納“八佾”入宮室作為宴樂之舞則就是明顯的違禮了。但在其時納“八佾”入宮室顯然是一種常态了，即使在魯國人看來，估計也不會認為國君在任何時候采用“八佾”樂舞會有什麼不對。在政出“季氏”之後，“季氏”作為陪同國君郊祭的主角，把“八佾”之舞納入自家庭堂，多少有點“順便而為”的意思。不過在這裡，分辨“季氏”是有意“違禮”還是無意“違禮”已不重要，編者的目的，就是要借“八佾舞于庭”來說明一個事實：這麼做，就是“違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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