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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曲劇本的特點

圖文 更新时间:2025-01-30 16:24:47

昆曲劇本的特點(好書推薦南戲)1

《戲史四說》

徐宏圖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内容介紹

南戲,是中國北宋末至元末明初,在中國南方地區最早興起的漢族戲曲劇種,是中國戲劇最早的成熟形式之一。昆曲是漢族傳統戲曲中最古老的劇種之一,也是中國漢族傳統文化藝術,特别是戲曲藝術中的珍品,被稱為百花園中的一朵“蘭花”。元雜劇,又稱北雜劇,是元代用北曲演唱的傳統戲曲形式。儀式劇既具有宗教儀式的性質,又具有中國戲曲的特征,是介乎儀式與戲曲之間的藝術形式,起着承上啟下的作用。

本稿是作者多年以來對于以上幾種戲劇起源、發展、具體劇目、相關人物等内容所進行的研究總結。考察了南戲的濫觞、誕生、分期、遺存等;昆曲的入京、入浙及張宗祥、莊一拂、周瑞深、黃源、徐朔方等人物;傩戲的起源、流向及其在浙江的遺蹤等問題。

作者簡介

徐宏圖,男,1945年3月生,浙江平陽縣人。先後任《中國戲曲志·浙江卷》編輯部編委兼責編、浙江省藝術研究所研究員、浙江藝術職業學院研究員,現任杭州師範大學人文學院研究員。長期從事中國戲曲史論研究,已出版專著《南戲遺存考論》《南宋戲曲史》《浙江昆劇史》《浙江戲曲史》等30多種,發表論文200餘篇。其中《南戲遺存考論》《南宋戲曲史》《浙江昆劇史》分别獲浙江省第十五屆、十六屆、十七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的一等獎、二等獎、三等獎。

前言摘錄

我研究戲曲已半個多世紀了,1984年之前為業餘研究,從是年開始因調入浙江省文化廳主持的《中國戲曲志·浙江卷》編輯部擔任編委兼“責編”便轉入專業研究。從此,不僅使我有機會考察全省乃至全國的戲曲曆史與現狀,如下劇團體驗演藝生活、接觸編導與演員、觀看各劇種的演出等,而且還收集了大量的戲曲文物與資料,為日後的研究打下基礎,我的大部分專著與論文,均離不開于戲曲志編纂期間搜集的史料。其中已發表的200多篇論文散見于海内外各種雜志與報紙,為了便于讀者查閱,現選擇30篇,分為“說南戲”“說昆劇”“說元雜劇”“說儀式劇”四編結集出版,末附已發表的著述簡目。現先将我的主要學術觀點略說如下:

關于南戲,有四點拙見:一是針對王國維認為南戲的誕生與宋雜劇“無涉”的論點,提出南戲是由溫州的“裡巷歌謠”吸收諸多藝術成分而發展起來的,其中宋雜劇的影響尤大,已在“自報家門”“腳色行當”“服飾”“劇目”以及綜合表演等五個方面為南戲的誕生奠定了一些基礎,可見,二者從體制上說可謂“無涉”,但從前者對後者的影響方面說則是緊密關聯的。二是首次對南戲的發展作了分期,共分為五期:北宋宣和前為誕生期,南宋光宗朝為成熟期,光宗朝至元末為鼎盛期,元末至明嘉靖年間為演進期,明嘉靖至清初為傳奇期。傳奇時期的南戲依然存在,從而颠覆了“南戲隻存在于宋元至明初”的舊說。三是提出“傳奇”是劇本形式而不是劇種的觀點。認為“傳奇”誕生之前,南戲的劇本形式稱“戲文”,誕生之後稱“傳奇”,二者并無質的區别,隻不過前者大多為無名氏的民間作品,後者則是名公文士之作,故事更長、情節更離奇而已。四是指出南戲研究不能隻停留在已有史料的輯佚、彙編、集成等不斷地重複中,更要深入田野調查,調查南戲在民間的遺傳,包括作家、作品、表演藝術等。尤其是劇目,曾大量地被高、昆、亂、徽等各大聲腔劇種所改編或移植,一直在民間演出。詳見拙著《南戲遺存考論》。

關于昆曲也有四點:一是昆曲割不斷與吳歌的血緣關系,包括語音相承、音樂相繼、題材相襲諸方面。詳見拙作《昆山腔與吳歌的關系》。二是“草昆”之說無法成立。首先,昆劇在草台與廟台或城鎮戲台演出的劇目及規格沒有兩樣,不能因為在“草台”演出、具有草根性就稱它為“草昆”,在其他戲台演出的則稱為“正昆”。凡民間戲曲均曾在草台演出過,京、徽亦不例外,何不也稱京劇、徽戲為“草京”“草徽”呢?這顯然不合情理。其次,所謂唱腔“不正規”“不純粹”,這是一種靜止眼光的說法,須知任何事物都是發展變化的,水磨昆腔從昆山流向外埠之後,因受當地語言、欣賞習俗等因素影響而出現的某些變化,如字音直吐,不作反切;闆眼緊促,難以舒緩等都是很正常的,而且是必要的,因為隻有這樣才能滿足流入地觀衆的審美需求。把這種必要的變化而斥之為“不正規”“不純粹”,甚至懷疑其“花”的本質而貶其為“草”,不僅不慎重,而且不科學。第三,“與其他聲腔劇種同台演出”,這更不能成為“草昆”的理由。衆所周知,清中葉亂彈迅速興起,昆曲受到沖擊,逐漸失去優勢,至晚清即不得不與亂彈、高腔、徽戲合班同台演出。同台演出隻是權宜之計,演出時絕沒有被對方所同化,依然追随“正昆”規格,何由謂之“草昆”?詳見拙作《浙江諸昆非“草”皆“花”》。三是首提“業餘曲社是昆曲的半壁江山”的觀點,在昆曲發展史上,曲社一方面為昆班培養和輸送人才,另一方面又接納了昆班藝人擔任教師,為昆劇事業立下汗馬之功。在昆劇面臨失傳的困境時,這種半邊天的作用顯得更加突出。例如,當國風蘇昆劇團在江浙一帶苦苦掙紮之時,杭州建德縣新葉村昆班卻進入四處被搶着邀演的時期,顯示其頑強的生命力,這是昆曲發展史上一個相對當可喜的現象。詳見拙作《業餘曲社的半壁江山》。四是對“京昆不擋”的舊說作了補證。舊說隻從京劇演員好學、多藝、能兼演昆劇的角度加以褒揚,筆者則從昆曲獨尊、京盛昆衰、拜昆為師三方面予以論證。同時指出“京昆不擋”是我國京、昆戲曲發展史上此消彼長而又同舟共濟的産物,它既造就了一代昆亂兼擅、文武不擋的京劇名家,又保存了一度衰落的昆曲實力,以圖東山再起,在中國戲曲史上寫下頗具特色的一頁,理應引起戲曲界的重視。詳見拙作《“京昆不擋”補說》。

關于元雜劇有三點:一是中國戲曲成熟的标志是南戲而不是元雜劇。因為确定戲曲的成熟标志,不能單從“文學性”去判斷,更應該從“演劇性”去衡量,元雜劇雖然在文學性方面取得空前的成就,正如王國維《宋元戲曲考》所評價的“為一代之絕作”,然而在演劇性方面,遠不如先出于它的南戲成熟。例如在演唱方式上,元雜劇的每一折戲隻允許一種腳色放唱,凡由“正末”唱的,稱“末本”,凡由“正旦”唱的,稱“旦本”,就大不如南戲各種腳色都可以唱,或獨唱,或對唱,或合唱,或輪唱,完全不受約束來得成熟。二是元雜劇雖然誕生在北方,先在北方嶄露頭角,出現了關漢卿、王實甫、馬緻遠、白樸等大家,被學術界稱為第一個繁榮期。然而,随着南宋王朝的滅亡、元朝一統天下,就很快地傳播到南方,關漢卿、珠簾秀等名家名伶紛紛來到杭州,杭州成了創作、演出、研究三大中心,其繁盛或超過大都時期。三是分别記錄、研究元雜劇作家與演員的《錄鬼簿》與《青樓集》堪稱是元代戲曲論著的“雙璧”。前者為鐘嗣成著,記錄約150位作家的事迹,後者為夏庭芝著,記錄約150名演員主要是坤角的身世與演藝,均為空前絕後之作,必須更加深入研究。詳見拙著《青樓集箋注》。

關于儀式劇有四點:一是提出“内壇法事外台戲”的觀點。凡舉辦祭祀活動并演出儀式劇,均有内壇與外台兩個區間,内壇由道或釋主持法事儀式,參與者均為頭家與信徒;外台則請戲班演出與内壇相關的劇目,如傩戲、目連戲之類,以招待廣大觀衆,既娛神又娛人,戲台的對面設有神位,故魯迅《女吊》才說:“凡做戲,總帶着一點社戲性,供着神位,是看戲的主體,人們去看戲,不過叨光。”詳見拙著《浙江目連戲資料彙編·前言》。二是儀式劇的發展曆經“兩大蛻變”:首先,由儀式蛻變為儀式劇,如目連戲即蛻變于中元節内壇誦念的《佛說盂蘭盆經》,又稱《目連救母經》,叙述釋迦牟尼十大弟子之一的目連十殿救母的故事。他如傩戲、醒感戲、孟姜戲等無不如此。其次,由儀式劇蛻變為普通戲劇,如永康醒感戲,原先隻能在“慶忏鴻樓大會”(俗稱“翻九樓”)道場中演出,為内壇服務,演出時尚有種種限制,如場景必設地府、十殿、油鍋、血湖等,後來經過破除“迷信”,脫離儀式,蛻變為普通戲曲,原先的種種限制統統抛棄,終于成為本省十大高腔劇種之一。(詳見拙作《永康醒感戲初探》)紹興孟姜戲的演變過程與永康醒感戲相似,有“日翻九樓,夜演孟姜”之稱,蛻變于“太平會”儀式,再度蛻變即成為高腔孟姜戲。(詳見拙作《日翻九樓,夜演孟姜》)傩戲亦大緻如此,從傩儀到傩舞再到傩戲的蛻化過程。(詳見拙著《浙江傩戲資料彙編·前言》)。三是對任二北、鄭振铎的“目連戲傳自印度”的觀點提出質疑,闡述了“中國目連戲非傳自印度”觀點。同時闡明了目連戲誕生的“經文—變文—戲文”的三大曆程:經文,即西晉初年三藏竺法護據梵文翻譯的《佛說盂蘭盆經》,為目連戲的故事情節提供依據;變文,即《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為目連戲的演唱奠定基礎;戲文,由于戲劇所必須具備的故事情節及表演形式均已成熟,目連救母這個故事便從變文中脫胎而出,首先以宋雜劇《目連救母》進入戲劇領域,再進一步即成為戲文或院本《打青提》等,至明代鄭之珍據民間大量傳本編為《目連救母勸善戲文》。(詳見拙作《中國目連戲非傳自印度辨》)四是提出“農村的戲曲靠廟會”的觀點,這是我長期關注并參加各種廟會的親身體會。首先,廟會為戲劇提供演出場所;其次,廟會為戲劇培養了大量的觀衆,廟會戲劇既不同于隻為少數人演出的堂會戲,也不同于限制在一定範圍内演出的劇場戲,而是具有廣泛群衆性的演劇活動;第三,廟會還是戲劇的避風港,在封建時代,戲劇經常要受到統治者的“榜禁”,隻有托為“禳災賽禱”,才能躲過此災。反之,廟會也離不開戲曲,它必須借戲劇以娛神(人),因此,各地廟會都有自己基本固定的戲班,不同的廟會要求演出不同的劇目,并通“鬥台”等形式培養觀衆的興趣與水平。(詳見拙作《戲劇的生存與廟會》)

我治學有兩大愛好,一是喜歡“獨辟小徑,不與人撞車”。王粲詩雲“城郭生榛棘,蹊徑無所由”,拙作無論内容或書名均有點冷僻,如戲曲類的《青樓集箋注》《戲曲優伶史》《南戲遺存考論》;宗教類的《平陽東嶽觀道教音樂》《磐安縣樹德堂道壇科儀本》等;民俗類的《仰頭村的西方樂》《深澤村的煉火儀式》等,均為前人所未寫(詳見拙作《獨辟小徑的收獲》)。二是重“田野調查”,即前人所謂“讀萬卷書,行萬裡路”。這與20世紀90年代初應邀參加中國台灣“清華大學”王秋桂主持的“中國儀式劇研究計劃”及香港中文大學曹本冶主詩的“中國傳統儀式音樂研究計劃”密切相關,使我有機會接觸一批西方人類學家,向他們學習田野調查的概念、意義、方法等,并學以緻用,深入民間調查,撰寫了諸如《紹興孟姜女》《永康醒感戲》《杭州抱樸道院道教音樂》等著作與論文。其好處是:寫前人所未寫,道前人所未道,無論專著或論文,均可避免撞車與雷同,給人以新感覺。

資料:上海古籍出版社

編輯:徐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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