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講人：程遂營 演講地點：中國礦業大學鏡湖大講堂 演講時間：2020年7月

所謂擇都，是指古代帝王選擇都城的行為。古都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的古都是我們大家所了解的那些統一王朝的都城，像秦、漢、隋、唐、宋、元、明和清的都城，包括西安、洛陽、開封、杭州、南京、北京等。廣義的古都包括範圍更廣泛一些，除了在中國曆史上曾經作為統一王朝的那些都城外，還包括曆史上的一些割據王朝、周邊少數民族政權以及農民起義政權等的都城。諸如春秋戰國時期孔子所在的魯國都城山東曲阜，西夏建都甯夏銀川，以及西楚霸王項羽曾經在彭城（今江蘇徐州）建都等。

那麼，到底是一些什麼因素使古代帝王擇都時選擇了其中的有些城市而沒有選擇其他城市呢？這是一個比較複雜的問題，也是國内外許多學者一直都在探讨的問題。甚至，在擇都問題上，還有不少曆史之謎有待破解。本次講座我們主要從農耕核心、天下之中、攻守形勢、水環境、龍興之地等等幾個古人曾經重點考慮的因素入手，談談我個人對古代帝王擇都的一些看法。

程遂營，河南舞陽人。河南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河南省優秀教師，河南省教育廳學術技術帶頭人。發表論文50餘篇，出版專著10餘部，主持國家社科基金等項目多項。近年來，受邀在央視《百家講壇》主講“六大古都”“黃河上的古都”“絲路上的古城”等系列節目，主講的《旅遊學基礎》《中國古都文化》先後成為國家級和河南省級高校精品在線開放課程。

農耕核心區的分量

在考察古都的區域分布時，我們很容易會注意到，很多古都特别是幾乎所有的“大古都”，都位于古代中華農耕文明的核心區域。比如：洛陽、鄭州、安陽、開封等著名古都位于黃淮海大平原，西安位于關中平原，北京位于華北大平原的北部邊緣，南京和杭州也位于長江和錢塘江形成的沖積平原地區。此外，在這些農耕文明區域還分布着諸如曲阜、淄博、邯鄲、濮陽、許昌、南陽、徐州、蘇州等曾經一度成為古都的城市。

據《史記·五帝本紀》記載，四千多年以前，我們的人文始祖黃帝先後打敗了炎帝和蚩尤，統一了黃河中下遊的黃淮海大平原地區，并開始在那裡“藝五種，撫萬民”。“五種”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五谷”，即麥、稻、黍、菽和稷，是古代中國人經常吃的、解決人們溫飽問題的最重要的五種糧食作物。“藝五種”意思是說黃帝利用黃淮海大平原良好的農耕條件，教百姓種植五谷，發展生産，解決百姓的基本生活問題。同時，也起到了安撫人心的作用。

為什麼我們的先祖選中了黃淮海大平原這一區域？清人認為黃帝的出生地在河南新鄭，乾隆《新鄭縣志·風土志》引《通典》解釋說：“地居土中，物受正氣”。通俗一點說，就是氣候适宜、四季分明、宜于農耕、宜于人居。加上黃河沖積所形成的肥沃土壤和臨近黃河的優越灌溉條件，就使數千年前的先民選擇了黃河中下遊地區作為他們最早發展農耕的區域，而這塊糧食品種豐富、多産的區域也自然成為早期帝王都城的首選之地。從古代文獻和現代考古發掘資料來看，在盤庚遷殷（今河南安陽）之前，夏朝和商朝的都城幾度遷移，但基本上都沒有離開黃河中下遊黃淮海大平原這塊主要的農業區。

緊接着黃淮海大平原進行開發的是關中平原，它是由黃河中遊的重要支流渭河及其支流泾河、沣河、灞河等河流沖積而成的平原，古人稱之為“八百裡秦川”。古代關中地區土壤肥沃，灌溉便利，非常适于發展農耕文明。按照古籍的記錄，人文始祖之一的炎帝就曾經在這個區域進行早期農業活動，使這裡成為我國較早被開發的農耕文明區域。古代封建王朝中，秦始皇、漢高祖、隋文帝、唐高祖等建立的秦、西漢、隋、唐等統一王朝都把都城設置在了關中平原西安附近。

南京明代城牆的甕城王根鳳攝/光明圖片

另一個因為經濟因素而在古都史上凸顯的是地處西南地區的成都平原，特别是在李冰父子建成都江堰工程之後，成都平原生産得到了極大進步，“天府之國”之譽由此而生。古蜀國的都城，以及三國時期劉備建立的蜀漢，五代十國時期前蜀、後蜀的都城等都選擇在這裡。

都城是古代王朝的經濟政治中心，都城的功能性人口衆多，帝王、官員以及駐紮這裡的軍隊，還有老百姓，都要吃飯。封建王朝首都中還有為數不少的外來流動人口，也需要口糧，而黃淮海大平原、關中平原、成都平原等等古代重要産糧區有能力滿足這麼多人吃飯的基本需求。因此，古人在選擇都城時，必須要考慮都城地域的人口問題；更确切地說，必須要考慮擇都之地是不是農耕文明的核心區域，是不是糧食的主産區。

尋找“天下之中”

大家在閱讀古代王朝曆史時，可能還會注意到另一個現象——中原多古都。狹義的中原，主要指的是河南這片區域。廣義的中原，除了河南省以外，還包括周邊的山西、河北、山東以及安徽的部分地區。在中原這個地區，既有洛陽、開封、安陽、鄭州這些著名古都，也分布着許昌、南陽、邯鄲、曲阜等等這些小型古都。

為什麼中原這個區域多古都呢？大家都知道，現在社會的交通、通信都非常發達。無論你家住哪裡，乘坐飛機、高鐵或者開着自家車就可以實現說走就走的旅行。通信呢，我們拿起手機，打一個電話，發一條微信，或者來一段視頻，就能很好地與異地之間進行聯絡和溝通。但是，在古代就不是這樣了。古代帝王擇都的時候，如果都城在管轄國土區域内的位置太過偏僻，既不利于帝王和國家政令的上傳下達，也不利于古代國家對于偏遠地區的行政控制。因此，古人擇都時必須考慮交通要素。哪裡是交通比較理想的位置呢？一般來說，位于統治區域相對中心的位置可能就是比較理想的選擇。都城設置在統治區域的中心位置，無論是對于國家政令的下達、地方信息向中央的彙總，或者賦稅的征收、軍隊的調動等，路程遠近都不會出現較大的差異，這對古代中央與地方交流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古代都城的區位和它與統治區域東西南北的距離問題就是必須要考慮的要素，都城是不是位于“天下之中”，就顯得異常重要了。

唐長安城平面示意圖資料圖片

那麼在古人眼中，哪裡是“天下之中”呢？

按照史料記載，古代夏朝建立的時候，大禹把全國的區域劃分為九州（兖、青、徐、冀、豫、雍、梁、荊、揚）。其中以今河南為中心的地區為豫州，正好位于其他八個州的相對中心區域，人們就把這裡叫“中原”或“中州”，大概位于“天下之中”。等到西周建立的時候，都城選擇在鎬京（今西安附近）。西周初期著名的政治家周公，輔佐周成王治理國家。周公當時曾受周成王的指派，去測量哪個地方是“天下之中”。根據《史記·周本紀》的記載，通過詳細調查、觀測和取證，周公認為洛陽就是“天下之中”：“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裡均。”也就是說四面八方給朝廷進貢的話，路程遠近都基本均等。所以，到東周的時候周平王就正式把都城遷到了洛陽。此後，劉秀建立的東漢、司馬氏建立的西晉、孝文帝時期的北魏，以及隋炀帝和唐代武則天時期等很多朝代也都在洛陽建都。

攻守形勢的需求

古人擇都時，往往希望自己開創的王朝能夠傳承千秋萬代。雖然這個想法從來沒有實現過，但是擇都時對國防安全的重視也一直延續下來。在古代，那些形勢險要、“進可攻退可守”的軍事要地，往往會進入帝王擇都時的備選名單。在火藥武器還沒有大規模運用于戰争的冷兵器時代，險要的地形在戰争中是非常重要的，哪一方占據了有利的地形，就可能更容易把握戰争的主動權。

一說到王朝古都的險要地勢，在座很多朋友可能第一時間就會想到南京、西安、洛陽以及北京。南京被稱為“虎踞龍盤”之地，北有長江天險，周邊有衆多山地拱衛；洛陽周圍有黃河、洛河、邙山等高山大川作為險阻；北京的北面則有燕山和長城作為向北防禦的屏障，是抵禦古代北方遊牧民族南下的易守難攻之處。不過，就我個人來看，在我國所有古都城市裡面，就“進可攻退可守”這個标準而言，可能沒有哪一座城市比古代的西安地區具有更突出的優勢了。

洛陽定鼎門遺址博物館（2017年攝）新華社發

秦朝末年，漢高祖劉邦在楚漢戰争中戰勝項羽之後，張良曾經勸劉邦遷都關中的長安（今陝西西安）。據《史記·留侯世家》記載，在勸說詞中，張良特别強調說，關中這塊區域是“金城千裡，天府之國”。意思是說，關中平原好比一座固若金湯的城池，難以攻破。同時，又仿佛是上天賜予人間的府邸，沃野千裡，非常适合建都。從宏觀上來看，西安位于我國地形的第二個階梯黃土高原的東南部，黃河中遊地區，四面山河環繞。出于軍事上的需要，古人在西安周邊山谷和河畔的險要地方設置了不少關隘：東面有函谷關、潼關與浦津關，南面有子午關、大散關與武關，北邊的北山有蕭關與金鎖關，西邊設有隴關。古人的“關中”稱謂，意思就是在衆多關隘保護之下的地域的意思。古代關中的這種地形優勢，在戰争時期，很容易就成為防禦關中的軍事優勢。一旦軍情緊急，四面閉關自守，外敵即便人多勢衆，也要面對“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雄關防禦，很難快速取得軍事進展。而古代關中又有号稱“八百裡秦川”的肥沃之地，可以确保自給自足，為防禦關中的軍事力量提供經濟基礎。漢高祖劉邦聽從了張良的建議，就把漢朝的都城建在長安（今陝西西安），成就了西漢200多年的統治局面。

這裡，還要特别說明一下：在現代全國區位示意圖中，大家會覺得西安位置相對偏西，劃歸西北地域。但從古代漢唐時期的統治格局來看，西安地區的地理位置在當時是比較适中的。後來，随着封建王朝版圖的變化和南方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這種形勢才發生了變化。

所以，“金城千裡”的西安也就成為吸引衆多帝王建都的要地。秦、西漢、新莽、前趙、前秦、後秦、西魏、北周以及隋、唐等10多個統一或割據王朝都在西安這一帶建都。

到了封建社會後期，西安的這種建都優勢，還被不少帝王所看重。宋代的開國皇帝宋太祖趙匡胤和明代的開國皇帝明太祖朱元璋還曾經計劃遷都西安，隻是因為其他原因，包括交通問題、經濟問題以及關中地區的土地支撐經濟的能力下降等等，最終這些動議沒有變成現實。

水環境很重要

在諸多影響古代帝王擇都的因素中，我們還需要關注另外一個重要的因素——水環境的作用。大家會注意到，我國絕大多數古都都位于重要的江、河水系或湖泊的沿岸，西安、洛陽、開封、鄭州、安陽以及銀川、太原、淄博等位于黃河及其支流之上，南京、成都、荊州等位于長江及支流附近，杭州位于錢塘江口，而北京位于海河及其支流旁邊。

在古代，水的作用非常大。首先，它是人類生産生活的必需物資，居民日常生活需要大量飲用水，農業灌溉也離不開水。水在古代還常常被利用為戰争攻防的重要手段，古時候，很多都城的外面都設置有護城河，通過引入自然河流的水來制造水障，保護都城安全。當然反過來，攻擊一方也常常利用水來進行攻城，比如秦統一六國的戰争中，秦國大将王贲曾經利用鴻溝水灌魏國都城大梁（今河南開封），迫使魏國投降。

水在古代還是最重要的交通運輸途徑之一。中國古代的重要交通方式，同時也是大宗物資的主要運輸方式之一，就是水路。因為古代陸上交通，除了路面限制，道路崎岖不平之外，遇到雨雪天氣更是泥濘難走。而且，古代因為治安管理的局限，陸路也不安全，大家可能對《水浒傳》中梁山好漢“智取生辰綱”的故事都比較熟悉。陸路運輸的另外一個缺陷是，古人長期困于機械的限制，運力不大，并且即便如此，參與陸路運輸的人力畜力，本身也需要大量的糧食。比如漢武帝組織北征匈奴，動員的大量人員和馬匹都不是在前線作戰的，而是為了支撐前線軍隊而進行物資運輸的。綜合而言，水路由此就成為古代交通運輸特别是大宗物資和長距離運輸的首選方式，而一座城市綜合水環境的優劣也就成為擇都的要素之一。

我們前面說過，黃河中下遊地區的黃淮海大平原和關中平原，還有成都平原是三個農耕文明較早發展的區域。自魏晉南北朝開始，我國的江南地區、特别是長江下遊的江蘇和浙江一帶，逐步得到了大規模開發，農耕文明快速發展，最終發展成為我們國家的主要農業區。唐代“安史之亂”爆發之後，戰争和藩鎮割據導緻北方黃淮海平原和關中平原的經濟無法繼續快速發展。而江南地區戰亂相對較少，農業經濟後來居上，超過了北方地區。唐、北宋，以及後來的元、明、清時期，封建國家的都城大多時候仍然在北方。王朝都城在北方、糧食主産區在南方，大宗糧食物資及賦稅運輸，就主要是通過水路，以“南糧北運”來解決。就是在這種背景下，著名的大運河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我國曆史上的大運河有兩個不同的走向。隋炀帝時期，主持開鑿了一條大運河，以洛陽為中心，北到涿郡（今北京），南達餘杭（今浙江杭州），把海河、黃河、淮河、長江和錢塘江五條重要江河連在一起，構成了長達數千公裡的南北水上大動脈。這條大運河，曆史上把它叫作隋唐宋大運河。隋、唐和北宋時期，王朝把都城選擇在洛陽、西安、開封這些城市，重要考量之一就是因為大運河的運輸之利：靠近運河，方便從江南地區獲取糧食物資。五代末期，後周大将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建立了宋朝，趙匡胤成了宋太祖。一開始，宋太祖因循五代後周的傳統，把都城暫時定在了開封。後來他認為開封地區地處平原，周圍一馬平川，沒有高山大河作為防禦的屏障，不利于都城的安全，因此曾經打算把都城遷到洛陽甚至西安等有地形優勢的地區。但他把這個想法向大臣們宣布出來，征求意見時，卻遭到了衆多反對。反對遷都的理由很集中，就是因為開封位于大運河的咽喉要地，南糧北運非常便利。如果把宋朝都城從開封遷到洛陽，或者西安，從江南運輸糧食和物資到都城的時候，就比開封要增加很長一段距離，而這一段距離就需要陸路運輸來彌補水路運輸，耗費因此就飙升了。雖然當時人說洛陽就離開封大約有400裡，但是即便是這400裡，也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進行物資運輸，對于剛剛建立的宋王朝來講，這就必然給老百姓造成沉重的負擔。所以，反對遷都的意見就很強烈。宋太祖最終接受了衆人的意見，放棄了遷都的計劃。存世的北宋末年畫家張擇端創作的名畫《清明上河圖》，就為後人展示了北宋末年大運河帶給都城開封的經濟繁華盛景。

到了元、明、清時期，在500多年的時間裡，封建王朝都城都選擇在今天的北京。當時的北京人口衆多，如何解決吃飯的問題？元、明、清三朝也是借助大運河“南糧北運”來解決物資運輸問題。這一階段的大運河走向已經跟隋、唐、宋時期不同，不走河南，改走山東。這條大運河一直留存至今，也就是著名的京杭大運河。在元、明、清時期，以大運河為基礎的漕運，為維持都城北京的基本生活和經濟貿易，維持北京城市的發展和繁榮，起到了重要的支撐作用。甚至有人把那時的北京稱作從大運河上“漂來的北京”，從中可以看出水上交通運輸的巨大作用。這種情況直到晚清時代改漕運為海運，才再度發生改變。

“龍興之地”的調和

古人在選擇都城的時候，除了對經濟生産、地理交通、攻守形勢及水環境等相對客觀的因素加以考量之外，還會考慮一下主觀的因素，比如說古人在擇都時常常說的，所謂的“龍興之地”。

什麼是龍興之地呢？就是古代帝王他的勢力從哪個地方興起的，或者說是從哪個地方發迹的。比如在明代的時候，明太祖朱元璋一開始把都城放在了南京，後來，他曾經有過遷都安徽鳳陽的打算。為什麼？因為鳳陽是他的老家，即所謂的“龍興之地”。不過，因為鳳陽交通不便、物資生産也不是很豐富，建都基礎薄弱。所以，朱元璋這一想法遭到了大臣們的反對，最終沒有實現。明太祖去世之後，他的孫子朱允炆繼承皇位，這就是建文帝。建文帝繼位之後，中央與朱元璋之前分封的藩王之間矛盾加劇，朱元璋的第四子、被分封在北京的燕王朱棣，以“清君側”為名，率軍從北京一路南下，攻入南京，自己當了皇帝，是為明成祖。朱棣做了皇帝後，首先需要考慮的問題是把都城定在哪裡。是因循舊制，仍然在南京嗎？如果在南京，就會有安全問題。因為不管怎麼說，朱棣是通過非正當的手段奪取了皇位的，這裡也不是他的地盤，這裡當時屬于他的大哥朱标或者是朱标的兒子建文帝朱允炆的勢力範圍，他雖然擊滅了建文帝勢力，但是很多文武大臣仍舊對他是心懷不滿的。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朱棣就想到要遷都北京。北京是昔日朱元璋分封的燕王藩邸所在，朱棣在那裡經營了20多年的時間，那是他的地盤，換句話說，就是他的“龍興之地”。同時，明朝一直長期面臨北方遊牧民族的威脅，也需要在北方保持一個強大的軍事存在，而古代王朝對于兵權的控制是非常敏感的，大量軍隊如果不在首都而在千裡之外的北方前線，皇帝恐怕也是坐不安穩的，最好的辦法就是将軍隊也置于帝王的直接控制之下。于是，朱棣就從南方選拔一大批能工巧匠，同時，調集大量人力、物力，在北京大興土木修建新的都城，同時也是北方重要的軍事重鎮。曆時十多年後，北京新都建成，朱棣正式把都城遷到了北京。

其實，在我國曆史上，有不少北方遊牧民族建立的政權，也十分重視這個所謂的“龍興之地”觀念。古代進入中原建立政權的遊牧民族，往往興起于北方或者東北方的草原、山林地帶，一旦奪取政權，特别是建立統一王朝後，它們就會面臨一個兩難的抉擇：如果建都在自己民族或者部落興起的北方或東北方，即所謂的“龍興之地”，首都就會遠離中原，無論是交通還是經濟，都不利于他們對全國其他地方的統治。但如果建都在中原地區，一旦國家内部動蕩，統治遇到危機，這時候“龍興之地”就會因為距離比較遠，統治者無法得到來自自己地盤、大本營的支援。

如何平衡這種建都需求與龍興之地的關系？在中國曆史上，北方遊牧民族建立了兩個統一王朝，一個是元，一個是清。元和清的都城，都放在了北京。這就跟這兩個王朝在擇都時對“龍興之地”的考量有密切關聯。元朝是依托蒙古族建立的政權，清朝是依托滿族建立的政權。元朝的“龍興之地”在北方草原，而清朝的“龍興之地”在東北山林，而我們大家可能會注意到，北京這個地方正好位于遊牧文明和農耕文明的交彙地帶。在這個區位建都，向南進取的時候可以俯瞰華北大平原，進而控制廣大中原和南方地區；而在抵禦來自南方的進攻時，也可以相對容易地退守到北方或東北地區。所以，北京就成為元朝、清朝建都的理想之地。

小結

通過以上簡單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古人在擇都的時候，是要考慮很多方面的因素的。但是客觀來說，在曆史上，一個地區既是糧食主産區，又位于天下之中，同時地勢險要可攻可守，水陸環境優越，還距離龍興之地很近，這種各類要素齊備的“完美型都城”，其實從來就沒有存在過。古代曆史上，每個王朝選擇的每一座都城，都存在優勢和劣勢的平衡。隻不過，有些都城的綜合條件相對好一些，那麼，這些城市被一個王朝選中後，可能就順理成章成為後續多個朝代的都城；而有些都城，因為選擇時機的限制，可能隻具備某些方面的優勢，綜合條件不是特别好，它作為古代都城的時間就短些。

當然，無論成為都城的時間長短，成為都城的曆史還是給衆多城市留下了豐富的物質和精神文化遺産。一方面，我們應該合理挖掘、保護好古都城市的物質和精神文化遺産；另一方面，還要用适當的方式對這些遺産進行展示，用現代科技手段讓記載古都曆史的文字和文物鮮活起來。

《光明日報》（ 2020年11月14日10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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