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木構建築的用材等級與用尺長度是古建築大木作研究中常議常新的基本問題。中國民族建築研究會專家委員會副主任、清華大學建築學院王貴祥教授在重新審視并剖析遼、宋、金時期木構殿閣内在設計規律的基礎上，創造性地提出了将木構殿閣材廣的實測尺寸按《營造法式》所規定的标準材等尺寸折合，求取其所用“寸”之長度，進而反推建築用材等級及用尺長度的研究方法。并以義縣奉國寺大殿為例，推算大殿的可能用尺及其重要構件的設計尺寸與材分關系。這一研究，是千年奉國寺的一份生日賀禮，也為遼、宋、金時期木構建築用材等級和用尺長度的分析與探讨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

文/王貴祥

原标題：《奉國寺大殿與遼、宋、金時期殿閣用材分析》

遼甯義縣奉國寺大殿與山西大同上華嚴寺大殿，是僅存的兩座創建于 10—13 世紀之中國中古時期即唐、遼、宋、金時代的九開間大型木構殿堂。除此之外，元代以前的木構殿堂中，開間數達到九間的尚存另外兩座實例，分别是南宋遺構蘇州玄妙觀三清殿與元代遺構河北曲陽北嶽廟德甯殿。

但從嚴格意義上講，玄妙觀三清殿與北嶽廟德甯殿，都屬于“殿身七間，周匝副階”的重檐大殿，與《營造法式》意義上的“殿身九間”木構殿堂，在開間數上似還差着一個等級。也就是說，14 世紀以前的建築遺構中，殿身為九開間的高等級大型木構殿堂，非奉國寺大殿與上華嚴寺大殿莫屬（圖 1、圖 2）。

圖 1 遼甯義縣奉國寺大雄殿外觀（黃文鎬 攝）

圖 2 大同上華嚴寺大雄殿外觀（辛惠園 攝）

進一步比較：上華嚴寺大殿雖初創于遼，但在遼金戰争中遭到焚毀，是金代重新建造之物；奉國寺大殿卻仍然為遼代所創之原構。奉國寺大殿采用了較為複雜的七鋪作雙杪雙下昂鬥栱做法；而華嚴寺大殿僅用了五鋪作出雙杪鬥栱做法。兩相較之，奉國寺大殿似乎更集中了遼代高等級木構建築的典型特征，由此或也可以略窺義縣奉國寺大殿在中國古代建築史上不可替代的曆史價值，抑或也能凸顯出這座創建于千年之前木構殿堂的彌足珍貴。

據既有研究可知，寺初名鹹熙寺，金明昌三年（1192）更名為“大奉國寺”，大殿創建于遼開泰九年（1020）。寺内尚存元至正十五年（1355）《大奉國寺莊田記》碑，記載：“義州大奉國寺：七佛殿九間，後法堂九間。正觀音閣、東三乘閣、西彌陀閣，四賢聖洞一百二十間。伽藍堂一座，前三門五間，東齋堂七間，東僧房十間，正方丈三間，正廚房五間，南廚房四間，小廚房兩間……”可知奉國寺曾有着相當完整的建築規制與寺院規模（圖 3）。

圖 3 據史料中記載的義州大奉國寺平面示意（作者自繪）

現存寺内遺構，沿中軸線布置有山門、内山門、牌坊、天王殿、大雄殿，左右分置财神殿、菩薩殿、西方三聖殿，另有其他輔助建築。其外觀與整體空間組群，仍堪稱關外巨刹。從曆史價值與藝術價值角度觀察，唯有這座面廣九間、進深五間的主殿——奉國寺大殿，或稱七佛殿，仍然保持了其遼代初創時原構的基本形态。在曆經了千年風雨，并見證遼、金、元至明、清曆史滄桑劇變之後，這座千年遺構仍能傲然屹立于塞北蒼茫大地上，成為人們了解曆史、追思先哲、體味中國建築千年傳承的典型實證，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迹。

筆者對奉國寺大殿的初步關注始于 40 年前。當時在恩師莫宗江先生指導下，筆者與同學鐘曉青正一同從事五代末吳越國所建福州華林寺大殿研究。最初研究目标，是要從文獻中厘清華林寺大殿始建年代，并在大殿詳測數據基礎上，通過對造型比例、構造特點、鬥栱做法、材分制度等方面的探讨，為這座大殿是否仍屬五代時的初創原構找到更為充分的實證依據。

為達成這樣一個目标，就需要将自 9 世紀至 13 世紀即唐、遼、宋、金時期尚存木構殿閣實例作較為全面的了解與分析。唯有充分厘清并理解自晚唐至遼宋時期尚存木構建築諸多特征，才可能對華林寺大殿遺構的真實曆史價值作出較為準确的判斷。因為這一原因，建于遼開泰九年（1020）的遼甯義縣奉國寺大殿，成為一個必然要接觸到的重要實例。

研究過程中，筆者注意到華林寺大殿與奉國寺大殿之間存在某些相近特征。如：雖然華林寺大殿面廣僅為三開間，在開間等級上與奉國寺大殿有明顯差别，但二者都采用七鋪作雙杪雙下昂鬥栱做法。

進一步，筆者注意到華林寺大殿的一個重要特征：其梁架中平槫上皮标高，恰好是其内柱柱頂标高的 √2倍；同時，大殿當心間間廣，恰好也是其前檐平柱柱高的√2倍（圖 4）。顯然，其中蘊含了古人所追求的諸如“天圓地方”“外圓内方”等具有中國文化意味的“方圓相涵”關系。

圖 4 福州華林寺大殿剖面比例（作者自繪）

深入研究中，筆者注意到這一“方圓相涵”比例在諸多唐、遼、北宋建築中都有存在，如：五台南禅寺大殿（782 年）、薊縣獨樂寺山門（984 年）、甯波保國寺大殿（1013 年），以及梁先生與莫先生先後測繪過的兩座遼代遺構——寶坻廣濟寺三大士殿與涞源閣院寺大殿。當然，也包括本文讨論的義縣奉國寺大殿（1020 年），這些中古時期遺構的共同特點是：其前檐橑風槫（橑檐方）上皮距台基頂面标高，與其前檐平柱柱頂标高之間，存在有類如方圓相涵的 √2∶1 的比例關系（圖 5）。

圖 5 實例中柱高與檐高比例（作者自繪）

正是基于這一分析，筆者注意到奉國寺大殿在平面與外觀設計上的嚴整與細密。例如，作為一座九開間大殿，其當心間平柱高度與其當心間開間之廣大緻上是1∶1關系；橑風槫上皮标高與前檐平柱柱高為 √2∶1 關系。而在同是中古時期的三開間殿遺構中，華林寺大殿與獨樂寺山門的當心間間廣，卻恰好是其平柱柱高的√2倍。而獨樂寺山門橑風槫上皮标高，也正好是其平柱柱高的√2倍。

奉國寺大殿平面通進深相當于其平面通面廣的 0.5 倍左右（圖 6），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大同上華嚴寺大殿平面通進深與通面廣之比上。有趣的是，七開間的大同善化寺大殿，通進深相當于通面廣的 0.6 倍左右；五開間的大同下華嚴寺薄伽教藏殿與海會殿，通進深相當于通面廣的0.7 倍左右；三開間殿堂，則從通進深相當于通面廣之0.8 倍左右的南禅寺大殿、通進深相當于通面廣之 0.9 倍左右的平遙鎮國寺大殿，到通進深與通面廣之比約為 1∶1的榆次雨花宮、平順天台庵大殿等比例不等（圖 7）。

圖 6 奉國寺大殿平面圖（郭黛姮 . 中國古代建築史 第 3 卷 宋、遼、金、西夏建築）

圖 7 實例平面與立面比例（作者自繪）

由此透露出來的信息似乎可以引人猜測，唐、遼、北宋時期木構殿堂建築，在不同開間之間或也可能存在某種内在契合性比例關系。重要的是，在所有這些有規律的比例關系中，奉國寺大殿都是居于最高等級之殿身九開間殿堂位置上，并與居于中間等級的七開間殿堂（如五台山唐佛光寺東大殿），五開間殿堂（如河北高碑店遼開善寺大殿），及居于最低等級的三開間殿堂，如天津薊縣遼獨樂寺山門間，存在某種比例上的相互契合與有規則的變化性呼應（圖 8，圖 9）。

圖 8 實例檐下立面比例（作者自繪）

圖 9 實例當心間與理想當心間立面比例（作者自繪）

在當時的研究中，筆者在這一粗略分析基礎上作出推測：很可能自中晚唐，經五代，至遼、宋時期，中國木構殿堂建築在基本的平面、外觀與鬥栱、梁架等設計上，在一個較長的曆史時段及在諸多工匠匠作群之間，可能存在具有某種相互默契性的共同規則，從而有可能在木構殿堂之材分的确定、等級的分劃、比例的控制諸方面，使得跨越數世紀之久、距離數千裡之外的木構殿堂在設計上仍可發現某種内在規律與相互契合。

然而，限于中國中古時期木構遺存原本十分稀少，且分布相當零散，能夠從中搜尋到的數據更是極其有限，盡管對奉國寺大殿及那一曆史時段木構建築遺存尚存諸多謎團，但當年的研究也隻能做到如此深度。

40 年後的今天，情況已發生了很大變化。建築史學、遺産保護學都獲得長足發展。有關義縣奉國寺的研究也已碩果累累。如曹汛先生論文《獨樂寺認宗尋親——兼論遼代伽藍布置之典型格局》，尤其是遼甯省文物保護中心與義縣文物保管所完成的《義縣奉國寺》之系統研究與勘察，是這一時期有關義縣奉國寺研究的最重要成果。

《義縣奉國寺》一書，提供了大殿較為詳細的測繪數據。此外，郭黛姮先生《中國古代建築史 · 第三卷》也搜集了一些遼、宋、金木構遺存基本數據，基于這些數據，或可對奉國寺大殿再作一點稍加深入的分析與研究。

這裡不妨先将唐、遼、北宋時期一些重要建築遺構的基本材廣數據加以整理列表，作為進一步研究的基礎（表 1）。

從這些時代比較接近，鬥栱所用材廣尺寸似也比較接近的一批遼、宋、金時期木構建築入手，似能發現一些它們彼此之間可能存在的聯系。

基于宋《營造法式》“以材為祖”的規則或可推知，時代較為接近的不同開間與等級之建築物間，最根本的聯系與差異，正是由其“材分制度”所決定的。比如，開間較多的殿堂等級一般較高，則會采用較高的用材等級，如一等材、二等材、三等材等；開間較少的建築或等級稍低的亭榭、餘屋之類，其用材等級亦可能較低，如六等材、七等材、八等材等；而數量較多的建築，如若開間數适中，建造位置适當，可能會采用中等等級的材分，如四等材、五等材等。至于室内藻井、壁藏、佛道藏等小木作，其所用材等并未列在八等材之内，其材廣厚及相應份值，應屬于小木作用材的另外一個體系。

問題是，在《營造法式》問世之前，這種等級化材分制度是否存在？如果存在，那麼這種等級區劃在建築中是如何确定的？還有一個問題，每一時期的材分等級分劃，無疑與這一時期工匠群中流行使用的營造用尺相互關聯，表 1 所列遼、宋、金時期木構遺存，顯然不會用統一的營造尺。如何找出每座建築的可能用尺自然也是一個難題。

為了嘗試性展開本文的分析與讨論，這裡先作兩個假設：

其一，至遲自中晚唐時期，中國木構建築體系中的“材分制度”已經初步形成，并在各地匠作體系中各自運行，《營造法式》中的材分制度等級分劃，隻是對唐宋時期已經存在的材分制度的一個總結。

其二，很可能在材分制度形成之初，就初步明确了某種按照材廣尺寸确定的八個等級的材廣規則，并且一直延續到《營造法式》的正式刊行。換言之，《營造法式》中“材分八等”之規則，及各自材廣規定，在《營造法式》出現之前或已存在。

基于這樣兩個假設，本文嘗試按照八等材尺寸規則，對表 1 中所列 10 至 12 世紀，即遼、宋、金時期木構建築實例之材分的可能用尺，作一點探究；并對這些建築的可能用尺、用材等級及彼此之間的關聯性，作一點探索。如此可能要承擔一點數據不足的風險，但從學術研究角度來看，若上一步冒險探求可能會為下一步充實數據、校正認知提供某種契機，或也未嘗不算是一種研究的深入？

關于用尺，由于中國古代度量衡系統的複雜與變化，很難對某一時代的用尺有十分明确的區隔與确定。尤其是遼代，因為遼末戰争的原因，相關的文獻與實物遺存極其罕見，至今鮮有學者能夠說得清遼人的用尺情況。一種說法是遼承唐制，遼人采用的可能是唐尺；也有一種說法認為遼初期有可能采用了唐制，其後随着與北宋交往的增多，也漸漸采用了宋尺。但是，這兩種說法都無法找到切實的證據。

即使是讨論唐尺或宋尺，仍然是一個難解的話題。有一說，日本正倉院所藏 26 把唐尺，其長度範圍，從每尺長29.4 厘米至 31.7 厘米不等，其中變化的幅度仍是相當大的。中國文獻中，一般認為唐尺沿用了隋開皇官尺，其長度在29.5 厘米至 29.6 厘米左右，據說故宮尚藏有一把隋末唐初時的銅尺，其尺之長為 29.67 厘米。如此，若遼、宋初年建築，其用尺範圍在 29.3 厘米至 29.7 厘米之間，或其上下浮動值較小者，或可以推認其所用之尺可能是唐尺。

至于宋尺，其長度的浮動幅度無疑更大。一般多會提到北宋的“三司布帛尺”，但僅三司布帛尺，就有 31.3 厘米與 31.6 厘米兩個長度說法。亦有學者從宋人沈括《夢溪筆談》中所言“古尺二寸五分十分分之三，今尺一寸八分百分分之四十五強”，以其含新莽尺 1.845 寸與宋尺 2.53寸之比，由所知新莽尺長 23.1 厘米，推算出宋尺長度為31.68 厘米。但從各地出土之宋尺長度來看，也有短于31.3 厘米或長于 31.6 厘米的。因此或可以将宋尺的長度範圍圈定在 31.2 厘米至 31.7 厘米之間。換言之，隻要在這個範圍内或上下浮動值較小的，似可推認其所用之尺可能是宋尺。

近年研究中，諸多學者對于房屋用尺及可能透露出的房屋匠作系統的時代性與地域性信息有許多重要發現。本文亦嘗試運用這一既有方法，隻是将這一探索局限在一個較小的範圍，即房屋所用栱之高度（材廣）尺寸的确定上。這雖然是一個較為單一的數據，卻也是至為關鍵的一個數據。從嚴格意義上講，每一建築之用材大緻應該符合其所用尺之“寸”的整數值，并從“以材為祖”之概念出發，由這一材分值推測房屋各主要部分之可能尺寸規則。基于這一想法，若将每座建築之材廣尺寸作為橫坐标，以其可能采用的材分等級作為縱坐标，再将之與其所建造時代的可能尺長範圍加以一一對應，或能夠找出與這座建築最為接近的用尺長度。

表2 中包括了五代末所建平遙鎮國寺大殿（963 年）與北宋初年所建榆次雨花宮大殿（1008 年），以及幾座建于10 世紀晚期的遼代殿閣，如涞源閣院寺大殿（966 年）、薊縣獨樂寺觀音閣與山門（984 年）的材廣、用尺之“寸”長，及可能材等推測。

從時代上看，這一時段大約覆蓋了五代末至遼宋初年，即 10 世紀末前後的 40 至 50 年間（圖 10）；從地域上看，這些遺構是在五代末的北漢及遼一帶。在 10 世紀末前後的這一地區，很可能更多地承襲了晚唐時期的一些匠作系統。

圖 10 唐及遼、宋初年七鋪作鬥栱實例（作者自繪）

對表 2 中這幾座殿閣所用材廣，分别以三種可能材等加以分析，大緻可以得出一組相當接近的數據，即這幾座創建于北漢末、遼宋初年的北方木構殿閣，很可能仍然在采用這一地區晚唐時期一直在沿用的“唐尺”，即其用尺長度在 29.4 厘米左右。

表 3 所列是一批典型遼代木構建築實例，其始創時間大約已經進入 11 世紀 20 年代以後，從時代上看，距離五代結束與北宋建立已有 60 年，甚至更長。由此或可以推測，這時的遼人或已浸潤在北宋文化的影響下，有可能采取了與宋地相一緻的度量衡制度。即使是深受晚唐及五代文化影響的幽燕之地，在匠作體系上恐也應該經過了一至兩代工匠。遼地的營造用尺，很可能與北宋地區開始取得了某種一緻或默契。

對表 3 中遼代殿閣所用材廣，亦分别以三種可能材等加以分析，同樣可以得出一組大緻接近的數據，并由此作出一個推測：這些在接近遼代中葉時所創建的北方木構殿閣，很可能采用了直接或間接受到北宋度量衡制度影響的用尺，其尺長度約在 31.3 厘米至 31.7 厘米之間。

表 4 所列是目前所知較為重要的一些北宋時期木構殿閣實例遺存。其分布範圍，既有與遼人十分接近的河北、山西等地，也有江南甚至嶺南地區。因為其中一些建築曆有改建，其準确的建造年代也不十分确定，但大緻都已經接近北宋中葉時期，在北宋地區所建造之殿閣顯然采用的應該是北宋用尺。

由于其實例之地域分布過于廣闊，且其建造年代也并不十分清晰，這些建築之匠作系統之間很難有什麼直接或間接的聯系，其用尺及營造規則無疑也會存在巨大差别。

對表 4 中北宋時期殿閣所用材廣，亦分别以三種可能材等加以分析，仍可以得出一組還算比較接近的數據。從表 4 中可見，這些建築物所采用之尺，其長度約在 30.2 厘米至 31.8 厘米之間。

其中，建造于河北與山西地區的幾座殿閣，其用尺與表 4 中所列遼代建築的用尺幾無差别，長約在 31.3 厘米至31.8 厘米之間。地處河南的少林寺初祖庵，用尺約為 30.8厘米，似已顯小；而另外兩座遠在浙江及廣東地區的宋代殿閣，用尺則明顯更小，尺長似僅為 30.2 厘米至 30.5 厘米左右。

當然，僅憑這樣幾個稀少的案例，很難在其中找出北宋時期南方與北方在營造用尺上的差異。但從這些例證中可知，北宋時期木構建築所用尺其長度已經多在 30 厘米以上，與采用唐尺（29.4 厘米）的晚唐與五代時期有了截然的區分。

表 5 所列為北方地區的幾座較為重要的金代建築，其分布範圍也比較接近，集中在山西中部與北部地區。從表 5中數據可知，其所用尺仍應符合宋代度量衡制度，其尺範圍約在 31.3 厘米至 32 厘米之間。

如果表 4、表 5 所顯示的數據無誤，則似乎可以推測，11 世紀 20 年代之後的北方地區，即遼、北宋及金代的山西、河北一帶，在營造用尺上的差異很可能不是很大，大約都在 31.3 厘米至 31.8 厘米之間。這也大略接近北宋營造尺的長度範圍。

需要說明的一點是，表 1 至表 5 中，既未将五代末吳越國所建福州華林寺大殿，也未将遼金時代所建大同上華嚴寺大殿納入到統計與分析的範圍之内。主要是因為這兩座殿堂鬥栱的用材斷面尺寸明顯較大，無論用唐尺還是用宋尺，都很難納入到《營造法式》概念下的八等材範疇之内。其中的真實原委至今仍然是未解之謎。

從上文中的推測可知，奉國寺大殿用材高 28～29 厘米左右，以其材廣 28.5 厘米計，按一等材推測，其用尺疑為31.7 厘米。若再增加兩種可能：如以其材廣 28 厘米計，仍為一等材，其用尺可能為 31.1 厘米；如以其材廣 29 厘米計，仍為一等材，其用尺可能為 32.2 厘米。然而，大殿實際用材斷面高度并非如此準确，似在 28 厘米至 29 厘米之間有所浮動。之前學者的研究如陳明達、郭黛姮等的著作，多稱其材廣 29 厘米，而《義縣奉國寺》作者則稱其材廣 28 厘米。故這裡取中數 28.5 厘米計之，當也是一個約略接近的數值。

以其材高 28.5 厘米計，一等材高 9 寸，其用尺長度為31.7 厘米。這裡再将其材高分為 15 份，則一份為 1.9 厘米，疑即是一個接近奉國寺大殿所用材分制度之分°值的數字。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數字，對奉國寺大殿中的某些相關尺寸加以分析，再将之與宋《營造法式》中的相關數字相比較，或能夠得出對奉國寺大殿的進一步認識（表 6）。

按照本文的分析，以上文所推算出的奉國寺大殿可能用尺為 31.7 厘米，相應分°值為 1.9 厘米推算，表 6 中所顯示的奉國寺各主要建築尺寸及構件尺寸，其分°值數相對是比較規整的。而其所用丈尺數在一個很微小的幅度内稍加調整，就可以得出合乎邏輯的大殿可能“設計尺寸”。如其通面廣 15.2 丈（2536.5 分°），通進深 7.93 丈（1322.5分°），當心間面廣 1.86 丈（310.5 分°），次間面廣 1.83丈（305 分°），前檐平柱高 1.88 丈左右（313 分°），當心間前内柱高 2.97 丈（496 分°），乳栿長 1.51 丈（252分°）（圖 11，圖 12）。這些很可能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座遼代建築在初創時期可能采用的設計尺寸。

圖 11 折合古尺繪制的遼甯義縣奉國寺大殿平面圖（作者自繪）

圖 12 折合古尺繪制的奉國寺大殿結構橫剖面圖 A（作者自繪）

其梁栿斷面高兩材一栔八分，比《營造法式》中規定的若用四鋪作至八鋪作檐栿，“并廣兩材兩栔”之斷面略小幾分，但與《營造法式》規定的廳堂梁栿“廣不過兩材一栔相較，也略多幾分；其柱徑約兩材一栔，與《營造法式》所規定之“若殿閣，即徑兩材兩栔至三材”要小一些，但與《營造法式》規定的“若廳堂柱，即徑兩材一栔”恰相吻合。其闌額高一材一栔，與《營造法式》規定的闌額“廣加材一倍”明顯偏小。由此似也可以看出，在遼宋初年，殿閣與廳堂建築在用料上的差異似乎還不那麼明顯。抑或奉國寺大殿一開始采用的就是“廳堂”式建築的用材做法，亦未可知。

創建千年的遼甯義縣奉國寺大殿，以其九開間的高等級殿堂規格，遼、宋時期之一等材材分規格，且具有七鋪作雙杪雙下昂的高規格做法和極為規整的平面、立面與剖面設計，從而毫無疑問地被視作中古時期高等級木構殿閣最重要的經典實例。

我們不僅從其平面進深與面廣之約為 0.5∶1 的比例、橑風槫上皮标高與前檐平柱高之間存在的 √2∶1 的“方圓相涵”之比例、當心間間廣與前檐平柱柱高接近 1∶1 的比例關系，以及平面及當心間立面之比例，注意到了奉國寺大殿與中國中古時期，即唐、遼、宋、金時期建築中不同開間建築間可能存在的某種内在規律性，而且也通過将其鬥栱所用材廣尺寸納入到這一時期諸多木構實例之材廣的可能用尺與可能用材等級的排列比較與分析上，初步找出了與其建造時段相契合的、被用作遼、宋時期殿閣建築之一等材的證據，并回溯出其當時的可能用尺。從而将這座大殿的用材等級與用尺長度，納入遼、宋、金時期木構建築之用材與用尺的大視野中加以觀察。

從用尺上看，創建于 10 世紀末前後的幾座北方殿閣，很可能仍采用既有的唐尺，其用尺長度為 29.4 厘米左右。而以奉國寺大殿為代表的 11 世紀 20 年代以後遼及金代的木構遺存，都已經采用了宋尺，其用尺長度為 31.3 厘米至 31.7 厘米左右。其中還可以看出，南方木構殿閣用尺似比同一時期北方木構殿閣用尺略短一些，而其用材等級，與《營造法式》中按照房屋開間數确定的用材規則，雖有一定契合，卻也似乎并不十分嚴格。本文以尺長 31.7 厘米計，将實測尺寸折合為古代丈尺，數據相當規整。以此尺推測出的奉國寺大殿設計所用分°值為 1.9厘米（28.5 厘米 /15），在大殿平、剖面尺寸中也表現得十分規整。

将通過這一分析而推測出的義縣奉國寺大殿之用尺長度與材分數值，與大殿實測數據加以核算，可以回溯出一套相當規整的諸如面廣、進深、開間、柱高、乳栿長等殿閣的主要設計尺寸，及相應的材分°值，也包括其與《營造法式》規則相契合的主梁斷面廣厚材栔關系等，這些或可以為本文的分析方法及結論提供某種支持，并使我們對遼、宋、金時期木構殿閣之可能的用材與用尺有一個初步認識。

（本文作者王貴祥，中國民族建築研究會專家委員會副主任，清華大學建築學院建築曆史與文物建築保護研究所所長。先後師從莫宗江與吳煥加兩位教授攻讀中國古代建築史及從事中西建築文化的比較研究，并在愛丁堡大學建築系，得到C.B.威爾遜教授指導，學術興趣貫穿中西方建築曆史與理論。在20世紀80年代，主要從事中國古代建築史的研究，在唐宋時代木結構建築的構造、比例，古代樓閣建築，古代城市衍變，佛塔流變等方面，都曾做過研究，并對應縣木塔的現狀做過系統的測繪研究，同時對中國古代建築思想與理論産生濃厚興趣。80年代末在英國進修後，一度着力于中西建築文化的比較研究，主要關注點在中國傳統建築與西方中世紀基督教建築的文化象征層面的研究）

（本文刊載于《建築史學刊》創刊号，2020年第1期，經作者授權，在本平台刊發。中國民族建築研究會信息宣傳部整理、編輯，更多精彩内容敬請期待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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