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期憂患意識?春秋戰國時期，周王室的政治地位自平王東遷之後一落千丈，諸國争霸，在這個“禮樂崩壞”的年代，代表各自階級的思想家層出不窮，各家各派都提出了各自的理論學說和政治主張，其中影響最大的有儒、道、墨、法四家，學術重心由王官之學向諸子之學過渡，形成了“道術将為天下裂”的百家争鳴局面他們所倡導的憂患意識，既形成了中華民族的一種道德意識、責任意識，也形成了一種“鑒古知今”的曆史意識，今天小編就來說說關于戰國時期憂患意識?下面更多詳細答案一起來看看吧!

戰國時期憂患意識

春秋戰國時期，周王室的政治地位自平王東遷之後一落千丈，諸國争霸，在這個“禮樂崩壞”的年代，代表各自階級的思想家層出不窮，各家各派都提出了各自的理論學說和政治主張，其中影響最大的有儒、道、墨、法四家，學術重心由王官之學向諸子之學過渡，形成了“道術将為天下裂”的百家争鳴局面。他們所倡導的憂患意識，既形成了中華民族的一種道德意識、責任意識，也形成了一種“鑒古知今”的曆史意識。

儒家的“憂患意識”

儒家特别注重“憂患意識”，孔子講：“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展現了儒者肩負道德責任感和曆史使命感的自覺。鎮守儀地的邊防官說：“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為木铎”，更是将孔子看作一個能夠改變“禮崩樂壞”局面的領導者。儒家學說是意在濟世救民、修身治國的仁學，是旨在解決憂患問題的哲學方法。

以孔子、孟子為代表，《論語》記載，孔子謂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季氏旅于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孔子甚至悲憤地說：“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春秋戰國時期的“國”，已經由統一整體概念化為零零碎碎的諸侯之“邦”，出于對“禮崩樂壞”社會局面的憂慮，孔子認為應當推行“德治”“禮治”。“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國家的興盛需要内在的道德教化引導，以及外在的禮儀規範的調節。同時，作為君主，也要做好自我管理，唯有己身正，推行的政令才可以讓人們信服。同時，孔子憂民生之貧。弟子冉求輔佐季氏，季氏平日裡搜刮民脂民膏，孔子因此生氣地說：“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意思是冉求輔佐一個剝削民衆的執政者，他不再是我的學生，你們可以大張旗鼓地去攻擊他，可見孔子憂民不聊生，痛恨這些搜刮民衆财産的執政者。孔子憂民德更甚于憂民生，他說：“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比起水火，民衆更需要的是仁德，因此，将仁推廣至社會群體，在孔子看來更為重要。

相較于孔子，孟子更為直接地指出“憂患意識”對于國家發展的重要作用，“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也”。在孟子看來，“憂患意識”并非是一種“杞人憂天”，當它作為國家外部壓力之時，在适當的條件下可以轉化為一種推動國家發展的動力。孟子之憂慮不僅體現在“憂國”上，更體現在“憂民”上。與孔子從道德上規範民衆行為相比，孟子認為保障民衆的物質生活是施行道德教化的前提，他曾痛斥梁惠王，隻顧自己口腹之欲，不顧百姓之生死安危，無異于統治者率領禽獸侵害百姓，體現了“民貴君輕”的思想。孟子認為，“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得乎丘民而為天子”。亂世之中，一旦戰起，百姓就要經受妻離子散、颠沛流離的苦難，所能依托的，也隻有統禦他們的君主，倘若能夠安撫百姓，使人民衣食住行皆有所依，那麼民心将成為改變春秋戰國亂世格局、競争制勝的關鍵所在。于此，孟子将民心推至相當高的地位，“得民心者得天下”，認為政治得失的标準在于是否得民心、順民意，一旦君主昏庸、腐敗，民衆也有革命的權利。

“兼濟天下”的信念促使儒者的“憂患意識”超越了對于自身命運的擔憂。這種憂國憂民的情懷逐漸成為一種文化傳承，融入中華民族的血脈基因之中。唐代詩人杜甫的“三吏三别”，“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顔”，北宋名臣範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南宋愛國詩人陸遊的“位卑未敢忘憂國，事定猶須待阖棺”，皆表現了對國家前途命運的擔憂以及對社會底層民衆的關懷。

道家的“憂患意識”

與奮發有為的儒家不同，道家因為自身“崇尚自然”而被誤解，他們逍遙出世、自然而為的态度被看作缺乏責任擔當的表現。道家學派的代表人物老子認為：“知我者希，則我者貴。”這裡，老子清楚地認識到，世人對自身及思想的難以理解。他以深邃的哲學視野看到了民衆生活的艱難貧困以及統治者的貪欲妄為。和孔子推崇“禮制”不同，老子認為“禮”才是國家憂患的根源，“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之所以“禮”被看作“亂之首”，一方面是由于“禮”作為統治階級的統治工具，劃分等差階級，違背了自然，同時也成為剝削、壓迫民衆的一種手段；另一方面，作為繁文缛節的“禮”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資源的浪費，“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統治者愈是用禮法去控制民衆，愈是适得其反，民衆反而會用智慧來鑽禮法的漏洞，導緻盜賊越來越多。原本用來規制人行為的禮，成為老子眼中的枷鎖，而老子最終想要批判的對象，并非是“禮”，而是統治者。統治者制定“禮”，并利用“禮”作為統治民衆的工具，“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寥寥數語，體現了老子對于統治者的批判，并對民衆遭受欺淩而感到的擔憂。

老子的憂患具體體現在“民不畏死”這一命題上，他講：“民不畏威，則大威至。”老子一再警示統治者，如果一味地剝削民衆，最終不畏死、不畏威的人民将成為推翻其統治的力量，國必危矣。故而，老子講：“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又言：“禍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面對國家憂患，老子主張無為而治，要求統治者應當去除内心的私欲，隻有統治者做到了“不貴難得之貨”，才不會有禍亂的發生。

需要注意的是，老子解決國家、民衆之憂患的思想并未得到統治者們的重視。因此，道家的另一位思想家莊子認為，社會的困境不是人的主觀能夠解決的問題，面對國家的昏暗、社會的紛亂，無力改變的莊子隻能從精神世界上來尋求躲避憂患。認為“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但正是這種“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态度，使得世人忽視了這隻是道家面對憂患而選擇的另一種解決方法——“以隐避憂”。魏晉時期，“越名教而任自然”便是受到了莊子思想的啟發，但是，這種面對憂患，選擇避讓的做法，難免顯得過于消極。

墨家的“憂患意識”

墨家具有深刻的“憂患意識”，這種“憂患意識”主要體現在解決國家、社會、民生等一系列難題的方案之中。墨家之憂天下，在諸子之學中顯得尤為積極、強烈。孟子言：“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墨子所處之世，國與國之間攻伐争勝，墨子率領弟子，奔走各國，阻止戰争，體現了墨家努力擔負時代賦予的責任，以強烈的使命感來匡時救弊。墨子認為，“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也就是說人與人之間、家與家之間、國與國之間的攻伐、争鬥皆是源于不能彼此相愛，因為不能“愛”對方，才導緻了天下之禍患叢生。因此，墨子提出了“兼相愛，交相利”的原則來調和人與人、家與家、國與國之間的矛盾，體現了墨子的社會理想：“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弱，衆不劫寡，富不侮貧，貴不敖賤，詐不欺愚。”認為隻有這樣，才能為天下百姓營造一個安定平和的生存環境。

作為平民階級的代表，墨家具有濃厚的憂民情感。在墨子的著作中，他主張“強本”“節用”。“強本”是指重視生産，在發展經濟的同時，滿足民衆的衣食住行，從而讓饑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節用”，顧名思義，是指節約資源，杜絕浪費行為，這主要針對的是統治者，在墨子看來，統治者的奢侈浪費已經威脅到了民衆的生活。在物質生活上，“食必粱肉，衣必文繡”，同時，在精神生活上，“撞巨鐘，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幹戚”，統治者為了能夠滿足這些物質與精神上的需求，“必厚聚斂于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财”，并引起其他官員的效仿，最終導緻國家貧困，民怨沸騰。解決這一憂患問題，除了在消費方面要求統治者要“節用”“節葬”“非樂”，做到“必先萬民之身，後為其身”，還要求從統治者的施政綱領上加以保障，這便是墨子所主張的“尚賢”。墨子主張為平民的權益奔走呼告，認為“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這種“尚賢”思想恰恰與先秦以來的世卿世祿正反相對，具有鮮明的革新色彩。

法家的“憂患意識”

法家與儒、道、墨三家一樣，面對社會的變革，自覺肩負起救國救民的重任。法家代表人物韓非子繼承了荀子“性惡論”的思想與商鞅的曆史觀——“古之民樸以厚，今之民巧以僞”，認為造成亂世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當今之世的人性皆有“欲利之心”。韓非子看到曆史在不斷發展，時代在不斷進步，因此他反對“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主張從社會實際出發，謀劃解決方案。在法家看來，有一個強力的國家結束亂世的局面才是解決憂患問題的最佳方案，而國家的強力，則需要富國強兵作為基礎。“故治國者欲民之農也。國不農，則與諸侯争權不能自恃也，則衆力不足也”，“耕戰二者，力本”。以耕戰為本，才能在諸國争勝的局面中占據優勢地位，因此，法家制定了一系列鼓勵耕戰的政策，商鞅提出“作壹而得官爵”，即民衆能獲取官爵的唯一方式便是耕戰，韓非子繼承商鞅的耕戰論，并提出了進一步的措施，除去不利于耕戰的“五蠹之民”，在政策的保障下，國家才能迅速強盛。

春秋戰國時期的憂患意識之所以如此強烈，除了當時所面對的社會現實外，還與“士”階層的發展、壯大有聯系，随着“士”階層的擴大，“士”的社會地位、話語權也随之提高。由于“士”擁有較高的文化水平，所以他們對于時代、社會的觀察、思考較之其他階層更為深刻，面對錯綜複雜的社會現實，以儒、道、墨、法四家為主要代表的“士”階層，都紛紛從各自階級利益出發，從不同的視角來思索、考察、探究、解決、回答現實問題。諸子百家的争鳴、學術思想的碰撞，其目的皆是為拯救天下蒼生開出的一劑良方、交出的一份答卷，諸子百家的危機感和責任感，共同鑄就了春秋戰國時期的“憂患意識”，為璀璨中華文化的曆史，增添了一縷光芒、一份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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