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筠的道教思想是在唐代的社會條件、學術背景及思潮下應運而生，主要體現為以下幾個方面：崇道的社會思潮是他極力推崇老子《道德經》的重要因素。

三教融合的思想傾向是他建構融儒佛道特色為一體的道教心性論的重要條件；盛中唐時期轉向關注社會現實的傾向是其治世理論形成的重要成因；道教理論與實踐面臨變革、轉型的背景促進其對道教的信仰、目标及方法與實踐進行新的認識和思考。

唐代社會的崇道思潮在很大程度上來源于李唐王室的崇道國策。隋朝時期統治者雖大興佛教，但為便于統治權力的鞏固也在一定程度上利用道教，因而倡導“複行佛、道二教”，“隋朝統治者的崇道之舉，給老莊思想的複興創造了一定的社會條件，為此後道家思想在唐代的興盛做了某種準備，對唐統治者的尊老崇道有所啟迪和影響。”

在隋以後的李唐王室雖繼隋朝崇奉佛道二教，但因追崇老子為李家遠祖而将道教的地位提高到佛教之上，這種崇道之風至唐玄宗時更甚。從唐代的統治層面來看，自高祖李淵起就擡高道教的地位。李淵的這些崇道之舉，為唐初以後道教在政治、學術領域的地位奠定了基礎，也為唐代崇道的社會思潮拉開了序幕。

唐太宗李世民崇尚道家無為思想，并将其直接運用于治國策略中，以達到立身、治國兼顧的目的，唐高宗李治統治時期，首次将《道德經》列入明經考試，即使在武則天統治時期，雖多有偏袒佛教，但仍采取道釋并重的政策，稱“老釋既自元（玄）同，道佛亦合齊重”。

初唐統治者的崇道之舉為盛唐道家思想的繁榮奠定了基礎。

盛唐時期，唐玄宗重新将道教置于儒、釋之上，他本人不僅推崇道家之治，還親自注疏《道德經》，不僅建立“道舉”制度，還經常召見包括吳筠在内的許多著名道士。

這些都反映了唐代統治者對道家思想的重視，這種與政治緊密聯系的崇道學術氛圍使道家之學自前而後、自上而下地成為了一種主流學術思潮。

從唐代的學術領域來看，道家思想的繁盛可從唐末五代道門領袖杜光庭對漢唐以來《道德經》注疏的梳理中見出，杜光庭所列唐代《老子》注解者就有二十九家近一百九十卷，其中注解者不僅包括成玄英、李榮等高道，也包括玄宗皇帝。

⑨這種情況說明老莊之學在唐代得以延續和繁榮與道教學者的理論貢獻以及統治者的重視都是分不開的，而吳筠在唐代的這種學術思潮背景下，他的道教思想必然帶有更多的老莊學色彩。

除注疏《道德經》以外，還有大批學者雖不注解老莊，但也善談老莊之學，出現了一批著名的道家道教理論著作，如《玄珠錄》、《坐忘論》、《天隐子》、《玄綱論》、《玄真子》等等，主要以弘道家之旨為宗，皆闡述老莊思想。

其中，吳筠的《玄綱論》不僅發揮了老子道論思想，而且還将道家理論與社會治理聯系起來進行闡釋，帶有明顯的時代色彩，如《玄綱論·化時俗章》、《玄綱論·明本末章》等，同時也對老莊之學與神仙之道的關系進行了新的闡釋，如《玄綱論·以有契無章》、《玄綱論·長生可貴章》等。

自漢魏之際佛教文化與中土儒道文化的不斷交涉以來，就形成了儒佛道三教互動的關系。隋唐時期，由于統治者采取三教并用政策而使三教特别是佛道皆得到了一定的發展空間，同時也由于不同時期的統治者對三教的偏重不同，加之各自思想宗旨、立場不同，因而三教的沖突、争論不斷，不過也正是這種局面推動了各自理論的發展。

為了能與佛教相抗衡，儒道也往往站到同一立場從中國固有的理論中去尋求與佛性論相契的思想，這種思維方式又促進了儒佛道在心性論上的共同發展，使三教關系在理論上開始向三教合一趨勢發展。這說明儒佛道三教關系的發展既與統治階級的政策密切相關，也與各自理論發展的需求相關。

隋唐時期，佛教在統治者的支持和扶植下與儒、道兩家所形成的三教鼎立之勢，為三教的融合提供了客觀條件，而三教在各自的發展過程中也都深切地感受到了相互補充、相互融合的必要性，因而都表現出了強烈的融合他人理論精華的主觀意向，三教在理論上呈現出的進一步融合的趨勢是這個時期三教關系的最重要特點。

這突出地說明了儒佛道三教雖在立場上不同，但在思想理論上必有其會通之處才能彼此借鑒、包容。這是不同文化在交流過程中所呈現出的一種互動關系，各自都對固有的文化持堅持态度，各自又能相互吸取，其結果是促進了思想上的共同發展。

盛中唐之際是儒佛道三教由鼎立之勢開始趨向合一的時期。“安史之亂以後，以廷辯方式展開的佛道之争很少再有理論研讨的意義，大都隻是成為一種儀式或禮節。這從一個側面表明，到唐玄宗時，儒佛道三教經過相互論争，共探義理，融通彙合已成潮流。”這是對儒佛道三教關系發展趨勢的揭示。

能形成這樣一種局面應該說與唐玄宗采取三教并用政策且在思想上極為重視三教合一有關。

此外，本身也與佛道論争的不斷推動有關，道教在此前的佛道論争過程中每次都以失敗告終，這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道教不斷完善和提升自身的理論，從而不斷消解其自身理論上存在的矛盾，特别是道性論、心性論的建構促進了道教理論的發展，由此而逐漸取得力量上與佛教的平衡。

吳筠是處于這一時期的重要道教學者，他所表現出的維護儒道關系的思想傾向在唐代道教學者中尤為突出，如力圖融合傳統儒道哲學以建構能與佛性論相抗衡的思想理論，但事實上他建立的心性論同樣是深受佛性論推動和影響的産物。

吳筠的這種思想動機在于宣揚本土文化，同時又分明表現出尋求與佛性論相類的思維模式，其思想産物即是唐代儒佛道三教思想融合發展的趨向所緻。

道教心性論之所以得以建立，首先與中國哲學思想在唐代的整體轉向背景有很大關系，佛教在與道家、儒家調和過程中，找到了“心”這一能夠得以會通的共同點，于是從宇宙論、本體論向心性論的轉化是儒佛道的共同趨向，道教心性論的形成也是在這種環境下不斷探索的結果。

道教自創立之初就與社會治理有密切關系，有關道本儒末、儒道兼濟、儒道互補的理論皆為後世道教治世理論的發展路向提供了思路。至唐代，即使是淡化了儒家倫理色彩的重玄學也表現出一定的社會現實關懷，特别是在盛中唐時期，道教對社會現實的關懷更甚，這充分體現在吳筠及其同時代道教徒與唐代社會之間的密切聯系。

盛唐時期有一個特殊的現象即是道教徒倍受統治者青睐，在這些道教徒中，一批有識之士表現出對社會治理的極度熱情，由此而形成了道教與社會政治的密切關系。

這一時期對社會現實的關注是道家道教的一個突出特點，由于老學的盛行，老子以道治國的理念被充分挖掘和運用。

，老學家們在這一時期面臨兩大現實課題：一方面繼續緻力于建立自己足以與佛教抗衡的義理體系，另一方面發揮《老子》思想對唐代政治的指導作用，因此這一時期哲學的生命力在于解決時代課題，在道教義理體系得以完善的同時，又特别注重挖掘《老子》思想中的政治内涵，建立了“以道治國”的理論框架，以解決現實政治問題。

如果說唐初的道教主要因佛教影響而依托老莊思想追求重玄精神的超脫，那麼，到了盛中唐以後又因社會現實問題而由追求重玄精神的超脫走向現實關懷，這種現實關懷是在“以道治國”的主題背景下納儒入道，畢竟儒家思想在維護統治階級方面始終占據着重要地位。

何建明教授在其《道家思想的曆史轉折》中認為：“中國古代的道家思想，主要包括哲學思辨、政治關懷和修煉養生之道這三個邏輯結構層面。”這說明政治關懷是道家道教思想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

除了推崇以道治國的思想外，調和儒道關系是道教關注社會現實的一個重要表現。

道教在對待儒道關系上，如果說初唐成玄英等人還較為反對儒家禮教的話，到了吳筠的時代則力圖融儒入道，但已改變傳統道教理論單純吸收、改造儒家倫理的調和儒道的方式，這是因為時代背景和社會思潮發生了改變。

吳筠從“道生德成”的角度來調和儒道關系的做法與魏晉玄學家以儒解道、以道解儒的雙向诠釋之理略有相似之處，其目的都在于會通儒道，但兩者所處的曆史環境、時代需求卻有同有異。

相同之處在于吳筠同魏晉玄學家們一樣，各自所處的時代都是老莊之學得到極度推崇的時代，不同之處在于魏晉玄學家們努力會通儒道的理想遭遇了曆史、政治背景的阻礙，而融儒入道、調和三教等的思想傾向在唐代卻是由上至下地得以發展，因此産生的結果自然不同。

魏晉玄學本是在儒家名教遭遇危機的曆史環境中産生的，以道釋儒便是玄學家為儒家尋求合理性存在的新途徑。

經過魏晉玄學對儒道的調和以及南北朝佛道的融彙發展以後，隋唐時期儒家在恢複其正統地位的同時也讓位于佛道的發展，三教形成沖突、鼎立的局面而又不斷趨于融合。

吳筠在這種背景下，其融合儒道的目的不僅有社會政治層面的考慮，也有宗教層面的要求，即他力圖從糅合傳統儒道思想的角度去尋求可以抗衡佛教的理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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