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美人如何看待人生意義?來源:環球時報編者的話:在通信與互聯網發達的今天,後悔買一件商品後可以取消訂單,無法按計劃去一家餐廳吃飯、去聽一場音樂會可以取消訂座,如今,一個人也成為可被“取消”的對象,這就是近年來在歐美國家盛行的“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所謂“取消文化”,簡單來說就是人們試圖集體抵制“有問題”的公衆人物、企業等,“問題”通常包括犯罪、涉種族與性别歧視、具有曆史争議等上周,英國牛津大學莫德林學院的學生投票決定,将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的肖像畫從公共休息室移走,理由是女王代表了“殖民主義”,此舉被該國教育大臣痛批“荒謬”,也被輿論認為是受到“取消文化”的影響“取消文化”究竟是一種問責制,還是一種對他人進行不公正懲罰的方式?在歐美國家,這已經成為一個兩極化的辯論話題,今天小編就來聊一聊關于歐美人如何看待人生意義?接下來我們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來源:環球時報
編者的話:在通信與互聯網發達的今天,後悔買一件商品後可以取消訂單,無法按計劃去一家餐廳吃飯、去聽一場音樂會可以取消訂座,如今,一個人也成為可被“取消”的對象,這就是近年來在歐美國家盛行的“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所謂“取消文化”,簡單來說就是人們試圖集體抵制“有問題”的公衆人物、企業等,“問題”通常包括犯罪、涉種族與性别歧視、具有曆史争議等。上周,英國牛津大學莫德林學院的學生投票決定,将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的肖像畫從公共休息室移走,理由是女王代表了“殖民主義”,此舉被該國教育大臣痛批“荒謬”,也被輿論認為是受到“取消文化”的影響。“取消文化”究竟是一種問責制,還是一種對他人進行不公正懲罰的方式?在歐美國家,這已經成為一個兩極化的辯論話題。
誰成為了“被取消”的對象?
2017年,美國好萊塢演員凱文·史派西遭人爆料涉嫌性侵醜聞,其聲望瞬間跌落谷底,所有表演機會一夜之間消失,網飛當時也撤下其參演的熱播劇《紙牌屋》。
2020年6月,英國作家J.K.羅琳在社交媒體轉發一篇讨論生理與衛生文章時,發表了自己的看法——有月經的人才是女性,被猛批是針對跨性别人士的歧視。《哈利·波特》中飾演主要角色的丹尼爾·雷德克裡夫、艾瑪·沃森等演員紛紛表示反對,《哈利·波特》兩個大型粉絲網站發表聯合聲明,宣布與J.K.羅琳劃清界限。
今年3月,英國哈裡王子及其夫人梅根接受美國主持人奧普拉專訪的節目播出後,在全世界引發軒然大波,令英國王室因種族問題等飽受批評。但英國主持人皮爾斯·摩根在“英國早晨”節目中批評梅根隻是做戲,随後英國通信管理局收到超過4萬件投訴,摩根最終辭去“英國早晨”主持人職務。
這三件事有一個共同特征:在西方媒體報道中,它們都被認為與“取消文化”有關。新加坡《聯合早報》稱,這一現象通常是指人們通過網絡請願、向其合作方緻函、在社交媒體發布帶有标簽的言論等策略,讓涉事者的工作機會、商業代言、企業贊助以及網絡影響力“被取消”。“在人類曆史的大部分時間裡,人們都在相互質疑,但互聯網改變此類互動發生的地點……人類從未像現在這樣容易被召集并加入公衆鬥争。”美國皮尤研究中心5月刊文這樣稱。
“這是一種文化抵制,”美國密歇根大學傳播學教授中村麗莎形容,“相當于一項不加大宣傳對方、不提供财力支持的協議”。加州大學聖芭芭拉分校研究非裔美國人語言的學者安妮·哈德利則稱,“這是一種集體宣言”,即“我們曾提高你的社會地位、經濟實力,(如今)我們不再像以前那樣關注你……我或許沒有權力,但我有權無視你”。
“取消文化”是如何興起的?美國VOX網站5月刊文稱,這一概念大約在六七年前才開始慢慢向主流輿論滲透。“取消文化”曾長期在黑人文化内部流傳,可能是源自黑人音樂創作人尼爾·羅傑斯1981年的單曲《你的愛被取消》(Your Love Is Cancelled)。但“取消一個人”的概念始于1991年的電影《紐約黑街》,并于多年後在美劇《愛與嘻哈:紐約》的推動下,最終出現在2014年非裔用戶的推特中。VOX說,起初,“取消文化”行動主要出現在社交媒體上,如今越來越頻繁地發生在現實生活中。
有媒體認為,“取消文化”開始受到公衆高度關注源于美國《紐約時報》2018年6月一篇題為“每個人都被取消了”的報道。該文列舉了當時“被取消”的一系列名人,比如說唱歌手“侃爺”、女歌手泰勒·斯威夫特、億萬富翁比爾·蓋茨、加拿大鄉村音樂歌手仙妮亞·唐恩。這些人大多因不當言論陷入輿論風波,比如“侃爺”稱奴隸制是一種選擇,鄉村音樂歌手仙妮亞·唐恩說如果自己不是加拿大人,她會給特朗普投票。
抵制知名人士并不稀奇,但有分析稱,起初“被取消”的名人多與一些較嚴重的“罪名”有關,比如被爆性侵醜聞的凱文·史派西和美國制片人哈維·溫斯坦,他們遭抵制被很多人認為是“罪有應得”“讓有權勢者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但後來,随着越來越多的名人因表達自己的政治立場或個人觀點而受大規模抵制,“取消文化”被質疑“正在失控”“矯枉過正”。
最近兩年,“取消文化”之風愈演愈烈。美國VOX網站說,這與“黑人的命也是命”等大規模社會浪潮也有關系。
去年5月,非裔美國人弗洛伊德在明尼阿波利斯遭警察暴力執法緻死引發大規模抗議。在虛拟世界中,“取消文化”成為一些自由派網民的有力武器;在現實生活中,一些曆史人物成為“被取消”的對象,與奴隸主、南方邦聯及其他争議性政治人物有關的公共紀念物遭到公衆和政府官員的“清算”。比如,弗吉尼亞州首府裡士滿的抗議者推倒内戰期間南方邦聯軍将軍威廉斯·威克姆的雕像,密西西比州棄用含邦聯标志的州旗。
“拆除雕像行動”從美國蔓延至英國、比利時等歐洲國家。在德國,是否要“取消”對德意志帝國首相俾斯麥的紀念至今仍為人們所讨論。在他掌權期間,德國是世界第三大殖民帝國。在德國,以俾斯麥命名的街道有700多條,塔樓140座,他的雕像有97座。
對“取消文化”的理解截然不同
在美國維拉諾瓦大學社會學和犯罪學教授姬爾·邁克考克爾看來,“取消文化”的根基貫穿人類曆史,千百年來,社會一直懲罰違反相關社會規範的人,“取消文化”隻是另一個變種。她表示,即便是在互聯網上,集體“取消”某個對象也會營造出一種“患難與共”的氛圍,“在政治分裂的時代,這強化了一種團結感”。邁克考克爾說:“這在心理上具有陶醉作用,讓你感到自己是某群體的一部分,感覺自己是比你自身更大的事物中的一部分。”
美國政治網站稱,社交媒體重塑了與他人的“邊界感”,它加強了群體身份,也改變引發憤怒的方式。過去,規範由相關機構決策、由領導層執行,如今,規範正被人們輕點手機屏幕執行。
美國皮尤研究中心去年9月針對10093名美國成年人開展民調,試圖了解公衆對“取消文化”的認知。整體上看,44%的受訪者表示聽到過不少有關“取消文化”的說法,38%的人稱從未聽說過。對“取消文化”的了解程度因年齡而異,64%的30歲以下成人表示聽到過相當多,該比例在30歲至49歲降至46%,50歲以上者僅為34%。
對于不同人而言,“取消文化”意味着截然不同的東西。民調顯示,在了解“取消文化”的受訪者中,49%的人将其描述為“向他人問責而采取的行動”,14%的人認為這是一種審查方式,例如限制自由言論或有關曆史被抹去,12%的受訪者将“取消文化”定性為用于傷害他人的卑鄙攻擊。
在美國,對“取消文化”的不同理解也帶着兩黨鬥争的色彩。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調顯示,大約3/4的民主黨人表示“取消文化”更有可能讓人們對自己的行為負責,而過半共和黨人表示這更有可能懲罰那些不應受懲罰的人。
在去年的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美國時任總統特朗普等共和黨人對“取消文化”發起猛烈攻擊,至少11名發言者(占登台講話人數約1/3)表示“取消文化”令人擔憂。該大會的一份文件将“取消文化”描述為“抹去曆史,鼓勵無法無天的行為,有悖于思想和言論的自由交流”。
不過美國商業内幕網站本月刊文說,盡管共和黨人總是抱怨“取消文化”,但他們也有自己版本的“取消”行動,比如麗茲·切尼因支持彈劾特朗普而失去自己在共和黨議員中的領導地位。VOX也稱,“取消文化”正被一些保守政客“武器化”,他們正尋求通過立法應對他們“害怕”的對象,“取消”所謂的左翼企業、組織和機構。比如,由于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MLB)反對佐治亞州投票限制法律,共和黨政客威脅通過取消其聯邦反壟斷豁免權來懲罰該聯盟。
是“群體羞辱”還是弱勢群體的“武器”?
對于該不該支持“取消文化”,西方輿論的看法很分裂。VOX網站稱,有人将其視為一種形式的“騷擾”,甚至用“暴民政治”來定義這一現象。西班牙《日報》說,一批社會精英看到了“取消文化”的危害,比如這是一種群體羞辱、排斥行動、對反對意見的不容忍,“以及在盲目的道德确定性中化解複雜問題的傾向”。VOX稱,“取消文化”已經步入一場更大規模“文化戰争”的“誇張階段”,盡管其核心關切仍然是問責制,但有關争論正越來越陷入一種二元制、正确vs錯誤的框架中。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一天也會被取消。”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東南分校教授埃裡克·施安伯格3月撰文稱,今天的“取消文化”并非全新事物。“政治正确”始于上世紀80年代,促使人們更慎重地談論特定話題。相比之下,“取消文化”是加強版的政治正确,依賴公共政策、社會污名和經濟後果的“強大組合”達到目的。施安伯格稱,“取消文化”是個大問題,其本身應該被“取消”,“我們永遠不應該試圖取消人性”。
美國前總統奧巴馬也警告,“取消文化”塑造“正義魔人”具有危險性。他認為,這一趨勢錯誤地賦予人們評判他人的權利,讓人們容易忘記,做錯一件事并不代表十惡不赦。
美國維拉諾瓦大學教授姬爾·邁克考克爾則強調,如果在美國的政治話語體系中,各方持續深挖自己的“戰壕”,不願意跨越分歧進行接觸,那麼“你無法真正擁有一種高效運轉的民主體系”。
但在肯定“取消文化”的人眼中,這是弱勢群體的“武器”,讓民衆有機會戳破那些帶有歧視或不公平含義的言論。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教授薩拉·傑克遜的話說,很多在十年前缺乏公共平台的人,如今都開始在網絡上發聲,迫切地想要被聽到。
J.K.羅琳去年因發表涉嫌歧視跨性别者言論遭受抵制後,與150多個知名記者和作家在美國《哈潑斯雜志》刊登公開信,強調對“取消文化”失控、對思想自由交流的擔憂。3天後,網絡上出現了一封回應這封公開信的公開信,稱這些聯署人并非普通網民,而是社會精英、文化領袖,他們擁有大量公開發表意見的機會,即便正在美國非常有聲望的雜志上發表看法,也還在宣稱害怕自己的聲音被壓制。
對于“取消文化”限制言論自由的觀點,有分析人士強調,廣大民衆對于名人言論表示憤怒并進行抵制,也是言論自由的一部分。而重新審視曆史人物也正是一個社會反思和自我修正的必要過程。話語即權力,美國記者埃茲拉·克萊恩曾說,“許多自我标榜為捍衛言論自由的讨論,實際上是為了權力”。
在西班牙《日報》看來,盡管“取消文化”被認為破壞了不少人的職業生涯,但其力量其實是有限的。據美媒觀察,目前完全被“封殺”的名人包括美國制片人哈維·溫斯坦以及著名喜劇演員比爾·科斯比,兩人都涉嫌性犯罪且被判罪名成立。但像是美國演員凱文·史派西(美國警方此前因證據不足撤銷了對他的涉性侵指控)今年已傳出要複出的消息。而西班牙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普拉西多·多明戈本月上旬在西班牙國家音樂廳參加了慈善演出,場下熱烈的掌聲和“歡迎回家”的呼聲被解讀為當地民衆“原諒”了他。2019年,多名女性指控多明戈性騷擾後,他辭去洛杉矶歌劇院總監一職,取消多場演出。曾深陷性醜聞的一些人都仍在活動,更不用說如J.K.羅琳這樣因争議性言論而陷入輿論風波的人會遭受沉重的打擊了,這位英國作家後來也照樣出新書。
在美國弗吉尼亞大學媒體研究系教授梅雷迪思·克拉克看來,要消除政治人物和商業領袖的影響力更難,因為隻有那些權力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眼球經濟”基礎上的人才容易“被取消”,“一個政治人物通常有能力在話語之外的事情上施加影響力”。
【環球時報駐美國、德國、英國、西班牙特約特派記者 侯健羽 青木 紀雙城 陳曉航 丁雨晴 陳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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