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6日，兩個打扮入時的陌生女人走進了彭小英位于霞岙村的家。

她們精心準備過：一身鮮亮的撞色運動套裝，脖子上挂着金色粗項鍊，黑色的棒球帽正面貼着閃爍銀光的“BOY”字樣。

“哎呀！總算見到偶像啦，今天無論如何都要合一支舞！”陌生人先開了口——那是下午兩點半，溫州瑞安地區一天中最熱的時候，彭小英沒好意思拒絕。

自從她和丈夫跳“曳步舞”的視頻登上新聞熱搜後，手機裡每天幾乎要收到幾十上百個微信好友申請，還要應付數不清的從全國各地打來的電話。夫妻倆從沒見過這種陣勢。

有人從外地趕來隻為和她拍一張照片；嗅到商機的老闆輾轉找熟人想跟她合作；以前鎮裡從未見過面的領導也主動來家裡，讓她開直播幫忙宣傳；全國各地的記者們排着隊要采訪她；連過去隻在電視裡看過的綜藝選秀節目也邀請她去參加。

他們突兀地闖進彭小英的生活。就像這天下午慕名而來拍攝的陌生女人一樣，光是跳舞的場地就換了三次。

先是在彭家一樓的客廳，逆光，不行；正門口院壩的光倒是合适，但方位角度不行；又移到房子左側的一小片空地，跳了不到30秒，太曬了。

最後，大家還是退回屋内，在堆放雜物的房間完成了一分鐘的合舞。陌生人這才露出滿意的表情，笑着和彭小英擁抱告别。

這對農民夫妻因為突如其來的熱度，陷入“網紅的煩惱”——有人懷疑他們的農民身份；也有人追問彭小英丈夫曾遭遇車禍、患有抑郁症的真實性；還有人在視頻下毫不客氣地留言：這是團隊包裝炒作。

夫妻倆跳舞的新聞登上熱搜後，家裡幾乎每天都有陌生人慕名而來。新京報記者杜雯雯 攝

“生活變複雜了，腦子轉不過來”

星期六一大早，彭小英便跑去藥店，用白色塑料袋拎回一兜子藥。

一夜之間，她的嗓子全啞了——就在前一天，她和丈夫接受了幾家電視台的拍攝采訪，前後接待11人。

按照原計劃，這天上午杭州來的電視台要做采訪，也取消了。她實在太累，粉紅色的保溫杯裡用熱水泡着胖大海，一到家咕咚咕咚喝了幾大口就趕緊上樓補覺，直到午飯前才醒來。

彭家的午飯簡單，端上桌子的茄子、毛豆、空心菜、四季豆都是自家菜地裡種的，這幾天家裡進出的客人多，親戚們都過來幫忙下廚。

菜剛端上桌子，村長就戴着鎮上管宣傳的幹部來了。幾句寒暄過後，對方講明來意，想讓夫妻倆幫忙推廣當地的農産品，并勸他們要抓住機會——“網上的紅啊、粉絲啊，就是這一陣啦。”

過去幾十年裡，這個位于溫州瑞安西部地區的村子從未像現在這樣被人關注，它所屬的馬嶼鎮，有點名氣的産業是制造眼鏡和鞋子。村裡的青壯年有的跑去外省做生意，有的進了本地鞋廠。

今年受疫情影響，村子裡種的花菜滞銷，彭小英和丈夫範得多成了他人的指望——在抖音和快手平台上，夫妻倆的幾個賬号粉絲加起來超過314.4萬人，最高的一條視頻播放量是1164.9萬，是名副其實的“網紅”。

彭小英不到1米6的個子，長及後背的頭發染成了紅棕色，有時跳舞會紮成低垂的雙馬尾。她身形有些發胖，笑起來會露出一排大白牙，擠得眼角的皺紋形成一條條深溝。隻要音樂響起，頭發就跟着身體一起跳躍。

夫妻倆經常在田坎邊的空地上随時打開音樂跳舞。新京報記者杜雯雯 攝

範得多與彭小英相差五歲，體型偏瘦，比妻子高出半頭，皮膚曬得黝黑。大部分時候他是那個協助妻子的角色。

客人走後，夫妻倆犯了難，“我倆字都不認識幾個，這些（帶貨）怎麼弄都不會啊。”他們小學都沒畢業，光是看懂網友在視頻下的留言，就要花費一些時間。連視頻裡的一些配文，夫妻倆也是請教孩子後再打上去的。

這段時間裡，還有從未謀面的人通過電話、微信、短信聯系他們，有想搞廣告合作的、有想讓她們加入團隊包裝造星的。夫妻倆搞不明白，便幹脆都拒絕了。

他們從沒想到過自己的生活會因為跳舞的視頻被改變，總覺得現在這些事“腦子轉不過來了”，擔心分辨不清那些陌生來人的真實目的，更怕得罪對方。對彭小英來說，“生活變得複雜了。”

就像半個月前在家裡第一次接到電視台的電話時，她和丈夫吓得手發抖，“哎，還以為是犯了什麼錯，是不是跳舞不讓用毛阿敏的那首歌《渴望》，人家找上門了。”

農民家庭的日常

6月7日的下午，是這段時間以來家裡少見清閑的時刻。

不跳舞的時候，還是好多農活要等着幹。彭家父女坐在門口剝毛豆，一顆一顆的嫩豆子從毛絨絨的綠殼裡被擠出來，跳進一旁的塑料筐中，對農民來說，這些作物蔬果過去是生活中的重頭戲。

門口那台花3000元買的藍色電動三輪車，幾乎是家家戶戶的标配。在隻能容納一輛車通行的村中主路，這輛三輪是往返田地與家中最方便快捷的交通工具，鋤頭、水桶、橡膠鞋都能塞進後面的車鬥裡。

想跳舞時，兩口子便把便攜式音箱往車鬥裡後面一放，騎着小車便走，田坎邊、老屋前、文化廣場的荷花池旁都曾留下他們的足迹。

彭家有8畝地，年頭好的時候，那些成熟的玉米、稻谷、黃瓜和花菜能為家裡帶來三四萬的收入，但農民靠天吃飯，每年到手的錢并不固定。

彭小英和丈夫、孩子、父親、嬸嬸（父親後來找的老伴兒）同住在村裡的一棟2層小樓裡。

彭小英夫妻在霞岙村居住的二層小樓。新京報記者杜雯雯 攝

在村裡，彭家的生活條件算是中等。過年前，房子剛花了七八萬元裝修過：客廳鋪上了光亮的瓷磚，牆面也貼上帶花紋的闆，新換的金色大門嵌着菱形綠玻璃，樓上的卧室裡換了木地闆，家裡的餐桌、沙發、床、櫥櫃，也都重新置辦過。錢是彭小英的哥哥出的。事實上房子是彭小英父母的，夫妻倆隻是居住在這裡。

為了增加收入，彭小英和範得多曾想去瑞安的私人鞋廠打工，一個月大約能掙到四五千元的工資，但今年的疫情讓那些做外銷生意的鞋廠一下失去了訂單，工人們也找不到活兒幹。

有長達十幾年的時間，彭小英和丈夫是在外打工度過的，大女兒出生後的第二年，他們便去了雲南昆明，後來又輾轉到山東東營，隻有過年的時候才回老家。直到二女兒快要上三年級的時候，全家人才搬回村裡，算起來也不過四年時間。

彭小英說，村裡許多人家其實都借了外債，日子并不好過。夫妻倆過去做服裝生意也賠本欠錢，原本他們會過着和村裡大多數家庭相似的生活，種菜、挖筍、摘楊梅，努力賺錢養家還債。

過去幾年，跳舞也成為了兩人生活的日常習慣。其實，要在村裡的田坎邊成功錄下一段全家人跳舞的視頻，并沒有想象中簡單。

突然經過的三輪車、從對面走來打招呼的熟人鄰居、手機連接音響的聲音變小、舞步挑錯配合不對、地面上硌腳的石頭、突然下起的雨，都會成為中斷拍攝的原因。有時一段舞蹈反複跳上十幾遍也是常事。

他們的舞蹈是近些年風靡的曳步舞。彭小英第一次看到這種節奏感強烈、腳部動作變化快的舞步時，便着了迷。最開始隻是自己跳，後來想拉着丈夫一起，“讓他鍛煉鍛煉，也能放松下心情。”範得多并不情願，“哪有大男人去跳舞的，不去不去。”

彭小英還是堅持，“你不跳，那你去看我跳。”連着看了幾天，範得多也跟着嘗試。彭小英還記得那天晚上回家，丈夫告訴她，“我跳舞出汗了，感覺身體挺舒服。”

連着兩個月夫妻倆每天都去，早晨跳，晚上也跳，丈夫還迅速瘦了下來，兩人不放心，又去醫院檢查血壓、心髒功能，醫生告訴他，“你倆一切正常。”

範得多夫妻帶着二女兒和小兒子跳舞，大女兒和其他親友幫他們拍。新京報記者杜雯雯 攝

“那時，他眼裡沒有光”

如果不仔細盯着範得多的臉看，很難發現他的下嘴唇與下巴之間，有一個“7字形”隐隐的長白線，那是十幾年前一場車禍留下的痕迹。

那時，他與妻子從家鄉去到雲南昆明打工，彭小英在老鄉開的一家鞋店上班。彭小英至今記得，一天下午六點左右，她接到一通電話，“問我有沒有空，說我老公‘有點不舒服’送到醫院去了，讓我去一下。”

等她趕到醫院，才被醫生告知是需要手術簽字，狀況遠比她想象的糟糕得多：範得多三顆下門牙全部撞碎，嘴裡也被劃出一道大口子，滿嘴是血。

“當時我的雙腿感覺一下就‘癱了’，站不住了。”彭小英說，丈夫與其他三位朋友駕駛着小車，被一輛大貨車從車身撞來，坐在司機後座的範得多成為受傷最重的兩人之一。

手術後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彭小英覺察到丈夫有些不對勁。

他的左耳在車禍後失去了聽力，總感覺自己耳朵裡有機器“嗚嗚嗚”的聲響，吃飯的時候有，睡覺的時候也有，24小時不斷。

這張模糊的照片拍攝于丈夫車禍後的兩年，夫妻倆去廟裡祈福。受訪者供圖

丈夫原本是個愛說愛笑的人，那段時間時常沉默，有好多次彭小英發現他坐着自言自語，“耳朵響、車子來，耳朵響、車子來。”

長期失眠引來的煩躁感，讓範得多覺得自己“快瘋了，好幾次都想跳井、跳樓算了，”有些時候家人實在不知道怎麼辦，隻有打120求救。

感覺最不對勁的那天晚上，彭小英半夜醒來發現丈夫不在床上，她趕忙尋來親友分頭去找，接近淩晨兩點，家人才在一個廣場的花壇邊找到了蹲坐在那兒的範得多。

妻子帶着他又去了醫院，先是挂了精神科，醫生提醒她應當去看心理科。在瑞安市人民醫院，範得多被診斷為抑郁症，家人還帶着他去過山東的醫院、最遠跑到了北京，得到的診斷結果都差不多。

至今家中還遺留了一些當年沒吃完的藥盒。這些名為“鹽酸帕西汀片（賽樂特）”、“奧氮平片（再普樂）”的藥物，适應症為：抑郁症、強迫性神經症、驚恐障礙、社交恐怖症、精神分裂症、中重度躁狂發作等。

家中還保留了一些範得多抑郁症時期的吃藥的外盒。新京報記者杜雯雯 攝

對彭小英來說，那是她人生中最痛苦的一段時間。

23歲的大女兒丹丹記得，那段時間媽媽的心情一直很低落。害怕别人的議論帶來壓力，無論是車禍還是患病，彭小英也隻告知了家族中極少數的幾位近親，不少親戚都是最近看到新聞，才知道原來兩口子還經曆過這一遭。

車禍後兩年，彭小英帶着丈夫去馬嶼鎮附近的一個廟裡拜佛，夫妻倆讓人幫忙合了一張影。照片模糊，丈夫攀着她的肩，直直看向前方，女人笑着舉起右手比了一個“耶”。

“你看，那時他眼裡沒有光，”彭小英坐在小木凳上，拿着手機裡的照片邊看邊說，“他是一家之主，家裡的頂梁柱出了事，我和孩子怎麼辦？”

範得多出車禍後，彭小英的微信昵稱改成了“再怎麼煩惱也要對别人微笑”。後來是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他才得知妻子這句話的寓意：對每一個來看望的人都微笑，要讓丈夫看不出來臉上的悲傷。

“和那些最苦最難過的日子比，現在這些又算什麼呢？”

跳舞給他們帶來了意料之外的喜事：範得多跳了幾年舞之後，身體變好，心情也舒暢，盡管沒到醫院去做複查診斷，但他已經完全不同于抑郁症時期的狀态，變得開朗健談，也不用依靠藥物入睡。

頭兩年，夫妻倆在廣場跳舞有些小名氣，好多人想跟着他們學，一年一個人象征性地給300元的辛苦費，後來偶爾有表演場合需要舞蹈的，也會找上門，一場表演按人頭給“點心費”，1個人50元。

最開始，村子裡也有些閑言碎語，“有這個工夫去跳舞，累死了都，還不如在家休息。”夫妻倆也不管這些聲音，還是接着跳。

事實上，跳舞對彭小英夫妻來說，其實花不了多少錢。除了在網上購買的兩個可以随意拖着走的外放音響，跳舞前需要做的準備，就是提前在保溫杯裡灌上一壺水。

家裡的老人身體還算健康，大女兒懂事，當了舞蹈老師後從未要範得多夫妻倆操過心，老二老三上學隻有生活費的開銷，一個月不到一千元。全家人的吃喝基本都能自給自足，沒有額外的物質花費。

彭小英經常去村裡挖一些野菜回家，在餐桌上炒着吃。新京報記者杜雯雯 攝

早在兩年前，彭小英陸陸續續就在網上發布跳舞的視頻。有時是夫妻倆一起，有時是與二女兒、小兒子四人一起，跳舞的地點一直在變換，從公園到親戚家的小區，從白天的廣場到晚上的橋下。

直到今年4月初，兩人在疫情裡因為無聊，自編自跳了一曲毛阿敏的《渴望》，背景是在範得多的老宅前，丈夫穿着上世紀70年代老漢常穿的藍色外套，腳上踩着綠色解放鞋，頭上還戴着竹編的鬥笠。

視頻發出去後的那天晚上，他倆的賬号裡一直顯示99 的新消息，粉絲數不斷往上翻。至今，夫妻倆也沒完全搞明白那條視頻為何走紅，隻記得兩人興奮地看手機到晚上三點還沒睡，“從來沒有這樣過，就像突然下大暴雨似的。”

範得多隻能看懂一些簡單的字，一些網友的評論需要通過孩子的轉述，“看了評論，越來越開心，越來越有動力，覺得自己心情很好。”

但随之而來的是質疑聲。在那些跳舞視頻裡，他倆放得開動作幅度也大，身體跟着節拍的律動感擺動，沒有一絲拘謹和害羞——這讓他倆看起來和傳統印象中的農民差距很大——這也讓不少網友覺得他倆是“假農民”，懷疑他們的真實身份是“舞蹈老師”。

早期跳舞時，他們經常穿着看起來很潮流的運動服套裝，全家都是統一的黑色、紅色、白色或綠色，腳上運動鞋的logo也是知名運動品牌。這些畫面在他們走紅之後，成為網友質疑他們真實身份、包裝炒作自己的證據之一。

“這些衣服，都是我大女兒給我們買的，鼓勵我們跳舞，說這樣穿年輕好看，”範得多覺得委屈，“45一雙，你說是不是真的?”大女兒丹丹在瑞安市裡一家舞蹈工作室當爵士舞老師，她幫父母注冊了視頻賬号。

還有網友說他們轉變風格後的服飾是刻意打扮。範得多不否認衣服都是從衣櫃裡特意翻出來為了跳舞穿，“在農村誰家沒有幾件舊衣服，雖然穿了很多年了，但沒破也就一直放着不扔，哪裡需要去外面買。”

在那些“假夫妻”的評論之下，彭小英說自己不生氣。她指着中間的茶幾回答，“就像你我之間隔着這個桌子，他們高興就讓他說，沒事。”

彭小英還記得那時為了讓丈夫心情好一點，陪他跳舞跳到自己的腳部受傷，有一天早上醒來後，她已經腫痛得無法挪動，從二樓卧室下到一樓客廳的每一步，她都是坐在樓梯上，一級一級地挪下來。

“所以啊，和那些最苦最難過的日子比，現在這些又算什麼呢？”彭小英這樣勸自己。

文 | 新京報記者 杜雯雯

編輯 | 陳曉舒 校對 | 吳興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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