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二年年初的一天，江西新昌縣衙的大門前出現一位”不速之客“，此人中年模樣，滿臉橫肉、面相惡俗，腋下挾着一本厚厚的大書，揚言有一樁大案要告。

新昌縣令升堂後，目光向堂下一掃，立刻認出告狀之人乃新昌有名的潑皮無賴，王泷南。

新昌縣令頗有些厭煩地問道，你要狀告何人？

王泷南說，小人要狀告鄉裡舉人，王錫侯。

新昌縣令哼笑一聲說，本縣知道你和王錫侯積有宿怨，若要誣告，你是要反坐的。

王泷南聽了，揚起手中的大書說，小人不敢，這是一樁大案，請大人過目。

說着，王泷南将手中的大書呈了上去。

新昌縣令接過一看，王泷南所呈的大書原來是王錫侯編纂的一本字典，《字貫》。

新昌縣令粗略地翻看了兩頁，沒發現有什麼問題，于是不耐煩地說，這不過是一本普通的字典，何來的大案？

王泷南跪行幾步，上前指着這本字典的序說，王錫侯犯有狂妄悖逆的大罪，他在序言中說，《康熙字典》所收四萬六千字有奇，學者查此字遺彼字，每每苦于找遍全書，掩卷而仍茫然。《康熙字典》乃聖祖康熙皇帝禦制，王錫侯為了标榜自己編纂的字典有查字之便，竟敢指斥聖祖皇帝所編字典有種種缺憾，這不是大逆之罪，是什麼？

新昌縣令聽罷，再一細看這本《字貫》，王錫侯不過是把一個字的同義字或者近義字排在了一起，這純粹是為了方便查找，也是一件好事。至于序言中提到的《康熙字典》有查字不便的缺點，這隻是指出了字典編排上的一個小問題，如果非要上綱上線，硬給王錫侯扣上一頂”狂妄悖逆“的大帽子，未免有些小題大做，雞蛋裡非挑骨頭。

了解了事情的原委，新昌縣令本想斥退地痞無賴王泷南，但想到事關文字的官司在乾隆朝一向敏感，為了不出差錯，保全烏紗，新昌縣令最終踢了一腳皮球，當堂表示，此案将呈報巡撫衙門，一切由巡撫大人裁定。

江西巡撫海成看到新昌縣令呈報上來的卷宗，覺得此事小如芝麻，根本不值一提，王泷南狀告王錫侯，完全就是無事生非，蓄意找茬。

然而，在乾隆朝，無論官居幾品，凡是事關文字，都有一套官場心得，心裡越是明白，手上越要甯重勿輕，因為當今皇上陰晴不定，太難伺候。

就這樣，江西巡撫海成給乾隆上了一道奏折。在奏折中，海成說，新昌舉人王錫侯編纂《字貫》，雖無”悖逆“之實，确有”狂妄“之語，為顯示朝廷威嚴，建議革去王錫侯舉人頭銜，妥否，請皇上批示。

從官場經驗上看，海成此奏，既小心謹慎，又公正嚴厲，乾隆看了，應該挑不出毛病。

可結果呢？

這一道滴水不漏的奏折遞上去，竟差點要了海成的性命。

何以至此呢？

實在是因為乾隆的帝王眼光太陰毒。

接到海成的奏折，乾隆先看了看王錫侯為《字貫》寫的序言，感覺海成所奏大體說得過去。但是，乾隆并沒有因此将王錫侯所編的字典放下，而是帶着極為嚴苛的目光，仔細查看了這本字典。

這一查看不得了。

乾隆發現，在《字貫》的第十頁居然連續出現了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的名字。仔細一看，原來是王錫侯為了讓讀者明白什麼叫”避諱“，特意把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的名字”玄烨“、”胤祯“、”弘曆“寫了出來，王錫侯提醒讀者，寫文章時凡是遇到這六個字，一定不能寫全，要麼要少寫一個筆劃，要麼改用其他字。

平心而論，有一說一，王錫侯在此處絲毫沒有悖逆之心，有的隻是讀書人的責任心，仁善之心。

可是乾隆卻勃然不怒，一口咬定，此人名義上在提醒别人，實際上卻借此明知故犯，此實大逆不法為從來未有之事，罪不容誅。

罵出此番要殺人的話，乾隆還覺得不夠，跟着又把矛頭對準了江西巡撫海成。乾隆在批複中痛罵海成，說《字貫》中”大逆“開卷即見，你居然說”無悖逆之詞“，你就是這樣審事，效忠朝廷的嗎？你這個奴才，簡直”雙眼無珠“、”天良盡昧“。

罵完海成，乾隆頒下酷令，将逆犯王錫侯迅速押解進京，交刑部嚴審。

一件原本是潑皮無賴蓄意陷害鄉間良人的惡毒之事，到了乾隆這裡，轉眼之間就成了古今未有的特大逆案？

中年乾隆這是怎麼了？

何至于喪心病狂、暴虐昏庸到如此地步呢？

要回答這一切，還要從乾隆刻意營造維系的所謂”乾隆盛世“說起——

自乾隆二十四年起，得益于康雍兩朝的積累，大清在乾隆治下進入所謂的巅峰盛世。對此時的乾隆而言，曆史上所有威脅皇權的傳統勢力都讓他清除幹淨了，他也有了曠世明君的優越感。但是，作為一個極度戀權，又極度敏感的滿人帝王，他又有着難以驅除的自卑與警惕心理，大清雖然已經建立一百多年了，可他還是擔心民間暗藏着反清複明的思想和力量。在他看來，這是乾隆盛世最緻命的隐患，是橫在他面前最危險的無形之敵。

很長一段時間，乾隆最陰沉的帝王心機都沉在此處，那就是如何才能徹底鏟除這個無形而緻命的隐患。

在帝王的禦座上，乾隆對自己的”雄才大略“是相當自信的。的确，乾隆的帝王大手有一種可怕的魔力，他能夠将浮華虛榮、沽名釣譽、血腥殘暴，巧妙地隐藏在他的宏圖大業，古今未有的”帝王聖明“之中。

為了解決這個隐患，乾隆祭出的就是這樣一雙表面偉大實際黑暗的帝王大手。

乾隆三十八年，乾隆下旨，為了大興文治，他立意修撰一部史上最大的叢書——《四庫全書》，此書将囊括中國有史以來的所有文化成果。

此舉的偉大顯而易見，那麼何以說實際上它又是黑暗的呢？

乾隆宣布，為了修撰《四庫全書》，朝廷有必要将天下的古籍全都收集起來。為此，乾隆專門派人到全國各省，重金懸賞，大肆搜集民間藏書。為了防止百姓怕”犯忌諱“而不敢獻書，乾隆特意頒布谕旨說：”文人著書立說，原不妨兼收并蓄。即或字義觸礙，又何必過于畏首畏尾耶！“

這段谕旨的意思說，民間文人學士寫書，講究的是兼收并蓄，豈能要求字字正确。文字即使有些許違礙之處，也不要緊，大家不要害怕，畏首畏尾，大膽拿出來，獻給朝廷，我是不會怪罪你們的。

看到這份谕旨，民間百姓深知乾隆老兒得罪不起，該配合的地方還得配合，但配合的同時，民間百姓更知道乾隆在這道谕旨中表現出來的寬厚當不得真，他之所以這麼說，為的是”引蛇出洞”，因此，民間百姓在“積極”獻書之外，紛紛留了一手。

一年後，乾隆查看搜書成果。

有關方面報告，聖旨一下，一年多的時間，全國各地一共向皇上獻出一萬三千五百部藏書，搜書成果十分顯著。乾隆聽了很高興，可是再一仔細查看這一萬三千五百部獻書，乾隆臉上的笑意立馬就凝固了，嘴裡更是罵出了刁民二字。

罵完民間百姓，乾隆沒有罷休，跟着下旨指責各地官員說：“各省進到遺書不下萬餘種，并不見奏及稍有忌諱之書。豈有裒（pou）集如許遺書，竟無一違礙字迹之理？”

乾隆話說得很直接，難道你們不知道全國搜書的目的是什麼嗎？現在好了，你們弄來一萬多本書，竟然沒有一本有問題的。真是豈有此理！

各地官員接到這道谕旨，紛紛低頭不語，企圖蒙混過關。

中年乾隆是個不依不饒的狠主，見全國的官員、百姓統統跟自己玩起了心眼，他也就不再含蓄，直接亮明了野蠻意圖。就在宣布修《四庫全書》的第二年，也就是乾隆三十九年，乾隆直接命令各地大員：“再令誠妥之員前往藏書之家明白傳谕，如有不應存留之書，即速交出。”

乾隆說，既然民間百姓不交，那麼你們就派可靠能幹的人到那些藏書多的人家去查禁書，不管你們用什麼手段，總之一定要讓他們把不法違禁的書籍統統交出來。

這是一件很失民心，而且難以辦到的事。各地大員都不願趟渾水，于是能拖就拖，能躲就躲，妄想應付一陣子之後，皇帝老兒能夠知難而退，事情能夠不了了之。

乾隆見狀，手中端着一時無法開火的槍，很是郁悶。

就在這個時候，可憐且無辜的王錫侯撞到了乾隆的槍口上。所以說，乾隆在王錫侯冤案中所表現出來的喪心病狂不是偶然，而是他帝王陰謀的必然。

史書上說，《字貫》的作者王錫侯本質上是個老實巴交的讀書人，此人窮苦出身，三十八歲才考中舉人，之後又連續九次會試落第。冤案發生的這一年，他已經是六十五歲的老人了，全部家産，把鍋碗瓢盆、豬仔母雞統統計算在内，隻有六十幾兩銀子。他之所以嘔心瀝血地編纂這本字典，為的隻是能留下自己的才學，把書賣出去，賺一些散碎銀兩，補貼家用。

可悲的是，此時的乾隆極度刻薄寡恩，根本不理會這些實情。

為了殺雞儆猴，有力地推動查抄全國禁書，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乾隆做出裁決，王錫侯大逆不道，斬立決；他的幾個兒子以及年滿十六歲的孫子，一共七人，斬監侯，秋後處斬；他的妻子兒媳以及年齡未滿十六歲的孫子，一律賞給功臣之家，永世為奴。

為了震懾搜查禁書不積極的各方大員，江西巡撫海成也跟着倒黴，成了靶子，被判了一個斬監侯。乾隆說，重判江西巡撫海成，就是為了給大家一個教訓，“使封疆大臣喪良負恩者戒”。

在上谕中，乾隆還說：“各省地方務須時刻留心省查，倘所屬内或有不法書籍刊布流傳，即行禀報督撫，嚴拿重治。”

見乾隆的屠刀已經舉起，全國各地的封疆大吏再不敢怠慢，頃刻間，一場滿清毀滅中原文化的血雨腥風随之卷席而來。

有史記載，浙江巡撫三寶，為了搜出轄區禁書，将全省的教職人員統統派回各自的老家，三寶要求，返鄉人員，要以走親訪友串門的名義，一家家暗訪查抄。誰查出的禁書多，就升誰的官。

此法奏效之後，三寶将搜書經驗寫成奏折上報軍機處，軍機處随即向全國推廣三寶的“寶貴經驗”，一時間，全國各地的搜書毀書進展得如火如荼，甚至許多窮鄉僻壤也被鬧得雞犬不甯。

那一時期，紫禁城武英殿前樹起了一個巨大的字紙爐，不分晝夜地焚燒禁書。

乾隆一共燒了多少書呢？

史載，乾隆銷毀的書籍“将近三千餘種，六、七萬卷以上，種數幾與四庫現收書相埒”。

章太炎在《哀焚書》中說得更是一針見血，“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矣”。乾隆這皇帝老兒，實在是混蛋透頂，他一面好大喜功地向世人宣布，修了一部《四庫全書》，可背地裡他又殘暴無恥地燒了一部更珍貴的《四庫全書》。

他的功裡全是罪！

讓後世的清醒文人更加憤怒的是，乾隆燒了一部《四庫全書》，還不放心。他認為光靠官員搜書是不夠的，要想燒盡天下“反清禁書”，最好是讓老百姓徹底地恐懼，主動地悄悄地去銷毀家中的藏書。

于是，比窦娥還冤的文字冤獄成了乾隆朝中期的一種常态。

不妨來講幾個。

還是乾隆四十二年，王錫侯冤案發生之後，一個叫蔡嘉樹的江蘇揚州人，跑到官府，指控一個死人“大逆不道”。

這個死人，名叫徐述夔，是蔡嘉樹的同鄉，生前他寫了一部詩集，《一柱樓詩》。

蔡嘉樹說，《一柱樓詩》中有這麼一句詩，”明朝期振翮（he），一舉去清都“，這句詩根本就是無關緊要的叙事抒情，意思是說，明天早上我要展翅高飛，離開這個城市。但蔡嘉樹卻一口咬定，這句詩很反動，徐述夔要複興明朝，還想毀滅大清都城。

蔡嘉樹這厮跟江西新昌縣的王泷南屬于一路貨色，都是地方上惡名遠播的地痞無賴，他狀告死人徐述夔，為的是霸占徐家子孫的幾畝良田。

此案層層上報上去，”乾隆聖君“最終是怎麼判決的呢？

毫無人性，殘酷之極。

徐述夔和他的兒子雖然已經死去多年，但罪不可恕，當以大逆之罪，開棺戮屍，枭首示衆。徐家第三代徐食田等活着的五人，判處斬監侯，徐家家産全部沒收入官。

類似這樣的冤慘之案，在當時還有很多。

湖北黃梅有一個人，名叫石卓槐，一輩子沒寫過幾首詩，結果就因為寫了兩句”大道日已沒，誰與相維持“，”厮養功名何足異，衣冠都作金銀氣“，最終落了個淩遲處死，親屬緣坐的悲慘結局。

這兩句詩有什麼問題呢？

無非就是發了兩句文人的牢騷，說了一句當今社會風氣有些不好，太拜金了。

一句牢騷被淩遲，乾隆盛世投射下的陰影是多麼的讓人恐懼。

再講一個，同樣讓人感到無語。

有個康熙年間的老文人，生前寫了本詩集，全詩沒有任何問題，就是詩集的名字沒有起好，叫了一個《億鳴集》，結果到了乾隆那裡，就成了”追憶明朝“，罪不可恕，其孫緣坐，秋後處決。

文字獄到了如此恐怖的程度，乾隆一統究竟是怎樣的一個盛世？

乾隆朝的大學士梁詩正六十多歲終于退休後，曾與密友談起為官秘訣，他說：”一切字迹最緊要，我在内廷時從不以字迹與人交往，即偶有無用稿紙亦必焚毀。“

至于民間，

天下盡是紙灰，盡是沉默至死······

可歎那一部《四庫全書》，吹走面上的浮華，露出的都是山河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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