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1日上午10時許，湖北省武漢市新洲區古龍村内，老舊空蕩的小巷中傳來一聲建築物瓦解墜落的巨響，一棟開工不足一周、即将蓋瓦封頂的四層民房轟然垮塌。

據新洲區政府發布的通報，垮塌事故發生在一處農民自建私房工地。11月2日，雙柳街道黨政辦公室工作人員表示，事故最終造成2人死亡、10人受傷，目前已有部分傷者出院。

在古龍村，類似自建房不在少數。它們大多是平地拔起的二三層小樓，沒有構造柱、圈梁等增強房屋穩定性的結構，牆壁用石灰或水泥草草糊蓋。從裸露在外的預制闆隔層、地面生出的野草、窗戶上遮蓋的藤蔓來看，一些房屋廢棄已久。但不少房子的鋁合金窗上保護膜仍未撕去，内牆沒有粉刷，又像從未有人入住的新房。

據當地建房工人介紹，與垮塌房一樣，這些房屋都是村民私下搶建的。

10月19日，雙柳街道汪林村的一處垮塌房屋。從房屋内部情況來看，可能是搶建房。新京報記者 張惠蘭 攝

新京報記者在新洲調查發現，十多年前，包括古龍村在内的多個村落被劃入古龍産業園規劃範圍，當地政府随即禁止加蓋新房。2015年後，拆遷補償政策從房屋産權置換變為貨币補償，并按既有房屋面積計算，為了獲得更多補償款，各村紛紛搶建房屋。

然而，被人為縮短的工期、粗糙的構造、簡陋的用材等，都為這些搶建房埋下安全隐患。

11月2日，雙柳街道黨政辦公室工作人員告訴新京報記者，武漢市、新洲區政府已對此次事故成立調查專班，事故原因應該會在近期公布。雙柳街道控違查違辦公室的工作人員表示，事故發生後，新洲區政府暫停了雙柳當地所有民房建造工程。

完工前突然垮塌，疑為搶建房

10月15日，古龍村垮塌房屋的工地已被清理幹淨，紅灰交雜的磚塊、露出鋼筋的混凝土柱、斷裂的預制闆等堆積在四周。一頂紅色的塑料安全帽掉在工地西側的建築廢料上，帽子被砸得變了形，頭頂有一條近20厘米長的口子。

10月15日，垮塌房屋的建築廢料已被清理到四周。新京報記者 張惠蘭 攝

垮塌房屋工地西側，建築廢料上落着一頂開裂的紅色安全帽。新京報記者 張惠蘭 攝

距事發地數百米的一棟四層小樓裡，住着劉二秀一家13口人，垮塌房屋為其大女兒所有。劉二秀說，塌房那塊地上本有一間舊平房，是自家親戚的；幾年前，大女兒花幾萬元買下了舊平房，打算拆掉後蓋新房，自家居住。

在劉二秀的叙述中，涉事房屋計劃修建兩層，事發前，房屋已斷斷續續建了兩三周。

然而，全程參與垮塌房屋建造的工人李勇卻認為，這房子不是自住，而是搶建的。據他了解，2019年時房子就已澆下地基，但真正開工是今年10月5日，事發時剛修建6天。房屋主體寬16米、進深10米，四開間，計劃為四層，磚混結構。

參與建房的工人葉建平證實了李勇的說法，他說四層中一層高2.5米，二層、三層高2.2米，四層高1.6米。“這裡的自住房通常一層高3.6米，往上每層高3米。所以從層高來看，這是搶建房。”李勇說。

在建房工人顧有軍看來，搶建房基本不住人，“不用蓋得那麼好”。而且當地原則上不準建房，如果有人舉報或碰上相關部門檢查，房主都要打點關系，“所以搶建房都要搶工期”。

據一名當地建房工人透露，以占地100平方米、高三層的樓房計算，正常工期要一兩個月，但搶建房隻要7天到10天。如果不出意外，10月11日本是劉二秀家新房封頂的日子——雖然隻開工7天，這棟四層小樓的主體結構已近完成，蓋上屋頂再粉刷一遍就可完工。

但那天上午10點多，顧有軍在工地旁和砂漿時，突然聽到一聲異響，整棟房子塌了下來。他蹿進幾米外的竹林躲避，垮塌結束才返回工地，發現垮下來的混凝土柱、預制闆、磚塊壓住了一些在樓内施工的工友，“頭上、身上都是血。”

房屋垮塌時，葉建平正在四層砌牆，摔下來的瞬間大腦一片空白。“反應過來我已經在地上了，感覺沒有生命危險，還好高興的。”從廢墟裡爬出來時，他心慌、腿軟、癱到了地上，送醫檢查後發現腰部及肋骨骨折，至今無法下床。

據葉建平了解，受傷的工友有十多人，多數被送往新洲區第二人民醫院。

11月2日，雙柳街道黨政辦公室工作人員告訴新京報記者，所有傷者已無生命危險，已有部分傷者出院，相關部門正在處理死傷者的善後事宜。

雙柳街道包工頭劉元告訴新京報記者，因為搶建房結構問題，雙柳此前發生過一些工人受傷的“小事情”，通常由包工頭和房主共同賠償，沒有鬧大。

記者梳理公開報道發現，近年來各地都有搶建房事故發生，武漢也并不鮮見。比如據中國網消息，2008年7月，武漢市東西湖區長青街道一處搶建民房封頂時突然垮塌，造成9人死亡、12人受傷；據楚天都市報報道，2006年、2007年、2010年，武漢多地發生搶建房牆體或整體垮塌事故，均造成多名工人不同程度受傷。

被忽視的安全隐患

10月6日第一天進入古龍村垮塌房屋工地時，建房工人李勇就注意到，房子一層牆體使用的是灰磚，而不像大多數房屋一樣，在一層牆體使用紅磚。

在雙柳街道有着幾十年建房經驗的黃兵告訴新京報記者，灰磚以石灰和砂為主料，紅磚用黏土燒制，所以承壓性比灰磚好，價格也更貴。李勇也稱，即便是搶建房，一層一般也不會使用灰磚。但建造垮塌房屋時，灰磚先于紅磚運到現場，“要節約時間，不可能把它拖出來再搞紅磚做。”

更讓建房工人們擔心的是，包工頭陳某讓李勇和建房工人在一層外牆澆築了10根構造柱，室内牆體中的構造柱被舍去了；且構造柱和圈梁也隻建在了一層，二層、三層都沒有。

“（自住房和搶建房）的主要區别就是有沒有構造柱和圈梁，有肯定結實一點。”黃兵說。

在磚混結構房屋中，構造柱立在四周外牆和部分室内牆體中，圈梁水平砌在每層牆體頂部，兩者交叉相接用以保證牆體穩定。“但很多搶建房，包工頭為了省時間、省錢，會少用甚至不用構造柱和圈梁。”李勇解釋，這是因為制作構造柱和圈梁要先作模具、再向模具内澆築混凝土，“一天打模，一天倒混頭（混凝土），每做一層要多花兩天。”

另外，包工頭陳某讓工人們在垮塌房屋的二層、三層各打了一堵隔斷牆，一層對應位置卻沒打。很明顯，這會增加一層建築材料的負重。

鑒于上述原因，李勇曾向陳某建議，将垮塌房屋的四層結構改為三層，以減輕下層建築的壓力，但沒被采納。“（垮塌房屋）是包工包料，多蓋一層樓，他就多掙一層樓的錢。”

此外，垮塌房屋的門洞寬度設置得過大，承壓性可能存在問題。李勇說自己為此多次向陳某建議，希望為門框打木支撐，但陳某不予理會，“他說出了事我負責。”

11月2日，雙柳街道派出所工作人員告訴新京報記者，陳某已被刑事拘留。

古龍村廟西灣，一處疑似搶建房（右）與村民自住房（左）挨得很近。新京報記者 張惠蘭 攝

由于工期緊張，搶建房還可能因為施工潦草發生安全事故。

李勇就碰到過這樣的事。10月5日，他被陳某派往陽邏街道，搶建另一處民房。由于連日降雨，工地上的磚又濕又重，一面剛剛砌起的山牆倒塌，一名工友受了輕傷。

10月7日，李勇又在陳某的吩咐下前往雙柳街道汪林村的一處搶建工地。或許因為磚沒砌齊，一面隔斷牆突然傾倒，幸好沒有工人受傷。

拆遷伴生搶建，已存在10年

垮塌房屋所在的古龍村，位于武漢市新洲區南端的雙柳街道，面積2.3平方公裡，下設7個自然灣，人口近3000人。這裡房屋密集，村道狹窄，水塘密布，10月中旬，幾乎家家戶戶的院子裡都結出了橙黃的橘子、柿子。

不過，多數村民外出務工，至今仍在村裡生活的人口不多。許多祖屋閑置已久，積滿灰塵。隻有少數老人留守村裡，以種菜為生。

10月19日，雙柳街道的居民在地裡勞作，不遠處施工車輛往來喧嚣。新京報記者 張惠蘭 攝

垮塌房屋在古龍村東側的孫沈鄧灣。新京報記者在灣内走訪發現，附近有不少疑似搶建房。比如垮塌房屋東側的二層小樓，樓高四五米，樓梯、樓闆隻有薄薄一層預制闆，水泥牆面已經泛黃；小樓一層的地面上散落着碎磚，野草蔓生，遮住了一整面窗戶。

垮塌房屋東南方向還有兩棟二層、三層的疑似搶建樓，空空蕩蕩，無人居住。住在旁邊的村民說，兩棟房子建于三四年前，建造時間都不超過10天。

10月15日，垮塌房屋東側的一處疑似搶建房内長出野草。新京報記者 張惠蘭 攝

公開資料顯示，2008年，湖北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設“武漢新港”，并将古龍産業園列為新港的重要港區，包括古龍村在内的14個雙柳街道（原雙柳鎮）下轄行政村随後被劃入古龍産業園規劃範圍。

據多名雙柳街道下轄行政村村幹部回憶，2011年前後，随着武昌船舶重工集團有限公司入駐古龍産業園，所涉村灣的拆遷工作拉開帷幕，從街道南部的汪鋪村逐步東延。據新洲區政府2014年通過的《新洲區農村村民個人建設住宅管理實施意見（試行）》，古龍産業園範圍内的村民不得新建住宅，除非房屋确屬危舊。

在包工頭劉元的印象裡，雙柳當地村民為獲取更多拆遷補償，從2010年前後就有人搶建房屋，但這種情況不多。雙柳街道矮林村的一名村幹部記得，2015年後，拆遷補償政策從房屋産權置換變成了貨币補償，并按既有房屋面積計算補償款，“這是個時間節點”。

劉元記得，大概從2015年起，村民為了多拿補償款而搶建住房的情況越來越多，“遍地開花，各村都有”。出事前，搶建房幾乎占到了他業務量的80%。沒有宅基地的人家，會在房前屋後的空地搭蓋搶建房，有人連耕地都不放過；搶建房的形式也從平房逐步升級到樓房。

2019年，古龍村洲上灣因建設自來水廠拆遷。劉元回憶，拆遷前的洲上灣幾乎家家搶建，“一個灣變成了兩個灣”。

2019年，古龍村洲上灣剛剛拆遷。新京報記者 張惠蘭 攝

楊林村淌裡灣與洲上灣相距不過一裡地。淌裡灣一名村民記得，洲上灣拆遷時，房屋補償價格約為每平方米3800元。以一棟搶建房占地100平方米、高三層計算，房屋補償金為114萬元。“包工包料的搶建房，（每平方米）500塊能給你做起來，再扣去打點關系的成本，（房主）能賺七八十萬。”

據新洲區政府官網，為了遏制搶建，2015年初，雙柳街道就與包括古龍村在内的43個村、社區和相關部門簽訂了控制和查處違法建設責任書，村支書為查違控違工作第一責任人，每天要向街道控違查違辦公室（下稱“控違辦”）上報工作情況。

汪林村的一名村幹部也說，街道控違辦和城管人員每天都要到村裡巡查；對于村裡的搶建現象，村幹部也要“第一時間發現，第一時間制止，第一時間勸阻，第一時間上報，第一時間拆除”。

“隻要有活幹、有錢賺就行”

搶建風潮之下，越來越多的包工頭加入了這場生意。

在雙柳街道，幾乎所有承攬搶建房業務的包工頭都是做普通自住房出身，劉元就是如此。大約從10年前古龍産業園開發起，他就開始承接搶建房。

建房工人黃兵說，每個包工頭做搶建房和自住房的比例各異。“（他們的态度是）你找我我就做，你不找我就不做。”

在房屋搶建過程中，包工頭是最為核心的人員。需要建房的村民會直接與他們聯系，具體幹活的工人也由他們召集。

多名當地建房工人對新京報記者表示，包工頭多為本地人，不需資質證明，隻需購置吊機、腳手架、砂漿攪拌機、混凝土振動器、鬥車等工具設備就能開工，“也就幾萬塊錢”。

但要想攬到生意，包工頭須為經驗豐富的建房師傅。“幹得時間長，手藝比較好，别人得相信你。”顧有軍說，正是因此，包工頭在房屋結構、人員調配等方面擁有絕對掌控權；如果工程承攬方式為包工包料，那麼房屋使用哪些材料，也由包工頭說了算。

此次垮塌房屋的包工頭陳某，來自四五公裡外的陽邏街道七湖村。陳某老家的一名鄰居告訴新京報記者，陳某今年44歲，年輕時學過泥瓦匠，大約10年前做起了包工頭，近年來很少回老家。

在李勇的印象中，陳某生意不錯，在工地待不了多久就會接起電話騎車離去，陳某的姐姐、姐夫也在其手下做建房工人。靠着做包工頭的收益，陳某在陽邏街道、雙柳街道買了房子，平時多住在雙柳。

據李勇了解，如果在雙柳承接普通自住房，包工不包料的工程大約耗時一兩個月，包工頭的利潤空間在兩萬元左右。但如果搶建面積一百平方米左右、高度兩米多的平房，最快一晚就能蓋好，包工頭可以淨賺一萬多元；如果搶建的是樓房，耗時雖然略長，利潤空間也更大。以樓高四層、每層四開間計算，包工包料的話，“包工頭保底能掙十來萬。”

顧有軍是和陳某合作較多的建房工人之一。他說每個包工頭都有相對熟悉的師傅和小工，但承接搶建房業務後，這一相對固定的班子就顯得人手不足。李勇回憶，10月5日在被調往垮塌房屋工地的前一天，他才被陳某臨時叫到陽邏街道毛集村的一個工地搶建。那是一個1400多平方米、14開間的平房，建房時隻花了一天，現場最多時有90名建房工人同時施工。

垮塌房屋東側有一處疑似搶建房，房屋二層内部非常簡陋。新京報記者 張惠蘭 攝

在雙柳街道，像李勇這樣受雇于多個包工頭、到處打散工的建房工人被稱作“兔子隊”，經常在學林路的一處十字路口等待工作機會。10月17日清晨6點半，這處十字路口已聚集了十幾名騎着摩托車、電動車趕來的建房工人，他們多來自附近村灣，随身帶着鏟子、刮泥刀等工具。

多名建房工人告訴新京報記者，他們并不抗拒搶建房，“隻要有活幹、有錢賺就行”。

李勇說，當地有蓋房手藝的師傅日工資260元、小工200元，每天工作約10小時；但如果是晚上的搶建活，師傅的“加班費”每小時60元、小工50元。憑着搶建房的活計，作為建房師傅的李勇去年收入十多萬，“小工一年也能掙七萬”。

工人們清楚搶建違規，也可能存在安全隐患，但在這起事故之前，從沒聽說過後果相當的死傷事故。李勇說，不論建自住房還是搶建房，工友們頂多就戴個安全帽，購置保險的少之又少。“（隻能）自己注意啊，看到牆倒我就跑。”黃兵回答。

不少建房工人表示，房屋垮塌事故發生後，當地不論自住房還是搶建房都被叫停。然而，李勇仍然抱着一絲希望——10月19日一早，事故發生8天後，李勇仍然騎着摩托，戴着他那頂泥漬斑斑的安全帽來街上等工。

11月2日，雙柳街道黨政辦公室工作人員告訴新京報記者，武漢市、新洲區政府已針對此事成立調查專班，街道也有配合，事故原因應該會在近期公布。雙柳街道控違辦工作人員稱，事故發生後，新洲區政府暫停了雙柳當地所有民房建造工程，“（什麼時候恢複）要等區政府出台政策”。

對于垮塌房屋是否為搶建工程，雙柳街道黨政辦公室與雙柳街道控違辦的回應不一。前者表示，是否搶建有待調查報告認定；但記者向後者詢問事發前當地是否存在搶建情況時，工作人員表示“沒有”，之後挂斷了電話。

（文中劉二秀、李勇、葉建平、顧有軍、劉元、黃兵為化名）

新京報記者 張惠蘭 實習生 杜佳冰

編輯 滑璇 校對 吳興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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