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鄭亞文
編輯|範婷婷
淩晨三點半的天,像個黑漆皮燈籠,宋怡的出租車在黑夜裡疾馳。她沒睡幾個小時,就爬起來撐着眼皮化妝。今天的新娘娘家遠,新郎早上5點準時接親,宋怡作為伴娘,被要求四點前到崗。
她想起昨天,新娘子約她見面,端着奶茶,坐在對面窺觇的眼神。确認宋怡的确比她胖,才暢快地聊起婚禮。末了,新娘子面露尴尬地提醒宋怡:“不要讓人看出來,你是我花錢請的。”
宋怡了然,心想尤其是在男方親友面前,要注意言辭。她是個“職業伴娘”,已經替十幾個新娘當過伴娘。一天下來,收費300元左右,路遠的需要加錢。
但這可不是一個輕松的差事,國慶七天假期,宋怡接了四單,每場婚禮都是一次折騰,
“微胖,不搶風頭!”
宋怡趕到新娘子家裡時,還不到四點,屋外萬籁俱寂,屋内紅火熱鬧。窗戶、牆上貼着喜字,客廳裡東一堆西一堆,站了好些親戚。
新娘已經穿上了秀禾服,坐在窗前,閉眼讓化妝師為她上妝。房裡還有另外一個伴娘,在準備接親遊戲道具。兩人對上眼,心知,都是請來的。
新娘解釋說,原本會有兩位朋友從外地趕回來,給自己當伴娘。但一個臨時有事,另一個沒趕上車,隻能作罷。
不論哪種理由,宋怡都司空見慣。她給人當了十幾次伴娘,聽過各種請伴娘的原由:
有人直言,男方家裡太有錢,請了9個朋友當伴郎。自己為了撐排場,也得找那麼多,但又沒有那麼多親密朋友,隻得找職業伴娘,“很多新郎都不知道,自己老婆的伴娘其實是請來的”;
還有姑娘從新疆嫁到濟南,在這邊無親無故,也沒有可以做伴娘的朋友,請了三個職業伴娘;
有人幹脆承認,自己的朋友都太好看了。
“新娘子會介意伴娘比自己美,是很正常的。”宋怡在閑魚賬号裡,寫了她的身高體重,還特地标注:“微胖,長相中等,不美不醜,不搶風頭,可以不化妝。”
“伴娘第一要義,不要太好看,也不要太醜。太好看了搶新娘子的風頭,太醜了給新娘子丢臉。”所以,衆多職業伴娘的介紹裡,都強調了“不會搶風頭”。
早上5點多一點,新郎帶着伴郎來求門了。宋怡撒開嗓子沖門外喊:“塞紅包!否則不開門!”“這紅包太小了!來個大的!”
新娘端坐在床上,活躍氣氛全靠宋怡和另一個伴娘。屋裡屋外十幾個人,對着同一扇門“砰砰砰”敲了一陣,又喊了一陣。在新娘的眼神示意下,宋怡知道差不多該開門了。
緊接着又是宋怡提供的幾個小遊戲,讓新郎在印滿女生唇印的紙上,猜出新娘的唇印。新郎和伴郎戴着鹿頭套圈圈,遊戲失敗就要懲罰新郎吃芥末面包。這些環節宋怡得心應手,也樂在其中。
整場婚禮十多個小時,宋怡全程跟在新娘身邊。拎包、掀群擺、幫忙換衣服,順帶活躍氣氛。
下午,婚禮結束後,她立馬趕回公司加班。她的本職工作是财務,每個月初都要忙結算。一天下來,她感覺,“做伴娘,比坐辦公室累多了。”
被迫“婚鬧”
宋怡是去年疫情平緩後,開始做伴娘的。第一次的新娘是個新疆姑娘,嫁到濟南,男方幫忙找了兩個伴娘。宋怡從婚禮前一天開始止不住激動,一大早就爬起來化妝。結果一天下來,累得夠嗆。
做職業伴娘,也會有宋怡不觸碰的底線。比如“不喝酒”,“不接受婚鬧”,這些禁忌她會明确寫在鍊接裡,“新娘基本都會給予尊重。”
可不是每個伴娘,都能躲過那些不被年輕人理解的舊習俗。甯帆在河南做了兩年職業伴娘,盡管明确強調不接受婚鬧。但有幾次,還是被伴郎團或動作、或語言侵犯了。
“新娘會提前跟親友打招呼,不要鬧。但我們這地方,原本就有婚鬧的舊習,加上氣氛上來了,有時候真難幸免。”
有一回,伴郎團調笑甯帆的伴娘服暴露,語氣和眼神讓她不适。甯帆當即臉色一沉,心覺不好,便被一旁“看戲”的街坊,推搡着撞到伴郎身上,新娘想阻止都來不及。
職業伴娘這種“拿錢辦事”的工作,也很難避免“甲方乙方”局面的形成。“我經常被當成小妹使喚,雖說伴娘的存在,就是為新娘分擔壓力,但是給家人端茶送水,并不在我的職責範圍内。”甯帆吐槽,有的新娘為了讓錢花得值,不遺餘力地使喚她,“反正這種關系就是一次性的”。
“被使喚也就算了,不被信任就很難受了。”有一次,新娘的貼身包不見了,懷疑是甯帆弄丢的。但甯帆清楚地記得,自己拿着新娘的衣服鞋子,但并沒有碰過貼身包包。
婚禮上忙亂又急躁,弄丢物品很正常。但新娘投遞過來的審視眼神,讓她想當即甩手不幹了。
(閑魚上職業伴娘的簡介)
後來,包包找到了。甯帆回去後,加了一條規矩:“不給新娘拿包。”
最貴的收費1000多
宋怡是不婚主義者。她談過幾次戀愛,都以失敗告終,覺得自己恐怕無法經營好婚姻關系。但這不妨礙她喜歡送别人進禮堂的那種感覺。
“婚禮流程我也會參與給意見,把新人送進禮堂,會有種成就感。”不論自己對結婚的态度如何,宋怡喜歡這個活兒。
她在濟南做财務工作,月薪小幾千。國慶當幾次伴娘,能掙到三分之一的薪水,收入還算可觀。為了這個,她也希望能多接點訂單。
但是甯帆對當伴娘就談不上喜歡,“心太累。要不是為了賺零花錢,我才不會做。”甯帆當過近20次伴娘,她性格活潑,善于帶動氣氛,在閑魚上的口碑不錯,偶爾會有外省的新娘請她。最遠的一次,還從河南跑到湖北,由新娘承擔車費和住宿,伴娘費另收了600元。
今年五一,閑魚做過一次調查。他們一個個找到挂伴娘服務的人,發現五一期間,“出租伴娘”的交易量,是去年同期的20倍以上。最貴的伴娘費要1000多元。
據澤平宏觀發布的《中國婚姻報告2021》顯示,30-34歲、35-39歲、40歲以上結婚登記人數,占比分别從前幾年的9.9%、4.9%、3.9%增至17.7%、8.1%和19.9%——人們選擇步入婚姻的年齡在推遲。
而按照大部分地方的習俗,伴娘隻能由未婚女性擔任。不少大齡青年結婚,身邊已經找不到未婚朋友了。
甯帆是00後,有時候不能理解,如果結婚找不到合适的朋友做伴娘,為什麼花錢也得雇一個?問過父母,問過朋友,答案皆是“因為大家都請伴娘了”。
結婚時間後移、婚禮默認需要伴娘角色,這都是伴娘需求量變多的原因。
需求變多,服務市場便應運而生。甯帆留意到,這兩年,她的競争對手越來越多了。為吸引眼球,還強調自己“長得醜”、“為新娘拎包拎裙,為新娘赴湯蹈火”。也開始有男生“出租自己”,做起了職業伴郎。
盡管做了這麼多次伴娘,宋怡每次站在台側,看新娘挽着父親的手,走近新郎時,她還是會忍不住鼻酸,小時候憧憬過的“教堂、婚紗、鮮花”都會在一種他人視角中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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