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人Mariame和Attika是兩個在西方文化中成長的穆斯林女性。她們都是移民家庭出生，畢業于精英學府，口才好，躊躇滿志。在很多人生選擇中，頭巾扮演了不大不小的角色。成年後，一個選擇摘下頭巾，一個選擇戴上頭巾。這和宗教有關，也涉及女性的選擇。背後則是個人意識、社會共識和信仰自由的博弈。

從宗教層面，以穆斯林頭巾為話題的辯論和紛争已經不少了。這次，我們希望從女權角度，讓這兩個穆斯林女性聊聊自己，以及她們的選擇。這是下篇，講的是Attika Trabelsi戴上頭巾的故事。

Attika Trabelsi。

戴上頭巾

1

2017年1月5日周四晚，24歲的Attika要幹一件“大事”。她很鎮定，一直告訴自己，絕對不能掉價。

20點55分，190萬法國觀衆坐在電視機前。他們要看“政治節目”（Emission politique），這欄目每次請個政治人物， “折磨”她／他三個小時。看名字就知道是純政治，但節目組備足了沖突的料，特有戲劇效果，收視率極高。如果“吐槽大會”嚴肅點，再嚴肅點，大概就是這個模樣。

Attika作為“公民嘉賓”，對峙的主咖是位“過氣”的大佬——法國前總理曼努爾·瓦爾斯（Manuel Valls）。他多次抨擊穆斯林頭巾，極為強硬，比如頭巾等同于對“女性的奴役”。這名法國中年白人男性政治家曾說：“我們要幫助你們實現自我解放”。

“Attika Trabelsi，法國高等師範大學(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畢業生。企業家，曾創立出售摩洛哥手工藝品的網上公司。同時在Lallab協會很活躍，該協會緻力展現穆斯林女性多元化。”主持人介紹說，她是穆斯林，也是女權主義者。

那晚，她戴了條墨綠色頭巾，上衣也是墨綠色，藍色牛仔褲，配上一雙深棕色牛津鞋。坐在那兒，落落大方。她直視着坐在對面的前總理，說道，“聽到你說的這些話，我感到被侮辱了，特難受。”不知怎的，提到“侮辱”或“難受”兩個詞，她總會試着擠出一些笑容。

因為頭巾，她在生活中遭遇不少歧視，被銀行禁止進入，或被陌生人莫名質問。在她看來，前總理的言論，為這些歧視正名。“女性可以自由選擇，想怎麼穿，就怎麼穿。”她說，從這一層面來看，戴頭巾和裸露胸部的象征意義，一個樣。

我是這190萬名觀衆的一員，第一次聽到有人将女權和頭巾聯系在一起。在主流話語體系中，穆斯林女性都是受害者的形象，出現在别人的表述中。我們很少聽到她們自己的聲音。

“所有人都在談論我們，政客也好，媒體也罷，但沒人給我們講話的空間和機會。”她也很清楚，這節目請她去，出于收視考慮。社交網絡時代，語言暴力兇猛，她把自己暴露在輿論場，有危險。“但這是一個機會，一個（表達）平台”，Attika早有心理準備。

節目結束後三周，三個匿名推特賬戶每天給她發女性斷頭的照片，說“這就是你們這種女權主義者給伊朗帶來的後果”。每天早晨都這樣，她一醒來就看到血腥照片。“我當然強烈譴責這種行為。作為穆斯林女性，我隻是呼籲個人自由，每個女性都可以去選擇。”她不明白，這些人為何如此惡毒。

也有不少陌生人寫信給她說，“我的女權觀點還停留在六十年代，拼命地講女性解放。我曾反對女性戴頭巾，将她們排斥在外。聽你辯論後，我意識到，自己的女權主義想法如此不寬容。”

Attika說她談的是穆斯林女性，更是所有的女性。女權主義應該是包容的，“每個女性有權選擇她喜歡的方式”。

她選擇戴上頭巾，感覺自己活得更好了。但有時人們會跟她講，這是落後的表現。

2

我們約在巴黎十二區的“協會之家”(la maison des associations)見面。

怎麼看，Attika也同“落後”不搭邊。高材生，長得美且躊躇滿志。那天她戴的是藍色頭巾，露出脖子的那種，有點長，左邊搭下一截出來。她人很瘦，穿着特有腔調：白色絲質襯衣、黃色碎花細圍巾、藍黑色碎花褲子、黑色皮質涼鞋、腳指上塗了鮮紅的指甲油。一看就知道她是個愛美的姑娘。

一次她去法國地緣政治學院(Institut Français de Géopolitique)面試，當時打算申請這裡的碩士研究生。面試官老師問她，“你戴着頭巾，以後打算幹什麼呢？”聽到這話，她特别想說，這關你們什麼事，看我的經曆和能力就好，幹嘛問這樣的問題。

事實上，她特别溫順地回答，裝幼稚說：“跟其他人一樣啊，給人打工或者創業？呃……我不太明白你的問題。”頓時，面試官特别尴尬，又說“嗷，你沒有問題，你戴着戒指了麼。”

Attika當時戴着一個銀質的戒指，有點伊朗風格。一個德高望重的老師能說出這樣的話，她感到震驚。“他意思是說我不是那種戴黑色頭巾的姑娘......或是我長得好看，戴頭巾也沒事。”面試官的第一個問題，已經很不得體，第二個問題更是有些歧視女性的傾向。她想，天呐，怎麼這樣。

Attika是勃艮地（Bourgogne）人，高考結束那年她18歲，剛成年，來巴黎讀書，開始戴頭巾。之前，她不戴，但也戴。就是說，她去清真寺，會戴頭巾。她一天要做5次禱告，也會戴頭巾。

來巴黎前的暑假，她去了希農城堡(Chateau Chinon)的伊斯蘭研究中心學習。兩周時間，她都戴着頭巾。來到巴黎，便沒再摘掉。她說，“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兒。”

很多女孩，年齡很小未成年，家裡人也會要求戴頭巾。Attika說這是伊斯蘭教發展的“怪象”，跟穆斯林世界的“父權”現狀相關。

一直以來，伊斯蘭世界的智者都是男性，他們一代又一代，闡釋文本。對可蘭經的解讀也是男性的解讀，“父權”就是這麼一點點形成的。

在法國，頭巾引發的争議越來越多。在大學能不能戴頭巾？在公司可不可以戴頭巾？去年的“布基尼”風波鬧得沸沸揚揚，成為一窺現代法國社會矛盾的一個切口。當時我想，如果我一亞洲人去法國沙灘，穿上青島大媽的“臉基尼”，警察會來問我話麼。

頭巾和宗教相關，但也是女性穿搭，這是個略帶私密的問題。關于這個話題，我不知如何談起，有些支支吾吾，知道不管問什麼，總會有些突兀。

Attika主動向我講述她戴頭巾的原因。

“我這麼說很奇怪”，在一個“光着頭”的女性面前，她這樣開場來試圖獲得我的認同，“戴着頭巾，仿佛我戴着伊斯蘭的價值和理念。”“當我做一些不太好的事情時，頭巾提醒我，Attika，不行，你是個有價值觀的人，必須做出榜樣。你是一個戴頭巾的女性，你代表了伊斯蘭，你必須做出榜樣。”

另一個原因，和她女權主義者身份相關。“在法國戴頭巾的穆斯林女性，大家覺得她們都是被壓迫的。她們待在家裡，看孩子。我做出這個選擇，希望打破偏見。作為一個戴頭巾的穆斯林女性，我可以在很多層面做很多事情。”

3

目前她在一家名為“Cap ou pas cap ?”的公民環保協會擔任項目總監，此前在聯合國項目支持下，曾合作創立一個促進國民教育的協會，名為Solidascension。

她在工作之餘，同丈夫合創手工藝品網購公司——Fez Online，從摩洛哥進貨，在法國賣。去年七月，他們到摩洛哥旅遊，看到當地手工藝品美妙，但卻隻是依賴旅遊業，同時好多年輕人失業，才萌生開公司的想法。她的所做所想，總有些公共利益的東西在。

問她為何對參與公共生活和協會如此感興趣？她說：“分享和互助，為了幫别人達成所願。我希望離開人世時，能看到這個世界比我出生的時候要好一些。”這是宗教裡講的，也是父母教她的。

她在法國高師學習地緣政治，主攻國防方向，昔日的同學，大多在聯合國或法國國防部工作。做外交官一直是她的夢想，如今她在一家協會工作，想想還是有些不甘心。看到同學的境遇，她覺得自己應該更有野心，“就算是戴頭巾的穆斯林女性，也要有追求和野心。”她希望，以後能在國際事務領域工作。

在法國，國家具有中立性（neutralité）。一個戴頭巾的穆斯林女性，不太可能成為外交官。因為她不能既戴頭巾，又成為國家的代表。Attika很清楚這點，但這也是沒辦法的事。說到這裡時，她苦笑了一下。

法蘭西共和國的中立性是“政教分離”（laïcité）法律中的一條原則，即國家不得資助或雇傭任何宗教及相關人員。1905設立的這宗法律同樣規定，共和國應該保證各種信仰自由，在不損害公共利益的前提下，自由行使信仰的權利。

在法國，挺多人都不大清楚這點。Attika給我講了她如何被銀行禁止進入的親身遭遇。

時間回撥到2015年“查理周刊遇襲事件”之後幾個月。Attika回到勃艮地家，去銀行辦業務。她摁了辦事處門口的按鈕，等待銀行工作人員開門。摁了又摁，門還是關着。她不明白，看到門口貼的通知，才恍然大悟，上面寫着：“進入銀行前，需要摘下頭巾（dévoilé，也有露出臉的意思）”。“我就是這樣啊，大家能看到我的眼睛，我的鼻子和我的嘴。”Attika很委屈。

她一直摁，一直摁。最後有個女人出來對她說，你不能進去，因為你不是光着頭的。Attika說這麼做違反法律，但這女的仍堅持。後來她威脅說要告銀行，門才打開。

人心惶惶，這跟當時恐襲後時間點有關，但她“跟所有法國人一樣，面對恐襲，很痛苦。”偏見戰勝常識，她有時反問自己，到底生活在怎樣的一個社會。

4

說到底，個體很難理解他者。這時候，薩特的那句話，“他人即地獄”，總可以派上用場。

作為一個“光着頭”的女性，我不假思索，問她，“社會壓力這麼大，有沒有想過，摘下頭巾，說不定生活會更輕松？”和很多東方人一樣，我對宗教信仰，總有一種務實、投機式的解讀。

Attika從沒想過。

她覺得戴不戴頭巾是個人選擇，也與信仰有關，是很深刻的一問題，若僅僅因為外在原因摘掉，自己也會覺得委屈。可大家總是對她們說，快呀，摘下頭巾，生活會更簡單的。

她身邊很多朋友，為了找工作，摘下頭巾。上班“光着頭”，下班再戴上。但這麼做後，她們并未因此有多開心。想起來都說，“靠，那（“光着頭”的）真的不是我。”

“可能不戴頭巾，不是一個引人關注的舉動。但在這些女性内心，有種無法釋然的難受在。”Attika說。

壓力是雙重的。

“一種是主流社會壓力。你摘下頭巾，大家說，太好了，你做了一個正确的選擇。你被解放了似的。他們會把你當成借口對其她人說，你看，她就摘了下來。因此你也可以做到。”

摘下頭巾，社會認為這進步積極；戴上頭巾，社會認為這落後負面。社會認同“間接能夠調控女性的意願。”Attika說。

另一種壓力，來自族群。“穆斯林群體認為，戴着頭巾，代表了某些東西。一個女性戴上頭巾，是一種選擇，也是宗教層面的‘達成’。”摘下頭巾，别人肯定會問她為什麼。和戴頭巾一樣，Attika不希望大家老來問她為什麼，到底為什麼。

她說，“戴上摘下，問題性質都是一樣的。”

她舉了帕斯卡爾賭注的例子，這名法國哲學家拿上帝存在打了個賭，如果上帝存在，你信仰上帝，就赢了賭注；如果上帝不存在，你也不會損失什麼。得出的結論便是，信仰上帝，無論如何，總不會吃虧的。

“可蘭經裡講了戴頭巾，我信了，覺得生活特美好。有人也說，古蘭經沒這麼講，戴頭巾非常落後。講或沒講，我的生命都有了意義，沒什麼可擔心的。”

她采用“他者”的邏輯闡釋自我，希望“他者”能明白。

“不要來解放我們，我們會自己搞定的。”她說。語氣裡仍是那種一如既往，滿滿正能量的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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