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州縣官考核中，有一項重要的指标稱為“教化”，這個詞理解起來有點複雜。通俗地說就是讓百姓知禮、懂法。不過在實施的過程中很有難度，因為清代的百姓普遍不識字，所以普法也就成了地方官府乃至朝廷的一個老大難的問題。

古代法律的制定标準和現在有很大的區别，封建社會禮即是法，違禮即違法，法律是在“禮”的最高原則下制定的，清代自然也不例外，且更加完備。

同時，專制權力又賦予了封建法律以神秘色彩，一般人是無緣見到《大清律例》的。按照規定，《大清律例》這部法典僅發給問刑衙門，以地方政府而言，隻有督撫藩臬，以及府、州、縣衙門才會配備。而像其他的行政衙門，是不會配置《大清律例》的。

況且朝廷定制“各問刑衙門止有律書一部”。如此看，别說是普通百姓，就是一些佐貳雜職的官員，都未必見過《大清律例》。因此，統治者要用法律為其專制皇權服務，就必然要有一個普法教育的過程。

雍正皇帝在《大清律例總論》中就說了這番話：“若自通都大邑至僻境窮鄉，所在州縣仿周禮布憲之制，時為解說，令父老子弟遞相告誡，知畏法而重自愛。如此，則聽斷明于上，諜訟息于下，風俗可正，禮讓可興。”

朝廷把普法工作列入州縣官的考核指标，然而地方官在普法的過程中，卻不是拿着《大清律例》到各鄉各村去宣講，主要的辦法還是宣講聖谕。

按照規定，每逢初一、十五（農忙時期除外），州縣各官要率同教官、佐貳雜職各員親赴各鄉各村，齊集兵民，敬将聖谕逐條講解。

說起“聖谕”可能還有人不太理解。具體是指順治九年頒布的聖谕六條，即：孝順父母，恭敬長上，和睦鄰裡，教訓子孫，各安生理，無作非為。

康熙九年又頒布了聖谕十六條，即：敦孝弟以重人論，笃宗族以昭雍睦；和鄉黨以息争訟，重農桑以足衣食；尚節儉以惜财用，隆學校以端士習；黜異端以崇正學，講法律以儆愚頑；明禮讓以厚風俗，務本業以定民志；訓子弟以儆百為，息誣告以全善良；戒匿逃以免株連，完錢糧以省催科；鄉村組以弭盜賊，解懑忿以重身命。

可以看出，不管是順治聖谕六條還是康熙聖谕十六條，都是統治者将國家法律進行了高度濃縮，讓廣大的鄉民更加容易理解。

宣講聖谕也稱講鄉約，這是一個神聖且重要的儀式。各鄉村都設有講鄉約處所，以當地的紳士充當約正，在從各鄉村中選出樸實謹守者三四人值月分講。

為了讓廣大的鄉民能切實地學習和理解聖谕，各鄉約所都配置有“善惡簿”“勸善簿”，對于平時知禮懂法的鄉民進行獎勵；此外又有“糾惡簿”，對懶惰、賭博、酗酒、抗糧等行為者進行處罰。

為了鼓勵鄉民學習聖谕，官府還制定了一些更加實惠的獎勵政策，比如每一年會選出一些始終為善的鄉民，給予免除賦稅和徭役的獎勵。同時，對于那些屢教不改者，以杖笞懲罰。

需要說明的是，清代這種普法教育是帶有官府強制色彩的，每到宣講聖谕時，鄉民必須要放下手裡的農活集中到鄉約所學習，如有缺席就會受到族長的懲罰。

宣講聖谕之後，會進行具體法律條文的講解。《大清律例》經過數次調整，于乾隆五年正式定型，全書共47卷，律文436條，附例1049條。

顯然這麼多的律例條文，不可能都一一講解，普通百姓大字不識，講多了也記不住。況且，這些條文中有很多都與百姓沒有直接聯系。所以官府并不宣講《大清律例》全文，隻是摘錄了與民有關的條文。

其實早在順治時期就有規定：“各問刑衙門止有律書一部，小民不得與聞，故犯法者衆。令督撫将刑律有關于民者摘而錄之，有司與春秋暇日為之講說。”

總體而言，朝廷對普通民人的普法内容較為簡單，基本上都是低層次的。但是對于讀書人而言，要求就要高很多了。

清統治者為了加強對知識分子的思想鉗制，要求府州縣學生員除四書五經外，還必須要背誦聖谕廣訓以及附錄律條。為了使教化收到更好、更廣泛的效果，州縣官還鼓勵提倡地方紳士慷慨捐輸，為本鄉貧苦無力讀書的子弟興辦“義學”。

統治者認為禮教、法制教育離不開起碼的文化水平，正所謂“民不知詩書，士不畏王法，包糧健訟，結黨成群，武斷鄉曲，皆平日漫無防檢以束身心，是以放佚至此，急宜興舉義學。”

朝廷之所以進行普法教育，其本質并不是想讓老百姓利用法律來保護自身的利益，而是要求百姓在專制權力的法制淫威下成為馴服的被統治者。這是封建專制社會的共性，歸根結底都是為了維護統治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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