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事本末體是與編年體、紀傳體并列的我國古代三大史書編纂體裁之一，關于其生發源頭，曆來有“《國語》”、“《尚書》”、“書志”、“繩結”、“甲骨蔔辭”等多種說法。本質而言，這些說法皆是基于紀事本末體的基本特征而得出的後視之見，所論兩者間的關聯，屬于邏輯性的類比認識，都未能闡明兩者間有着曆史性的繼承關系。其實，作為史書體裁的紀事本末體有一個其所直接繼承的體式源頭，即《左傳》學中的紀事類編學。

本文即探讨《左傳》學與紀事本末體史書起源的關系問題，這不僅可為史書紀事本末體梳理出一個曆史性的生發源頭，而且可深化學界對唐宋間經史關系和學術演變狀況的認識。本文首先論析《左傳》紀事類編學之所以出現以及能夠産生影響的兩個背景條件：一是從分析《左傳》文本入手，論證其叙事因三種原因而存在着“隔斷”現象；二是論述六朝至北宋時期《左傳》學的流行狀況，闡明時人對《左傳》性質的三種主要認識中，都有着類編其紀事的要求。其次，梳理、考證兩晉至南宋中期出現的多部類編《左傳》紀事的著作，呈現《左傳》紀事類編學的發展狀況。再次，以史書紀事本末體的兩部起始性著作（袁樞《通鑒紀事本末》和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為焦點，在紀事本末體史書之起始與傳統《左傳》紀事類編學的接榫處，就具體的曆史情境論證兩者間的曆史關聯。最後，就清四庫館臣的認識而對史書紀事本末體的創始問題作出說明。

經此論述，本文要闡明的是：紀事本末體源出自《左傳》學中的紀事類編學；該學有着長久的傳統，與紀事本末體史書編纂方法相通；在南宋前期治史為鑒的思潮下，它與逐漸興起的《資治通鑒》學相結合，遂蘖生出紀事本末體史書編纂傳統。

一、《左傳》叙事之“隔斷”

如所周知，傳世本《左傳》基本依《春秋》經文為序，用編年體裁列載史事，被稱為“備事之書”。但其叙事，首先是因為體裁導緻所紀事件往往“隔涉年月”，“事為之碎”，即曆時較長事件的記載，往往被發生于其間的其他事件的記載條目“隔斷”。

《左傳》紀事有隐有顯，其差别在很大程度上系于事件所涉條目是否連貫。但是，《左傳》的一些間隔條目間往往有着事項之關聯，連綴這類條目而成一事的做法，極為常見。如章沖《春秋左傳事類始末》所列事項，堪稱繁細，但連綴而成者仍占相當高的比例。因此，可以說《左傳》的編年體裁，是影響其叙事連貫性的首要原因。

其次，“分年附經”導緻《左傳》叙事“隔斷”。傳世本《左傳》與《春秋》合編，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即于每年的經文之後，附列該年的傳文。然而“最初《春秋》自《春秋》，《左傳》自《左傳》，各自為書，古人叫‘别本單行’”。《漢書·藝文志》出自劉歆《七略》，其将《左氏傳》與《春秋古經》分列，反映出劉歆所知見的就是“《春秋》自《春秋》，《左傳》自《左傳》”。

劉歆知見的《左傳》傳本，一種是他校書秘府時所見的藏本，另一種是民間傳本。至于《春秋古經》，未見其出處記載，當傳自先秦。許慎《說文解字序》雲：“魯恭王壞孔子宅，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阮元認為此所謂“《春秋》”，或即是“班《志》所雲《古經》十二篇者”。若如此，則《春秋古經》傳自先秦無疑。楊伯峻由“用‘篇’計”證明《春秋古經》“是先秦物”，可備一說。秘府藏本和民間傳本《左傳》皆傳自先秦，而《春秋古經》亦當“是先秦物”，這說明《左氏》經、傳在先秦時就各自成書。

關于将《春秋》、《左傳》合為一書的經過，南宋人羅璧雲：“《左傳》、《春秋》初各為一書，後劉歆治《左傳》，始取傳文解經。晉杜預注《左傳》，複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于是《春秋》及《左傳》二書合而為一。”其中所謂的劉歆“取傳文解經”，見于《漢書·楚元王傳》：

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

對其中說明劉歆之所為的關鍵語句“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後人的解釋差異極大。但《漢書·楚元王傳》中的這條記載，至少說明劉歆已将《左傳》與《春秋》相比照。

羅璧所謂的“晉杜預注《左傳》，複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見于杜預《春秋經傳集解》自序。後人多據此認定傳世本《左傳》分年附經，出自杜預。但是，如楊樹達先生所指出，杜預《集解》顯示其所據版本中已有“以年分傳”之處。這種先于杜預而“分年”情況的存在，說明《左傳》分年附經經曆了一個自劉歆至杜預的過程，至杜預所編本才成為後世定本。

《左傳》分年附經，使得其中一些跨越年份的叙事被分歸前後年。傳世本《左傳》中更多的“分年”，是嚴格以叙事中的紀年為起始，而将此前叙說該事原委的文字，劃歸前一年。再次，簡編錯亂導緻《左傳》叙事“隔斷”。如前所述，《左傳》在先秦已成書，當時書于竹簡或木牍，在流傳過程中，難免會因個别簡牍錯亂而導緻條目失序，從而造成叙事“隔斷”。

綜上可知，編年體例、分年附經和簡編錯亂，都導緻了《左傳》叙事“隔斷”，這對完整了解《左傳》所載的一些事件造成了不便。

二、六朝至北宋《左傳》學的流行狀況及《左傳》性質之認識

漢魏之際，《春秋》三傳學發生了顯著變化：曹魏朝，在東漢幾乎未曾立過學官的《左傳》取得官學資格，其學延續了此前蓬勃發展的勢頭；傳統官學《公羊》學和《穀梁》學雖亦立學官，但已衰落，如江河日下。如唐人劉知幾指出，“《公羊》、《穀梁》寝于魏日”。自此以後，《左傳》學趨于獨大，《公》、《穀》二傳學漸至式微，這成為兩晉南北朝《春秋》三傳學的基本格局。

三國時上接東漢經學餘緒，《左傳》學已占絕對優勢；兩晉時期此狀況有所改變，《公》、《穀》二傳學稍稍振起，然而在當時的國學中，此二傳“但試讀文，而不能通其義”；在南北朝時期，《左傳》學占有絕對優勢，《公羊》、《穀梁》學急劇萎縮：南朝《公》、《穀》各著錄有一家一部著作，而北朝唯一的一部《穀梁》學專著，還是由兼通三傳學的劉芳撰成。《北齊書·儒林傳序》稱“《公羊》《穀梁》二傳，儒者多不措懷”，誠非虛言。

關于隋及唐初《春秋》學的發展狀況，《隋書·經籍志》概述雲：

至隋，杜氏盛行，服義及《公羊》《穀梁》浸微，今殆無師說。

其中所謂的“杜氏”，代指西晉杜預的《左傳》注解，“服義”是指東漢服虔的《左傳》訓解。當時，曾長期流行于南朝的《左傳》杜預注完成了對此前流行服虔《左傳》訓解的北方地區的統一，盛行于時，而《公羊》《穀梁》學卻浸微不傳。可見隋及唐初延續了南北朝《春秋》三傳學的勢力格局。

唐太宗貞觀十二年（638），诏國子祭酒孔穎達與諸儒撰五經義疏。書成，名曰《五經正義》，經數次刊正後，于高宗永徽四年（653）“诏頒于天下，每年明經，依此考試”。此《五經正義》中《春秋》所附之傳，正是《左傳》。這種國家層面上的認定和推行，使得《春秋》遂“為《左氏》所專”。劉師培論《五經正義》的撰作、頒行對後世學術的影響雲：“學術定于一尊，使說經之儒不複發揮新義，眯天下之目，锢天下之聰，此唐以後之儒所由無心得之學也。”考《新唐書·藝文志》甲部“《春秋》類”書目，其中可确定撰作于唐代前期（以玄宗天寶末年為限）的著作，僅有7部，由此可見當時《春秋》學之寥落，而這不能不與《左傳正義》“定于一尊”的絕對影響力有關。

中唐時，以尊經重義、雜糅三傳或諸家之說為基本特點的“新《春秋》學”興起，打破了此前《春秋》學界的沉寂局面，湧現出不少新《春秋》學者和著作。但終至唐末，《左傳》學仍保持着相當大的勢力。在唐代後期，《左傳》學的勢力還幾可與新《春秋》學旗鼓相當。

五代時期列國割據、政局動蕩，戰亂頻仍的社會環境使得學術文化不振，《春秋》學亦不例外。張興武《新編五代藝文志》輯錄的《春秋》學著作，除劉熙古《春秋極論》外，都屬于《左傳》學。可知，自中唐興起并一直發展的新《春秋》學至此幾乎中斷，《左傳》學又恢複其在唐前期時的一統地位。

北宋時期，《左傳》學經曆了幾個與新《春秋》學勢力相消長的演變階段：太祖、太宗和真宗三朝，《春秋》學繼承五代傳統，主流是《左傳》學；仁宗、英宗二朝，新《春秋》學由萌生而漸至大盛，俨然占據《春秋》學界的主導地位；神宗、哲宗和徽宗三朝，在朝廷罷《春秋》于經筵、學官以及新的貢舉政策的影響下，此前蓬勃發展的新《春秋》學受到阻礙，《左傳》學又漸振起。

綜上可見，自六朝至唐代中葉，《左傳》學極為流行，相較于《公羊》、《穀梁》學，占有絕對優勢；自唐代中葉起，新《春秋》學興起而漸奪《左傳》學的勢力，但在五代、宋初，《左傳》學又恢複其主流地位，在北宋中後期，也一直保持着一定的勢力。

《左傳》學在此長時段内的流行，與人們對《左傳》性質的多樣化認識密切相關。總體來看，這些性質可歸結為如下三種：其一，儒家經典；其二，史書；其三，文學典籍。這幾種性質認識的存在，表明《左傳》有着多重受衆面，它之所以自後漢至宋代一直流行，也就不難理解了。

從經學方面來看，《左傳》向來被認為是以“事實”解經；作為文學典籍的《左傳》，其叙事是被看重的要端之一；而作為史書的《左傳》，“史事”更是其主要内容。在這三種視角下，《左傳》所載之“事”都受到重視，且在史書的範疇内，重視尤甚。但如前文所述，《左傳》叙事多被“隔斷”，即所謂“事錯綜乎列國，文牽系于編年”，在此情形下，便出現了排比類目、使載事首尾俱見的要求。正是在這類要求下，自晉至宋，出現了多部類編《左傳》紀事的著作，茲列證如下。

三、《左傳》紀事類編著作考

清四庫館臣為高士奇《左傳紀事本末》作提要雲：

自宋以來，學者以《左傳》叙事隔涉年月，不得其統，往往為之诠次類編。其見于史志者，有楊均、葉清臣、宋敏修、黃穎、周武仲、勾龍傳、桂績、呂祖謙、陳持、章沖、徐得之、孫調、楊泰之、毛友、徐安道、孔範等諸家。今其書多亡佚不傳。

此所列諸家，皆是宋代以降為求《左傳》“行事本末”而作“诠次類編”者。但如前所舉高重例顯示，類似的《左傳》改編絕非始自宋代；且宋代為求“行事本末”而改編《左傳》者，也絕非僅此所列數人。今就史志目錄所載的這類著作，依“涉及即錄”的寬泛原則，從最早者到南宋中期章沖的《春秋左傳事類始末》，按年代順序考列如下：

1.晉·黃容：《左傳抄》。

2.南北朝·佚名：《左氏鈔》十卷。

3.唐·高重：《春秋纂要》四十卷。

4.唐·許康佐等：《集左氏傳》三十卷。

5.唐·第五泰：《左傳事類》二十卷。

6.北宋·楊均《魯史分門屬類賦》三卷。

7.北宋·葉清臣《春秋纂類》十卷。

8.北宋·宋敏修《春秋列國類纂》。

9.北宋·王當《春秋列國諸臣傳》五十一卷。

10.北宋·鄭昂《春秋臣傳》三十卷。

11.北宋·沈括《春秋左氏紀傳》五十卷。

12.北宋·張根《春秋指南》十卷。

13.北宋·黃穎《春秋左氏事類》。

14.北宋·周武仲《春秋左傳類編》三十卷。

15.南宋·勾龍傳《春秋三傳分國紀事本末》。

16.南宋·桂績《類左傳》十六卷。

17.南宋·陳持《左氏國類》二十卷。

18.南宋·唐閱《左史傳》五十一卷。

19.南宋·徐得之《春秋左氏國紀》二十卷。

20.南宋·呂祖謙《左傳類編》六卷。

21.南宋·馬之純《春秋左傳紀事》。

22.南宋·章沖《春秋左傳事類始末》五卷。

綜上考述，可見這些著作多是《左傳》的史學化改編，就其基本體例而言，可分作三類：

其一，分國類編《左傳》紀事。如高重《春秋纂要》、許康佐等《集左氏傳》、宋敏修《春秋列國類纂》、周武仲《春秋左傳類編》、勾龍傳《春秋三傳分國紀事本末》、陳持《左氏國類》、唐閱《左史傳》、徐得之《春秋左氏國紀》等。

其二，以人類編《左傳》紀事。如王當《春秋列國諸臣傳》、鄭昂《春秋臣傳》、沈括《春秋左氏紀傳》等。

其三，直接類編《左傳》紀事。如第五泰《左傳事類》、葉清臣《春秋纂類》、張根《春秋指南》、黃穎《春秋左氏事類》、桂績《類左傳》、呂祖謙《左傳類編》、章沖《春秋左傳事類始末》、馬之純《春秋左傳紀事》等；黃容《左傳抄》和南北朝時期的《左氏鈔》，很可能包含這類内容；楊均《魯史分門屬類賦》也可歸屬此類。

第一類是“國别體”改編，如上文所言，分國類纂《左傳》，可以國為綱而得其紀事之本末，故楊時雲周武仲分國铨次《左傳》，正可對治《左傳》“叙事隔涉年月，學者不得其統”的弊病。第二類是“紀傳體”改編，以人類事，使得《左傳》的言與事“迹之本末可考，辭之連屬畢見”。第三類直接類編《左傳》紀事，以見其始末，體裁最接近後世所謂的紀事本末體。這三類著作雖然基本體裁有别，但或全部或部分地以求得《左傳》紀事之本末為目的。類事本末，如上考列，這一源出自《左傳》學并成為其重要分支的學術類型，自兩晉至南宋，呈現出愈益興盛之勢，遂影響到一種新的史書體裁——紀事本末體在南宋前期産生。

四、袁樞、徐夢莘與《左傳》學

紀事本末體，作為在史志目錄上與編年體、紀傳體并列的史書體裁，最初是由清四庫館臣确立的。他們依據的典範，是南宋袁樞的《通鑒紀事本末》，這部書也被他們視為紀事本末體的創例之作。另外，同被四庫館臣列入“紀事本末類”的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雖然成書較袁書晚二十年，但其撰作之起始卻不晚于袁書。鑒于此，本文将袁樞《通鑒紀事本末》作為考察重點，連同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一起，視為史書紀事本末體的起始之作，由此探讨其作者與《左傳》學的學術關聯，以期在紀事本末體史書之起始與傳統的《左傳》紀事類編學的接榫之處，證明這兩者間有着具體的曆史關聯。

要達到這一目的，最大的困難在于袁樞除《通鑒紀事本末》、徐夢莘除《三朝北盟會編》外，其他著作都已亡佚，文章現存的也很少，使得我們無法從其著述中了解他們對《左傳》學的習知狀況，而其傳記，又皆簡略未涉。因此本文主要從其交遊和家學入手，從外部環境氛圍對他們産生影響的角度，論證袁、徐二人及其創作與《左傳》紀事類編學的關聯。

（一）袁樞（1131－1205），字機仲，建州建安人，幼力學，試禮部，詞賦第一，官至工部侍郎。他立朝“議論堅正，風節峻整”，與當時名望士人如楊萬裡、呂祖謙、朱熹等頗有交往。考其生平事迹，以下二事或能揭示他撰著《通鑒紀事本末》的學術思想背景：

1.在太學與楊萬裡、呂祖謙等交善。乾道七年（1171），袁樞為禮部試官，除太學錄，同僚中有楊萬裡、呂祖謙等人。他們志同道合，高标風節，相與講肄。

今考楊萬裡現存著作，未見其有關于《左傳》類事的專門之作，但他在《袁機仲〈通鑒本末〉序》中雲：

予每讀《通鑒》之書，見其事之肇于斯，則惜其事之不竟于斯。蓋事以年隔，年以事析，遭其初莫繹其終，攬其終莫志其初，如山之峨，如海之茫。蓋編年系日，其體然也。

可見他對《通鑒》“事以年隔”之弊早有認識，并有尋求其叙事完整性的意願。另外，楊萬裡交遊的士人中，就有推賞《左傳》紀事類編者。如謝谔，撰有《春秋左氏講義》，他對《左傳》叙事“隔斷”之弊，也早有體認。謝谔是楊萬裡交往最為密切的友人之一，現存楊氏《誠齋集》中，有多首與謝谔的唱和詩作。二人對同為編年體的《左傳》和《資治通鑒》之體裁弊病的認識，殊為一緻。而分别為袁樞《通鑒紀事本末》和章沖《春秋左傳事類始末》作序，也表明他們對這類類事之作都懷有興趣和關切。

呂祖謙是位《左傳》學大家，他于乾道六年（1170）閏五月赴臨安，任職太學博士。在此前的乾道四年冬，他已撰成《左氏博議》。該書“乃取《左氏》書理亂得失之迹，疏其說于下”。所謂的“理亂得失之迹”，其實是他所認為的含有理亂得失意義的事，故該書的基本體例，是歸納《左傳》載事而議論之。

楊萬裡雲與袁樞“志同志，行同行，言同言”，可知二人當時同心志、共進退。他們與呂祖謙等同僚“相與講肄”，講說内容便不能不被此用世情懷所牽。類編編年史事，不僅有方便了解事之本末的知識層面上的意義，而且有就之而論“理亂得失”的價值關懷。在當時的情境下，就《左傳》或《資治通鑒》所載事而論其“理亂得失”，應是他們講論切磋的内容之一。

乾道九年（1173）二月，袁樞因奏劾張說一事而“求補外，出為嚴州教授” 。第二年初，他便在嚴州任上撰成《通鑒紀事本末》。楊萬裡、朱熹和呂祖謙分别為之作序跋，他們所推重的，一是該書“部居門目”、“具事之首尾”，優化了《資治通鑒》紀事；二是其編撰方式更為顯明地表達了史事“微意”。而此史事“微意”，即是司馬光蘊含其間的資治之見。可見，此書不僅編撰方式與呂祖謙《左氏博議》相類、與楊萬裡對《通鑒》紀事本末的關切相合，而且立意與呂祖謙書、乃至他們在太學時的為政論學一緻。這表明其間應該有承繼或影響關系。

2.與章沖“同裡”。章沖（生卒年不詳），字茂深，吳興人，宋哲宗朝宰相章惇曾孫，《春秋》學大家葉夢得之婿。他在宋孝宗淳熙年間曆知常州、楚州和台州。擅長《左傳》學，如前所列，著有《春秋左氏事類始末》五卷。

《宋史·袁樞傳》載有一件章惇後人與袁樞相交涉的事：

（袁樞）兼國史院編修官，分修國史傳。章惇家以其同裡，宛轉請文飾其傳，樞曰：“子厚為相，負國欺君。吾為史官，書法不隐，甯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

所謂“以其同裡”，顯然是章家以其祖籍與袁樞相親比。

袁樞兼國史院編修官，分修國史，是在淳熙七年（1180）。此時章家在仕途上的主力，已是章惇的曾孫輩。經考察，章惇的曾孫大多仕宦不顯，依請托事宜中請托方往往由身份地位較高者出面交涉這一常情來看，身為知名士人葉夢得之婿、“淳熙七年以朝奉大夫知常州，八年以赈濟有勞轉朝散大夫”的章沖，應參與此事。而既有此交涉，便不能排除他們之前就因“同裡”等關系而有交往的可能。

據章沖《〈春秋左傳事類始末〉自序》記載，他少時便常病《左傳》紀事“不屬”而有意“為之事類” ，他後來與袁樞的交往，可為袁樞撰著《通鑒紀事本末》提供另一《左傳》學背景。

以上二事例，表明袁樞撰著《通鑒紀事本末》有其《左傳》學的環境背景，甚至曾聞接過《左傳》紀事類編學，而類編《資治通鑒》與類編《左傳》間的邏輯關系，仍有必要在此加以說明。《資治通鑒》與《左傳》有着諸多關聯，研治《左傳》與研治《資治通鑒》間便有着諸多相通之處。在兩宋之際就有兼治二書者。因此，在适當的時機下，由類編《左傳》轉而類編《資治通鑒》，當是自然順承之事。

受兩宋之際政局巨變的深刻影響，南宋前期的知識界興起一股研究曆史、以為政治之鑒戒的思潮。當時《左傳》和《資治通鑒》都受到重視，如前文所列，南宋前期《左傳》類事著作明顯增多，對于《資治通鑒》，也出現了多部改編之作。

如前文所及，袁樞的同年友呂祖謙于乾道四年（1168）撰成一部以“歸納《左傳》載事而議論之”為基本體例的《左氏博議》；“乾道壬辰”（乾道八年，1172），袁樞的同鄉友人朱熹又效法《春秋》、《左傳》改編《資治通鑒》，撰著《資治通鑒綱目》。這兩部書皆以探求史事的理亂得失之義為旨歸，都是當時研史為鑒思潮下的産物。這兩部書也有着十足的象征意義：前者代表久遠的《左傳》紀事類編學傳統，後者代表逐漸興起的《資治通鑒》學。乾道九年，袁樞撰著《通鑒紀事本末》，以更為顯明地表達司馬光的“微意”為目的，這相合于當時研史為鑒的思潮。其撰作，可以說一方面延依了呂祖謙、章沖等所代表的《左傳》紀事類編學傳統，借鑒其方法，另一方面又延續了胡安國、朱熹等改編《通鑒》的傳統，從而由類編《左傳》轉為類編《資治通鑒》。

（二）徐夢莘（1126－1207），字商老，臨江人，幼耽嗜經史，紹興二十四年（1154）舉進士，官至直密閣。他于光宗紹熙五年（1194）撰成《三朝北盟會編》。徐夢莘廉靜樂道，“恬于榮進”，仕宦不顯。關于其交遊，現存文獻記載不多，無法由此探讨他與當時《左傳》學界的關聯，但其家學卻值得重視。徐家“長于史學”，昆仲父子間多有史著，而且其史學形成了近乎統一的風格。這從他們史著的體例上得以體現：或就某事而窮極其本末，如徐夢莘思究靖康變亂之颠末而撰《三朝北盟會編》，徐筠就“西京二百年品秩、爵列、位号、名數”而撰《漢官考》，徐天麟究極西漢軍旅之事而成《漢兵本末》；或就多事而窮極每事之本末，如徐天麟《西漢會要》區分别白班固《漢書》所載，“經緯本末，一一犁然”，徐得之《左氏國紀》分國類事，使得“某國事”“較然明矣”。可見，徐家史學有着重視窮究事之本末的特點。

五、馀論：何為紀事本末體史書的創始之作？

綜上可知，由于《左傳》叙事存在着“隔斷”，因而在六朝至宋代極為流行的《左傳》學中，出現了類編《左傳》紀事的系列著作。在南宋前期治史為鑒的思潮下，這一紀事類編之學與逐漸興起的《資治通鑒》學相結合，産生了被清四庫館臣視為紀事本末體典範和創例之作的袁樞《通鑒紀事本末》，徐夢莘撰著《三朝北盟會編》，亦曾受其影響。

如前文考證，從兩晉至南宋中期，出現了多部《左傳》紀事類編著作，其中有些著作（如直接類編《左傳》紀事者）的體裁與後世所謂的紀事本末體極為一緻，而它們的撰成年代又大多早于袁書和徐書。這樣便有一個問題：究竟何者才是紀事本末體史書的創始之作？如前文所述，張素卿在考述“《左傳》紀事本末”文獻後，就認為“《四庫全書總目》以袁氏書作為‘紀事本末’體的創例之書，實屬偏失。”意指“‘紀事本末’體的創例之書”，當歸至袁氏書之前的“《左傳》紀事本末”著作。

我們認為，要回答這一問題，必須先回到在史志目錄上确立起史書紀事本末體的清四庫館臣的視角，了解他們确立袁氏書為創例之作的原由。

首先，四庫館臣分類編目，是以《四庫全書》所收錄書為依據。前文所列的《左傳》紀事類編著作中，當時存世的僅有王當《春秋列國諸臣傳》和章沖《春秋左傳事類始末》。前者被館臣列入史部“傳記類”，後者雖被列入史部“紀事本末類”，但因成書較晚而位列袁樞《通鑒紀事本末》和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之後。其餘諸書既已佚失，當不在館臣的主要考察之列，袁氏書遂被視為“創紀事本末之例”。

其次，類編《左傳》紀事雖然顯示出作者在一定程度上對《左傳》史書性質的認可，但這也被看作是探讨《左傳》紀事之意、進而助解《春秋》經義的途徑。如陳傅良認為《左氏國紀》類居《左傳》紀事，較然而明《春秋》所載“某國事若幹，某事書，某事不書”之義，完全将此書視為解釋《左傳》、《春秋》之作。這種認識在《左傳》紀事類編著作中并非個例，再加上《左傳》的儒經性質，《左傳》紀事類編著作遂在後世史志目錄中長期被列入經部“《春秋》類”，從未被視為史書。這一認識在很大程度上導緻了後人對該類著作所具有的紀事本末體性質的忽略。至四庫館臣，此認識才發生改變。如館臣辨正章沖《春秋左傳事類始末》一反傳統之見，就其實而認定章沖此書“為史裁”而列之入《四庫全書》史部，顯示出館臣識見之開明。但是，同樣是章氏此書，在《四庫全書荟要》中卻被館臣列入經部“《春秋》類”。經、史部館臣間，以及館臣前後間，對章氏書性質的認識存在差異，這足以表明在編修《四庫全書》時，傳統的視《左傳》紀事類編著作為經學著作的觀念，仍然影響到館臣對這類著作的認識。

再次，值得注意的是，在《四庫全書》中，館臣對所收入的幾部《左傳》紀事類編著作作了不同的歸類。如将章沖《春秋左傳事類始末》、高士奇《左傳紀事本末》歸入史部“紀事本末類”，卻将傅遜《春秋左傳屬事》、馬骕《左傳事緯》歸入經部“《春秋》類”。四庫館臣對《左傳》紀事類編著作編目歸類，在參考作者個人意見的基礎上，還審慎地作過一番考擇，從而形成定性之見。對于前文所列早于章沖《春秋左傳事類始末》的那些《左傳》紀事類編著作，四庫館臣不是沒有注意到，如前文所引，館臣所作高士奇《左傳紀事本末》書前“提要”中就有語雲：

他們完全是以一種與章沖《春秋左傳事類始末》同類同質的口徑，叙述這些見于史志的“諸家”《左傳》紀事類編著作的。然而在《四庫全書總目》所載該提要中，這段文字全被删除了。館臣為何這樣處理？究其原因，與其說是避免與他們所立的袁樞《通鑒紀事本末》“創紀事本末之例”說相矛盾，不如說是他們對這些“亡佚不傳”的《左傳》紀事類編著作的定性持審慎态度。也就是說，這些著作既已亡佚，其屬“經”還是屬“史”，很難确定，貿然定其歸屬，很可能會失之偏頗。在此境況下，舍之不提而僅就現存著作立說，不失為一種更為穩妥的做法。

前文所列章沖書之前的《左傳》紀事類編著作中，能夠直接表明作者或他人對著作性質認識的文獻材料極為少見，但在清修《四庫全書》以前的史志目錄中，這類著作都被列入經部“《春秋》類”，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時人對其性質的認識。再加上這些著作大多“亡佚不傳”，無從查證，因此在學術分類上将其歸為經部“《春秋》類”（《左傳》學）著作，實屬合理。這樣以來，在史學著作的範疇内，可視袁樞《通鑒紀事本末》為史書紀事本末體的創始之作。但是紀事本末，作為一種以紀事類編為内容的編纂體例，絕非創始自袁樞《通鑒紀事本末》，如前文所述，它在之前的《左傳》紀事類編著作中形态已趨成熟。因此，四庫館臣所謂“（袁）樞排纂《資治通鑒》，創紀事本末之例”，若指其創立紀事本末這一編纂體例而言，則是誤說。實際情況是袁樞借鑒已有長久傳統的《左傳》紀事類編學的方法體例，排纂《資治通鑒》而撰成《通鑒紀事本末》，遂開創了紀事本末體史書的編纂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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