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寫出“材疏命賤不自揣，欲與稷契遐相希”的詩句，自述抱負之後，在各地曆練近二十年，一直本着“使得因吏事之力，少施其所學”的宗旨，未忘初心，始終抱着經世緻用的目的。在近二十年仕宦為吏的政治實踐曆程中，他深切體察到從開國以來在政治、經濟、社會、教育、軍事等等方面所積累和形成的一些現實問題，在心中已逐漸形成了一整套的政治改革方案。嘉祐三年（1058），37歲的王安石就任三司度支判官，即把他這一系列的改革意見寫成一篇長達萬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進獻給在位已三十多年的仁宗皇帝。這封萬言書的内容涉及北宋王朝幾乎所有的方面，諸如政治、經濟、稅收、人事、文化、教育、科舉、軍事、外交等等，不僅涉及範圍廣，有些問題還談得非常深入具體，可以說是朝政改革的一部大綱。

《言事書》首先扼要地概括出存在于北宋中葉的嚴峻局勢，并探索造成這種嚴峻局勢的根源之所在：

……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

他是要在“法先王之意”這一旗号之下，來實現他所認為能夠适應現實情況的一些變法革新的意圖。也即“法舊意而施新政”。

《言事書》字數雖多，但所論尚顯偏狹，隻是談到關于政治以及吏治的一些問題，而沒有深入讨論更重要的社會經濟方面的一些問題。但是，王安石從先秦法家商鞅等人繼承來的一些政治思想與見解，在《言事書》中已顯露端倪，他“以申、商刑名之術，文之以六經”的思想傾向，也表露得十分明顯。《言事書》中強調要重視培養新人才，“教之”“養之”“取之”“任之”，培養造就能夠勝任政治、軍事、财政、經濟等方面的“新”人才，以之改造整個官僚“舊”體制。宋朝開國已近百年，一直恪守“祖宗之法”，積弊陳陳，利益錯雜，要想有效改革“舊”體制，塑造“新”氣象，必須從培養能夠推進“新”法的“新”人才着手，這正是“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

《宋丞相王荊公安石》像

《言事書》中，論述經濟的篇幅不多，但卻表述出了王安石有關“理财”的獨到的、原則性的主張：

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财無其道耳。

今天下不見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樂業，人緻己力以生天下之财。然而公私常以困窮為患者，殆以理财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财以其道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

在嘉祐五年（1060），王安石在《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一文中，申發此理，暢談了理财在國家行政中的重要地位：

夫合天下之衆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财而莫理。有财而莫理，則阡陌闾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争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桀大而後能。如是而天子猶為不失其民者，蓋特号而已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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