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去來兮辭的詩意解讀? 東晉時期的大文學家陶淵明,在詩歌、散文、辭賦的創作上都有突出的成就他獨具的平淡而自然的藝術風格對後世産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文學發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現在小編就來說說關于歸去來兮辭的詩意解讀?下面内容希望能幫助到你,我們來一起看看吧!
東晉時期的大文學家陶淵明,在詩歌、散文、辭賦的創作上都有突出的成就。他獨具的平淡而自然的藝術風格對後世産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文學發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陶潛(365——427),字淵明,浔陽柴桑(今江西九江市西市)人,出身于沒落的官僚地主家庭。“少而窮苦”,《自祭文》中說“自餘為人,逢運之貧。箪瓢屢罄,絺绤冬陳”,看來他早年的生活是相當困窘的。青年時期,由于儒家思想的教育,使他有“大濟于蒼生”的抱負和“骞翮思遠翥”(qiān hé sī yuǎn zhù)的壯志(骞:飛舉的樣子。翮:羽翼。骞翮詞語,意為高舉、飛起;原意為:期望展翅高飛,,現在就是形容志向很遠大的意思)。
不過,東晉時期,士族門閥制度登峰造極,非士族出身的陶淵明很難行進身之階,“大濟蒼生”“骞翮遠翥”又談何容易。他的一切美好願望都在嚴酷的黑暗現實裡化為泡影。後來,為生活所迫,他才出來做官。二十九歲做過江州祭酒,以後又斷斷續續地做了幾任參軍等掾屬佐吏。由于陶淵明“性剛才拙,與物多忤”,在做官期間,始終處于“一心處兩端”的矛盾狀态之中。他時仕時隐,做官時間總共不過四五年。
公元405年,他在家鄉附近的彭澤縣隻當了八十多天縣令,從此毅然告别官場;回到家鄉隐居躬耕,一直到死,過了十三年勞動生活,表現了不與統治者合作、不與虛僞巧詐的時俗同流台污的高風亮節。在龌龊的時代裡活出生命的真實,陶淵明無疑是最完美的一個。他沒有借醉來遠離險惡,沒有借毒來麻醉人生。他選擇了自己獨特的生活方式,義無反顧地走向了清新廣袤的田野,走進了人類賴以憩息的精神家園。“不以躬耕為恥,不以無财為病”,将人格與自由視為生命中兩個本質元素,超然特立于一個時代之外,真正順應生命的本真要求,做一個大智大賢之人。
透過《歸去來兮辭》,我們完全可以領悟陶淵明的生命大智慧。
《歸去來兮辭》是陶淵明辭賦的代表作,标志着他出仕生活的結束、歸田生活的開始的名作,也是他對上層社會不滿的自白。該文具體而細緻地表現了作者辭官歸隐的過程和思想活動,是研究陶淵明生平思想的重要資料。
正文之前有一段散文的序言,說明了此賦寫作的緣起。作者直言不諱地說明出來做官是為了養家餬口:“餘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缾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陶淵明坦率得驚人。後來擔任了彭澤令不久便有“眷然有歸欤之情。”為什麼呢?陶淵明指出了三點理由:
一、“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也就是說自己本性自然,不會裝模作樣,勉強去幹自己根本不願幹的事情;
二、“饑凍雖切,違己交病”,忍饑挨凍固然情況嚴重,然而違背本願将會身心交病,更有甚于饑寒;
三、“程氏妹喪于武昌”,必須趕快離職奔喪。顯而易見,第一條理由是根本的。陶淵明有自己的操守,有所為也有所不為。做官既然“深媿平生之志”,那就要獨善其身,走與世俗官場徹底決裂的道路。正史本傳往往說他因恥于為五鬥米折腰而去官,恐怕不是根本原因。
這段序文流暢洗練,用語或直率,或委婉,都給人以親切之感。序文明言本文作于“乙巳歲十一月”,即東晉安帝義熙元年(公元405年》冬。但辭中又說:“農人告餘以春及”那麼《歸去來兮辭》當定稿于歸隐後的第二年,即義熙二年。
《歸去來兮辭》是陶淵明最後同上層社會分手告别的宣言書,其中描寫了脫離官場的喜悅和田園生活的樂趣,表達了他對官場生活的厭倦和對田園勞動生活的熱愛。我們把全文分成四段(第二段中間換韻,可以看做兩層。)
第一段(開頭至“恨晨光之熹微。”)寫作者棄官歸家的原因和過程。
首句“歸去來兮”,既扣緊題目,又總括全文,引起下文。“歸去來”即歸去之意。“來”是語氣詞,沒有實義。“兮”是《楚辭》最常用的語氣詞。這第一句以當頭棒喝的呼喚,振起全篇,表達的是陶淵明在經過多年的仕途經曆之後的一個莊重的決定:快回到家鄉去吧!田園都要荒蕪了,為什麼還不回去呢?
“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怅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谏,知來者之可追”,表明了棄官歸家的原因。“心為形役”,指為衣食而出外謀官是違背本心的。既然如此,那麼現在辭官歸田也就沒有什麼以該惆怅和悲傷的了。過去令人痛心的官場生活就讓他過去吧,從今以後倒要按照個人的心願好好生活了。
“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是對前半生的總結。封建時代的知識分子,“學而優則仕”本是天經地義的事,然而陶淵明高就高在把過去做官視為誤入迷途,而把今天的辭官歸隐才看做是正确的歸宿。這兩句在本文至關重要,顯示了陶淵明遺世獨立,潔身自好的高尚人格和與一般讀書人大相徑庭的人生觀。前人曾說本文“通篇以‘覺今是而昨非’為主”。确實如此。這句話充分說明陶淵明的此次歸耕田園,不是一時的感情沖動,而是認真回顧了做官的沉痛教訓之後對前途的理性抉擇。“迷途”、“今是”、“昨非”,明确地顯示了陶淵明對封建官場認識的深刻程度。這和他同時寫的《歸園田居》一組詩,把做官比做“誤落塵網”、“久在樊籠”一樣,清楚地表明,陶淵明的棄官歸耕是有着堅實的思想基礎的。他晚年寫的《感士不遇賦》裡說:“密網裁而魚駭,宏羅制而鳥驚,彼達人之善覺,乃逃祿而歸耕”,也可以與之印證。很顯然,在他所處的黑暗混亂的時代裡,他隻能通過這種“覺今是而昨非”的自責的形式表達他對封建官場的厭惡。盡管内心活動極其豐富,形諸文字還是相當謹慎的。
生命的本質在于順應自然,享受自然,在與自然的親吻中,釋放出生命的無窮活力。陶淵明因“誤落塵網”所失去的,恰恰是生命中最本質的東西──本我。而“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将入,撫孤松而盤桓”,恰恰是詩人在同黑暗官場徹底決裂後所尋回真我的人生寫照。“寵辱不驚,看庭前花開花落;去留随意,望天際雲卷雲舒”,心靈和肉體終于合而為一,從此走向心的自由,靈魂的自由,意志的自由,精神的自由,活出率真,活出個性,活出潇灑,做一回天地之間大大的人。
下文說明歸家的過程。還家的文字,寫得這樣眉飛色舞,笑逐顔開。“舟”之“輕揚”,“風”之“吹衣”,沿途先乘船,後上陸,輕舟搖蕩,煦風吹衣,表現的是一種如釋重負的歡快。往日違心地做官,無異于是身上背着一個沉重的包袱。向征夫問路,恨晨光微弱,都流露出想立刻到家的急迫心情。
第二段(“乃瞻衡宇”至“撫孤松而盤桓”)寫剛剛到家的喜悅。
前八句,押一韻,可算一層,寫剛入家門時的場面。“乃瞻衡宇,載欣載奔”,一旦看到自家的簡陋的房屋,就狂喜地飛奔過去,回家至于“欣”而又“奔”,說明陶淵明對自由生活的長期渴望。随後是看到人:家僮仆人前來迎接,孩子們正守着門等候。再看庭院,雖然已經荒廢,但深可慶幸的是平生喜愛的松、菊卻完好保存,這給作者以很大的慰藉。松、菊傲霜耐寒,一向是忠貞堅強的象征,常常為騷人、墨客引以自況。陶淵明更是從來以松明志,以菊寄傲的。比如:“青松在東園,衆草沒其姿;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飲酒》)再如:“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岩列,懷此貞秀姿,卓為霜下傑。”(《和郭主簿》)都是他有名的詩句,陶淵明的清高人品于中可見。“攜幼入室,有酒盈蹲”,舉家歡宴,興高采烈。可以想見陶淵明回家後開懷暢飲的歡快情景。蕭統說,有人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陶淵明集序》),來免言過其實,但陶淵明愛飲酒還是真的,有二十首《飲酒》詩可以作證。
下面換韻轉入第二層,寫歸家之後的日常生活。字裡行間洋溢着安逸、閑适、甯靜的情趣,表現了作者對農村平民生活的執着追求,反襯出對官場生活的深惡痛絕。其實,他的生活也很普通,平平常常;但對“覺今是而昨非”的陶淵明來說,卻是自得其樂。他可以任情飲酒,可以倚南窗而寄傲,正好顯示出其傲世獨立之志。在怡然自得之中流露了他的孤高的個性。“審容膝之易安”,說明他對物質生活所求無多,有那麼一塊哪怕是極小的自由天地也就滿足了。由于心情舒暢,一切都感到賞心悅目,即使是每天在園中散散步,也覺得妙趣橫生。
“門雖設而常關”,說明他回到農村後就謝絕與上層社會的交往,也就是下文說的“息交以絕遊”。在這與外世,實際是與官場斷絕聯系的庭園之中,可以拄着手杖漫步,或者任情舉首遠望,随心所欲,想幹什麼就幹什麼,想看什麼就看什麼。“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為本篇千古名句。字面的意思指上文“遐觀”到的景象:浮雲飄出山角,飛鳥疲倦而歸。但一用“無心”和“知”加以形容,就把雲和鳥都人格化,把無生命的或無感情的雲和鳥寫活了。而且借景抒情,情景相生,形象地反映了作者當時的心境:過去做官本來出自無心;如今歸田恰似一隻倦飛的鳥兒那樣急于返巢。詩情畫意,趣味盎然。宋人葉夢得《避暑錄話》說,“此陶淵明出處大節,非胸中實有此境,不能為此言也”。這兩句表面寫景,實際在抒情。下文“景翳翳以将入,撫孤松而盤桓”,也有寓意。表面說的是夕陽西下,自己仍在松樹下面徘徊,實際是說社會黑暗動亂,個人也到了遲暮之年,但仍要保持晚節。“撫松”和上文“松菊猶存”—樣寄托深遠,有寓意存焉。“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雕也!”(《論語。子罕》)詩人在心曠神怡的境況裡,仍然不忘堅持個人的高潔情操。
第三段(“歸去來兮”至“感吾生之行休!”)寫定居後農村生活的樂趣。
“歸去來兮”,不是簡單的重複,它呼應開頭,帶起下文,形成了本文自然的段落界限。“請息交以絕遊”說的是和世俗官場的決裂,并不是拒絕一切親朋故舊的交往,這在陶詩中有明顯的證據:“時複墟曲中,披草共來往。”(《歸園田居》)“聞多素心人,數與論晨夕。”(《移居》)可見,陶淵明在農村的交往還是相當頻繁的,除田父野老外,還有彼此知心的文入朋友。“世與我而相違,複駕言兮焉求”,說明既然社會同我的本意相違背,我就再沒有什麼可以外出追求的了,進一步表白了歸耕的決心。如今陶淵明最感興趣的是親戚間的互吐衷腸和消憂解愁的彈琴與讀書。春天來到,陶淵明準備參加農業生産。并且,還可以駕車乘舟,恣意遨遊。或探幽尋壑,或坎坷登山,面對的是欣欣向榮的草木和細流涓涓的泉水。“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是歸家後思想的瞬間活動,我羨慕大自然的得天獨厚,繁榮滋生,可惜自己已經老之将至,興奮之餘不免有幾分娩境凄涼之感。
第四段(“已矣乎”至末尾)是對過去生活的總結和對未來生括的展望。
“已矣乎”,猶如屈原《離騷》篇末的“已矣哉”,意為“算了吧”,表示一種感慨平生的憤激之情,情調偏于低沉。作者感到活在人世的時間沒有多久了。既然如此,何不随心所欲地生活下去,管什麼生與死的問題呢?為什麼那祥心神不定,想要到哪裡去呀!意思是還想追求些什麼呢?對此作者明确表态:“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既不願得到高官厚祿,也不想尋訪仙境,隻希望個人獨來獨往,間或幹些農活。這樣,登東臯可以仰天長嘯,臨清流可以縱情吟詩。這種尋常而自由的生活才是陶淵明所向往的。篇末“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複奚疑”二句,帶有明顯的老莊思想的色彩。作者想随生命的自然變化一直到死,樂天安命還有什麼疑慮呢!陶詩中也有這種痕迹,“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歸園田居》)“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複獨多慮。”(《形影神》)由此可見,在玄學盛行的時代,進步詩人也難免受其影響。但陶淵明卻要在自己的生活中,求得人生之意義,實現人生之價值。“樂天知命故不憂”(《周易·系辭》),讓自己的生命始終順應自然之道,這便是天大的快樂,還有何疑慮呢!這就體現了一種完美的生命形态。陶淵明認為,人既然是自然的一部分,也應該具有自然的本性,在整個自然運動中完成其個體生命。“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複奚疑”。
其實,陶淵明在其它的詩歌中反複闡釋了這種理念。如《連雨獨飲》:“運生會歸盡,終古謂之然。”《五月中和戴主簿》:“既來孰不去,人理固有終。”《神釋》:“老少同一死,賢愚無複數。”“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複獨多慮。”《挽歌》:“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陶淵明将人的自然運數,融于天地萬物的運化之中,置于自古如此的廣闊視野裡,從而以理智、達觀的态度來談論人類生死的自然現象,無疑完成了生命智慧的大超越。
千百年來,《歸去來兮辭》受到人們的高度評價。北宋文壇領袖歐陽修曾說:“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一篇而已”。(《東坡題跋》卷一引)敬服之情,無以複加。而《歸去來兮辭》确實是在藝術上精心結撰、刻意求工的力作。
“辭”即“賦”,要求鋪張揚厲,用韻并講求辭藻色彩和骈偶。在這樣多種形式的要求下,陶淵明運筆得心應手,遊刃有餘,形式很好地為内容服務。本文旨在說明“今是而昨非”,而對“昨非”,一筆帶過,而竭盡全力突出“今是”,對歸耕後的農村生活的描寫則極盡鋪陳之能事。三、四兩段都是描寫“今是”的,包括景物描寫和心理描寫。而且行文注意對仗骈偶:“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岖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這裡保持了辭賦的用韻并講求辭采華美的特點,又避免了堆砌辭藻,華而不實的弊病,增強了賦的抒情性和感染力,使辭賦具有了抒情詩的部分功能。
寓情于景,惰景交融,感情充沛而強烈。作者有感慨,有追求,有遺憾,有滿足,但這些都不是空發議論,而是借助景物的形象描寫。感情在景物中自然流露出來,景物亦有人情和個性:“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将入,撫孤松而盤桓”,就是動人的例證。全辭富于情趣,情真意厚,沁人心脾。
語言清新典雅,鮮明流暢,音節铿锵,和諧悅耳,具有音樂美,可稱是一首散文詩,或是一篇押韻的抒情散文。作者遣詞造句,字斟句酌,錘煉推敲,精心選擇一些自《詩經》以來詩人慣用的雙聲詞,如“惆怅”、“崎岖”;疊韻詞,如“盤桓”、“窈窕”;疊字,如“遙遙”、“欣欣”等,從而增強了語言的節奏感和音樂美,使辭賦兼有詩的藝術魅力。
結構嚴謹而周密。辭賦向來講究章法結構,漢賦甚至形成了公式俗套。本文雖屬抒情小賦,但也很注意結構安排。《歸去來兮辭》的寫作事出有因,不能不交代,但用辭賦說明事情的原委,結構會臃腫不堪,費力不讨好。因之作者用散文體的序說明本文寫作的背景和作者當時的情況,而韻文辭賦則全力抒情,使二者各得其所,兩全其美。辭賦的段落安排也十分巧妙。第一段用直接抒情的手法,照應序文,形象地表達他對“今是昨非”的深刻認識。二、三段為本文中心,借物抒情,山川花木,觸處皆春,飲灑酒賦詩,其樂無窮。末尾一段帶有總結性質,準備樂天安命了此一生,抒發的是一種知足保和的消極情緒。全文首尾貫通,中心突出,松菊節操,田園情趣,得到充分的展現。
可以說,陶淵明的歸隐是對官場的主動放棄之歸,是執着人生尋找真我之歸。他不狂放,不沉淪,對生命與自然滿懷真摯與熱愛,他所做的是追求内在的生命自由,将心靈寄托于田園,在平凡的現實中将主觀情感與自然萬物合而為一,在耕讀觞詠中咀嚼人生的真正意義,從而獲得精神上的大解脫。
今天,當我們重新解讀陶淵明時,并不是說叫人一遇到人生的挫折與磨難,便放逐自我,退隐山林,與狼共舞(這無疑是對陶淵明精神最大的誤解與亵渎),而是要超越流俗,樹立高标人格,從而讓自身散發着人性的光輝。棄其形,而取其神,才是對陶淵明精神乃至中國傳統隐士文化上佳的解讀與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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