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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吉诃德芭蕾舞劇觀後感賞析

作者：蔡潇潔（首都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

《堂吉诃德沉思錄》是20世紀西班牙知名的思想家何塞·奧爾特加·伊·加塞特出版的第一部哲學著作，在奧爾特加的思想體系中具有提綱挈領的作用。在這本書中，奧爾特加提出了他具有代表性哲學思想的雛形，他的一些非常有特色的“名言”也是在這本書裡闡述的。雖然是哲學著作，但是這本書讀起來絲毫不會讓人感覺枯燥和艱深，它更像是一本以美妙的散文語言寫成的優秀文學作品，讀來令人感到親切和舒适。而書中所體現的奧爾特加對文體的自覺意識和言說風格也在他後來逐漸形成的哲學體系中得到延續。所以，《堂吉诃德沉思錄》對奧爾特加哲學的奠基作用同時體現在哲學思想和文體風格兩個方面。

奧爾特加在這部作品中對西語文學經典《堂吉诃德》進行了讨論，他對于堂吉诃德這個人物、作者塞萬提斯及其作品從文學、美學和哲學角度進行了觀察。奧爾特加在緻讀者的序言中說這本書是他“在不同場合發表的文字——報刊、課堂、會議演講的合集”，涉及曆史哲學、文藝美學、文學理論、西班牙社會現實批判等多個方面，不過“所有的篇章都與西班牙的國情直接或間接相關”。

實際上，《堂吉诃德沉思錄》在一定程度上是奧爾特加與當時西班牙另一位重要思想家——米蓋爾·德·烏納穆諾之間著名論戰的結果。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面對西班牙這個昔日殖民帝國的衰落，知識分子和有識之士提出了不同的文化救國思路。“98年一代”的代表人物烏納穆諾主張從西班牙自身的文化傳統和特點中尋找拯救的方法，而奧爾特加代表的更年青一代的知識分子，在西方理性主義傳統和20世紀初流行的新康德主義、現象學等哲學思潮影響下對西班牙的國情進行重新觀察與思考，認為西班牙更應該走一條“歐洲化”的現代性之路。

1913年，烏納穆諾出版了其名作《生命的悲劇意識》，他在這本書裡對年輕的“歐洲主義者們”進行了影射和批評；而奧爾特加在第二年就出版了《堂吉诃德沉思錄》，書中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對烏納穆諾的一種回應。有研究證實，奧爾特加為了能在論戰中迅速回應，把原本打算分别出版的兩部分研究書稿合在一起，這才促成了《堂吉诃德沉思錄》的問世。今天我們似乎依舊能夠想象得到這兩位20世紀西班牙思想巨擘透過激揚文字所傳達的對家國命運的關切和思維火花的碰撞。

與烏納穆諾将堂吉诃德這個經典作品中的個體形象視為民族英雄不同，奧爾特加從另一個視角出發，将作者塞萬提斯及其作品整體作為研究對象。他在《堂吉诃德沉思錄》中說：“我們應當努力将視線從堂吉诃德身上移開，轉向作品的其他部分，在開闊的表面之上獲得對塞萬提斯類型更為開放和清晰的認識，而拉曼卻的紳士隻是它的一個濃縮的特例。在我看來，這才是真正的堂吉诃德精神。”他認為，塞萬提斯在其作品中所展現的那種接近事物、認識事物的方式——“塞萬提斯模式”，是一種理解生命的新方式。他提出每個民族都應該發展自己所具有的獨特敏銳性，選擇恰當的視角去認識事物，而現實也隻有在多種視角的整合和聯系中才能得到全面呈現。

《堂吉诃德沉思錄》的另一個重要價值在于奧爾特加提出了自己哲學體系中最核心的思想之一——“生命理性”。與抽象的理性主義不同，生命理性認為生命是哲學活動的基礎和中心，“我”不是意識領域之内永恒不變的存在，而是具有生命的真實個體；不僅如此，奧爾特加還提出了一個有代表性的關鍵理念，那就是生命是由個體以及個體所處的環境共同構成的。《堂吉诃德沉思錄》中最出色的“名言”應該就是這一句：“我就是我與我所處的環境，如果我不能拯救我的環境，自己也無法得救。”他認為生命是具有關聯性的，它需要和它所處的環境相互依賴、相互适應才能獲得完整的意義，同時，要把生命置于它所處的具體環境中，才能真正理解它。

奧爾特加不僅以哲思見長，同時也是一位出色的散文家。他的語言是一種詩性的文學語言，善用形象的比喻、幽默的反諷，文學經典中的典故甚至奇聞趣事也被他旁征博引；比起康德式的科學嚴謹，他的文字讀起來顯得更加優美随性，類似雜文或者随筆，卻又不失内在呼應的邏輯。于是讀者讀來常常不覺哲學作品之艱深，在優美的文海徜徉之際，思維進行了鍛煉，思想獲得了提升，讓人不禁感歎：原來哲學著作還可以這樣寫！

正如奧爾特加著名的“視角理論”所論述的那樣，人們對事物的認識總是從某個自己的視角出發的，而隻有綜合多個不同的視角，才能逐漸接近真理。西班牙人對奧爾特加哲學言說方式的認識，就給我們提供了一種完全不同的視角和解讀方式。

例如西班牙奧爾特加研究知名學者哈維爾·薩摩拉·波尼亞從奧爾特加所處時代的文化語境出發，提出奧爾特加将文學的生動感性和哲學的邏輯理性融為一體的寫作方式，是他“在面對如何研究哲學、如何參與政治，甚至如何定位自己在西班牙現代化進程中的作用等關鍵問題時作出的重大人生抉擇”，是一種基于高度文體自覺意識的自發選擇。奧爾特加始終對如何使哲學為西班牙大衆所接受懷有強烈興趣并積極付諸實踐。出身于報業世家的奧爾特加十分注重作品的傳播學影響，他舍棄當時西方哲學研究常用的科學式表述，使用生動形象、充滿情感的措辭進行寫作，是非常适合西班牙本地文化語境的。西班牙對歐洲現代哲學的接受程度不高，但卻擁有悠久深厚的文學傳統，奧爾特加的表達方式使他的思想更易于被本國讀者閱讀、接受與傳播，從而獲得廣泛的影響。

在西班牙，将文學性與哲學性融為一體進行寫作，也并不是奧爾特加的獨創。烏納穆諾、梅内德斯·佩拉約等其他幾位20世紀西班牙學者的寫作也都具有相似的特點。這使筆者想起薩義德在《知識分子論》中的表述：“知識分子應該使用一個民族的語言，不隻是為了方便、熟悉這些明顯的理由，也是因為個體的知識分子希望賦予那種語言一種特殊的聲音、特别的腔調、一己的看法。”西班牙學者們用具有鮮明個性的語言共同逐漸建立的這種具有伊比利亞特性的思維和表達傳統，提供了相對于理性主義和實證主義的一種不同的哲學思路，也使我們對現代西方哲學有了更加整體、全面的認識。

《光明日報》（ 2021年11月04日13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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