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金生

辜鴻銘像。他與托爾斯泰曾有過書信往來

“有兩個奇異的人前來相見：/一個好像托爾斯泰，/一個好像列甯，/一個漲着無限的悲哀，/一個凝着堅毅的決心。”這是郭沫若1920年在日本所寫的一首詩，作者在博多灣的海岸上看到2尊俄羅斯的巨炮，很有感慨，接着就進入了夢鄉，在夢中，出現了托爾斯泰與列甯的形象。作者問托爾斯泰，有什麼指教。托爾斯泰回答：“年輕的朋友呀，你可好？/我愛你是中國人。/我愛你們中國的墨與老。/他們一個教人兼愛、節用、非争；/一個倡導慈、儉、不敢先的三寶，/一個尊‘天’，一個講‘道’，/據我想來，天便是道！/我想全世界便是我們的家庭，/全人類都是我們的同胞。/我主張樸素、慈愛的生涯；/我主張克己、無抗的信條。/也不要法庭/也不要坐牢/也不要軍人/也不要外交。/一切的人能如農民一樣最好！”

作者聽了這些話，在睡夢中似信非信地答道：“哦，你的意見真是好！”但是這時，列甯卻隻在一旁喊叫：“同胞，同胞，同胞？/為階級消滅而戰喲！/為民族解放而戰喲！/為社會改造而戰喲！/至高的理想隻在勞農；/最終的勝利總在吾曹；/同胞，同胞，同胞！”

結果，“他這霹靂的幾聲，/把我從夢中驚醒了。”

這首詩明顯地表露出十月革命之後，一方面，托爾斯泰的著作中所宣揚的那些說教已經為中國知識分子所熟知，另一方面，馬克思列甯主義也同樣為中國知識分子所接受。在接受托爾斯泰“革命精神”的同時，很多革命者并不接受他的非暴力思想，最終還是要像俄國的職業革命家們那樣，選擇暴力的方式來推翻舊政權，改變中國的社會體制。

​托爾斯泰曾經明确表示，反對中國人通過暴力途徑來解決問題，他在1906年10月給中國著名學者辜鴻銘的回信中說：“隻要中國人繼續像他們過去一樣，過着和平的、熱愛勞動的和從事農耕的生活，在行為上遵循他們的三種宗教：儒教、道教、佛教的教義(三者是一緻的，都是要擺脫一切人的權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克己、忍讓、愛——人及一切生靈)，他們現在所遭受的一切災難便會自行消亡，任何力量都不能戰勝他們。”而辜氏則擯棄托翁“不抗惡”和“忍讓”的說教，指出反抗才有出路。托翁看了辜著之後直言“現在懷着恐懼和憂慮的心情聽到并從您的書中看到”這種精神，擔心“如果中國人真是失去了忍耐，并且按照歐洲人的樣子武裝起來，能夠用武力驅除一切歐洲強盜（中國人民以自己的智慧、堅忍不拔、勤勞，而主要是人口衆多，做到這一點是輕而易舉的），那麼這就可怕了”。

瞿秋白翻譯了托爾斯泰的多篇著作，認為托爾斯泰“開人類文學史的異彩”

茅盾非常欣賞托爾斯泰，但在社會思想的層面上，卻明确反對托爾斯泰的不抵抗主義，而主張走中國式的暴力革命道路。他1921年在《共産黨》雜志第3期上發表《自治運動與社會革命》，其中明确表示出對法國大革命式暴力形式的贊賞，因此，他也号召中國人“立刻舉行無産階級的革命”，“無産階級的革命便是要把一切生産工具都歸生産勞工所有，一切權力都歸勞工們執掌，直到盡滅一分一毫的掠奪制度，資本主義決不能複活為止。這個制度，現在俄國已經确定了，并且已經有三年的經驗，排除了不少的困難，降服了不少的反對者……馬克思預言的斷定，現在一一應驗了。最終的勝利一定在勞工者，而且這勝利即在最近的将來，隻要我們現在充分預備着！”同樣，魯迅認為托氏的作品是極有價值的精神食糧，“看幾葉托爾斯泰的書，漸漸覺得我的周圍又遠遠地包圍着人類的希望。”不過，他也堅持一分為二的态度，既肯定托翁對舊制度的徹底批判，也批評他不切實際的空想。

至于中國的無政府主義者，盡管托爾斯泰的無政府主義思想同樣是他們政治原則的來源，但他們更贊同克魯泡特金的主張，即通過暴力的方式來解決社會問題。早年曾信奉無政府主義的巴金盡管對托爾斯泰推崇備至：“（托爾斯泰）是十九世紀世界文學的高峰，他是十九世紀全世界的良心，”然而，“我不贊成他的無抵抗主義，更沒有按照基督教福音書的教義生活下去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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