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學澤

最近，因為翻譯問題，“車站”的“站”字有點火。

對“站”字，大家并不陌生，現在人們出行經常坐高鐵和公共汽車，上車前都在“車站”等候。談到“站”，人們還會想到古代的驿，“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唐代這起著名的“快遞業務”，講的是騎馬經過驿站将荔枝從嶺南運送到長安。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車站的“站”字，來曆非常複雜。筆者的老師，知名語言學家、上海大學教授餘志鴻授課時，就講過“站”字“出口轉内銷”的故事。

“站”來自于蒙古語？

“站”這個漢字，出現得比較晚，甲骨文中沒有，在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中也沒有，唐蔣斧藏本《唐韻》最早收錄“站”字：“站，俗言獨立”；北宋陳彭年、丘雍創作的《廣韻》收“站”字：陟陷切，“站，俗言獨立。”今天《現代漢語詞典》中，“站”字有三個義項：1、在行進中停下來，停留；2、為乘客上下或貨物裝卸而設的停車的地方；3、為某種業務而設立的機構。這三個義項中，“3”源自“2”，因此“站”實際是有兩個義項。

唐代才出現“站”字，其“獨立”的語義和“在行進中停下來，停留”的意思有勾連，但不同，事實上，這兩個語義都和“站着”有關，而在中國古代，最早表示“站着”的語義，是另外一個字：立。立，在甲骨文中，是一個人站在地上，下面一橫是指事符号，意為地面。甲骨文的“立”字，既表示站立，也表示站立的地方，本義就是人站在地上。

而表示“為乘客上下或貨物裝卸而設的停車的地方”即“車站”這個語義，中國古代也不用“站”表示，而是用“驿”。“驿”字始見于《說文解字》，此字本義為驿馬或驿車。《呂氏春秋·士節》：“齊君聞之，大駭，乘驲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後漢書·西域傳論》：“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郵置于要害之路，馳命走驿，不絕于時月。”後引申為用驿馬、驿車等。

“車站”之“站”的語義，雲南師範大學曆史系教授方齡貴（蒙古族），在《元明戲曲中的蒙古語》中對“站”字有詳細考證，認為來自蒙古語。方齡貴指出，南宋彭大雅、徐霆《黑鞑事略》寫成“蘸”：“置蘸之法，則聽諸酋頭項自定差使之久近。”很多學者和方齡貴持相同的觀點，認為“站”字來自蒙古語的jam，也作“站赤”(即蒙古語jamcin)。

“站”的蒙古語來自突厥語？

但與此同時，一些學者認為，“站”來自“蒙古語”，但“蒙古語”之前又可能和“突厥語”(屬阿爾泰語系)有聯系。日本著名語言學家羽田亨(1882年5月15日-1955年4月13日)在1907年發表的名作《元朝驿傳雜考》中談到“站”和“站官”和突厥語的可能《元朝秘史》卷12所載：“漠北施行驿傳制度時，已置劄木臣及兀刺阿臣于各驿。所謂劄木臣者，其為jamcin，換言之，即掌握驿務的人名稱。固不可待言也。兀刺阿臣為ularacin，ulacin之對音，或作兀刺赤(ularaci，ulaci)，ulara為驿馬，ci系管護人的接尾語，其意不外乎驿馬人。初似來自土耳其語(突厥語，筆者注)，後訛為蒙古語。”

元代廣設“站赤（jamcin)”，設置劄木臣及兀刺阿臣。《蒙古秘史》第二七九節：“如今朕頒布定制，由各處千戶，派出劄木臣和馬夫(兀剌阿臣)，在各處設置驿站”。第二八一節：“朕坐在父汗大位上，在父汗之後，做的……第二件事，為使我們的使臣在路上疾馳，以及搬運所需用的東西，設置了驿站”。

羽田亨這部著作，将車站稱作“驿”；1937年由我國學者何健民翻譯後在《國立武漢大學文哲季刊》第6卷的第3期和第4期刊出，仍用了“驿”；這是因為日本接受漢文化後使用了“驿”一字。隻不過，日本的“驿”用繁體字“駅”來表示，而“駅”更是“驛”的日式簡寫，都表示中文“驿站”。隻是中國元代之後，“站”這個字漸漸地開始取代“驿”，日本“驿（駅）”則保留至今。

中國社科院曆史所研究員陳高華，曾在《文史知識》1985年第3期發表《元代的驿站》一文，他認為：元代的“站”，有時也寫作“蘸”，都是蒙古語jam的音譯，其義相當于古代漢語中的“驿”。一般認為，蒙古語jam來源自突厥語yam，因為這兩種語言中的j和y有對應關系。

“站”的突厥語來自中文“驿馬”？

但學界對“站”的考證并沒有停步。陳高華認為：表示“站”的突厥語的yam可能是漢語“驿”的音譯。

和陳高華相似的說法最早出自我國學者李夢瑛。李夢瑛1936年11月發表了《“站”與“站赤”》（《禹貢半月刊》第6卷第6期），1944年5月又發表了《元站與站赤考釋》（《東方雜志》第40卷第9期），兩篇文章考釋了“站”字用于驿傳之意始于蒙古族人入主中原之後，且為漢語中音義兼譯之蒙古外來語，元代設立驿傳，因蒙古語呼“驿傳”為jam，故漢文譯音初用“蘸”，後改為“站”。蒙古語“紮木”（jam）一詞，或為“驿馬”之音譯。

元代的“站”和“路”，蒙古語都是一個詞“紮木（jam）”，1月6日，記者輾轉采訪到蒙古族同胞，今天的“站”，他們發音類似漢語拼音tege，而“路”的發音仍為“紮木（jam）”。上文中，“蒙古語‘紮木（jam）一詞，或為‘驿馬’之音譯”這句話很重要，因為“紮木”（jam）一詞的發音，确實和“驿馬”二字很相似，當然，突厥語中的yam和“驿馬”一詞就更近了。顯然，這比陳高華所說的“yam可能是漢語‘驿’的音譯”更相符。

如果是這樣，今天漢語車站的“站”，确實是“出口轉内銷”。

我國“驿”的曆史久遠

在我國古代，驿是供傳遞軍事情報的官員途中食宿、換馬的場所。

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被發現有（壴女）與（亻壴）字，是與傳遞訊息有關的文字。周朝就設有烽火台及郵驿傳遞軍事情報。至漢朝每30裡置驿，由太尉執掌。唐朝郵驿設遍全國，分為陸驿、水驿及水陸兼辦三種，驿站設有驿舍，全國共有1639個驿站。宋朝驿卒由兵卒擔任，規模不如唐朝。

元朝疆域遼闊，為維持龐大的帝國，強化了驿站制度。《元史》志表總序：“元制站赤（jamcin）者，驿傳之譯名也。”正因此字是蒙古語讀音，到明初朱元璋恢複漢人衣冠，洪武元年将通用的“站”字改稱“驿”。但沿用成習，“驿站”連稱也已成為百姓的常用短語。清代在各省腹地所設稱“驿”，而軍報所設稱“站”，但一般通稱“站”。

根據方齡貴先生的考證，發現“站”和“站赤”不僅見于蒙古語，而且在達斡爾語、東部裕固語、西部裕固語、土族語、東鄉語、保安語、女真語、滿語、高昌回鹘語、鞑靼語、楚瓦什語、撒拉語、土耳其語、波斯語、俄羅斯語、烏克蘭語等中都有所應用，都與中文“驿”一個意思。這就使“站”的源頭考察進一步複雜化，其是否跟蒙古大軍征伐以及其他相互交流有關待考，但很明顯，語言傳播是開放的，而不是閉塞的，一些詞語在融會貫通中發展，是全人類的共同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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