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台女性選秀節目發展動因随着時間變遷，女性選秀節目早已不同往日，更高品質的節目内容，立體化的選手形象，媒體愈加強大的影響力等一系列變化，産生這些變化的原因也是多方的。

受衆需求變化在傳統的大衆傳播語境下，“受衆”是讀者、觀衆的一種統稱，是傳播過程中信息的接受者、受傳者，但在當今新媒體語境中，“受衆”的内涵不僅是上述的含義還包括互聯網時代的新媒體用戶。

心理期待多元化“使用與滿足”理論從受衆的角度出發探讨了受衆接觸媒介的動機以及通過一系列的接觸行為獲得了什麼樣的需求滿足，判定傳播效果的基本标準是受衆的需求是否被滿足。

受衆需求并不是一成不變的，主觀和客觀因素都會影響它發生改變，從受衆角度分析湖南台女性選秀節目的變化原因可以歸為以下幾點。

對節目參與感期望提升。當前社會大衆普遍呈現一種對現實社交産生焦慮甚至拒絕線下社交行為的狀态，随着各種社交媒體的興起，如微信、微博、抖音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将社交放置在網絡上。

網絡提供的便利性不僅能讓現實世界中相互認識的人進行交流，還能讓人們參與到他人的活動中，如和明星互動在以往隻能發生在極少數“幸運兒”身上，但是在互聯網的作用下，通過對明星發布的一條狀态、一張圖片進行評論或點贊等行為就能完成一次簡單直接的互動。

傳統的電視節目是單向的内容傳輸，并沒有互動功能，受衆一直在被動地接受信息，早期《超級女聲》設置的短信投票環節卻實現了讓受衆與電視節目進行互動，讓受衆有了參與感。

在《2016超級女聲》中節目，受衆參與程度更高了，網絡海選階段由觀衆網絡投票決定選手去留，節目組抛棄了短信投票和評委一票否決的方式，将投票權交給網民。

當受衆的參與感增強後，他們對節目的關注度也會提高，并有可能自發地向周圍的人推介，甚至通過網絡向網民們推薦節目，來增大節目的傳播力和影響力。

節目方和觀衆的互動是受衆獲得參與感的基礎，觀衆可以通過各種新媒體平台與選手、節目組以及其它觀衆互動，在形式上除了網絡投票、微博留言等，發布彈幕也是讓受衆參與其中的一種方式。

在觀看視頻時發布彈幕不僅隻是單純的抒發情感、表達觀點，也是和節目的互動、和其它網友的互動，在反饋環節上如有遇到相同觀念的其他受衆，在一定程度上也滿足了受衆期望被認可的需求。

社會高速發展伴随着人們生活壓力的增大，因此他們需要一個釋放壓力、宣洩情緒的窗口，電視節目可以向受衆提供心緒轉換效用。

人們對選秀節目的競技性要求逐漸轉向娛樂性，例如《我是歌手》裡每當要宣布競演結果前，導演洪濤總要“做作”地表演一番，調侃一下歌手們，給觀衆增加懸念的同時又将節目緊張的競技氛圍舒緩，給節目增加了趣味性。

在《乘風破浪的姐姐》裡，黃曉明和魏大勳搭檔主持的互動與串詞也為節目營造了歡快的氛圍。受衆在觀看節目時不再像以往一樣隻關注到選秀結果，而是期望獲得比賽之外的輕松愉悅。

與此同時，受衆期待的提升不光體現在對于節目的參與性，還有對于節目的創造性，《乘風破浪的姐姐》第一季大獲成功，然而緊跟其後的第二季節目成績卻并不理想。

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受衆對節目本身的期待值較高，第一季節目的效果拉高了受衆們對第二季的期待值，因此要突破這個臨界值的有效辦法就是重塑受衆對節目的認知，在創造性方面下功夫。

受衆除了從對競技性的滿足轉到對娛樂性的需求之外，對節目本身能傳遞出的文化價值要求也日漸增高。如在《姐姐2》中，每一期節目末尾都有姐姐們的單獨采訪片段，其内容是通過姐姐們發聲，向社會傳遞更多積極向上的女性觀點，并且節目還加入了一些女性代表人物的事迹。

節目組用了更多的筆墨來向外界展示強勁的“她力量”，刻畫新的“她形象”，在節目以外，節目組還以“巾帼她力量”為話題在網絡上發起了主題活動。

與《姐姐》相比，第二季節目還有一個明顯的特點就是加入了對民族文化的呈現，如在第二次公演現場姐姐們與湘西苗鼓隊一同帶來了鼓秀版《無價之姐》，與非遺文化的結合不光能滿足受衆觀看綜藝時的娛樂需求還能滿足受衆的求知欲。

信息發達時代“窺私欲”增強。《超女》作為素人選秀與《姐姐》這種明星選秀相比缺乏了一定看點，首先是大衆對女明星身份的關注高于普通人，其次在《姐姐》中的女明星有演員、歌手、主持人等。

她們有一定的社會影響力和成形的媒介形象，但對受衆來說，他們對明星在熒幕外的私生活更感興趣，想要了解明星在日常生活中是怎樣的形象，所以狗仔隊的出現也印證了受衆的這一心理。

費斯克認為電視最赤裸裸地為觀衆提供了狂歡節冒犯似的身體快感。這樣的窺私需求是無止盡的，尤其是在信息高度發達的時代，網絡成為一種提供給受衆滿足窺私欲的主要途徑，受衆可以自主的在網絡上獲取某些“隐私”信息，但能被挖掘的信息也是有限的，此時，由選秀節目官方給予的了解明星台下形象的機會則極大的滿足他們的窺私欲望，為節目帶來高收視率。

明星節目反差滿足受衆補償心理。補償心理指的是個體在适應社會環境的經過程中，通過接納外部事物的審美特性以及進行對自我的調節，使生理、心理從失衡的狀态趨向平衡與和諧的一種心理。

通常女明星呈現給大衆的形象都是趨向完美的，演員的演技高超，歌手的唱功絕佳，當放下明星的标簽，作為普通人的她們也會有不擅長的事，比如《姐姐》裡的甯靜。

在第一次評級時憑借出衆的歌唱水平受到大家的認可，但是她的舞蹈功底卻遠不及唱功，這樣看似不完美的銀幕形象一方面能滿足受衆的補償心理，另一方面也能豐富對甯靜的媒介形象塑造。

審美标準新定義觀衆對外表的期待是女性選秀節目特色之一，尤其是近幾年的偶像養成類綜藝更是強調了“白幼瘦”審美标準，比如《創造101》中的王菊，她的外形并不符合傳統意義上的“美女”标準，甚至有很多網友認為王菊不符合偶像女團成員的标準，不應該參加這類節目。

伴随着節目的結束，支持這些曾因外表引起争議的選手的觀衆卻增多了，這些女性選秀節目向大衆傳遞了新的審美觀念，并通過這些風格迥異的選手的話題和報道潛移默化的影響到了受衆。鮑德裡亞在《消費社會》中提出，消費與審美之間存在聯系。

《姐姐》在“選角”方面讓其有了“群像劇”的基因，多角色蘊含了不同的風格，這也意味着有多種故事可以滿足不同的審美需求，還能擴大觀衆覆蓋面。

《姐姐》它并沒有像以往媒介對女性形象的建構采取單一化的處理，通過競賽的過程全方位地展現她們在生活與工作中的形象，把重點落在30歲以上的女性自身的人格魅力和業務能力之上，這一點也是它能大火成功的重要因素。

節目進行到《姐姐2》，其“選角”與前一季比也有了變化，比如那英、張柏芝、容祖兒本就是歌壇、影視圈天後級别的人物，還有王鷗、周筆暢、楊丞琳等算不上“過氣女藝人”，觀衆對她們的熟知度還有關注度都比較高，這些女藝人也加入了《姐姐2》則讓節目更具看點。

并且從兩季節目打出的口号上也能看出，《姐姐》是“三十而骊，青春歸位”突出的是年齡不是局限要敢于挑戰，而《姐姐2》是“三十而奕，落子無悔”則強調了不論是順境還是逆境女性的力量都能發揮大作用。

從現實情況來看，關于女性的審美，人們已開始倡導多元化與包容性，但在選秀節目中的體現最終還是偏向了所謂傳統概念中的美，并未真正實現新的審美标準，王菊這樣的選手爆火仍隻是特例，如何讓全體大衆從内心深處接納以及欣賞不同的美依舊是需要探讨的問題。

《姐姐》的獨特選角是一次嘗試，它突破了人們對于美人的年齡印象，在外形方面關于美的定義其實并未有實質的作用。女明星的光鮮亮麗是大多數普通人所達不到的，這也是為什麼50歲的伊能靜看起來依舊充滿着青春的氣息，而生活中50歲的女性多數顯露出疲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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