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浩然，盛唐山水田園詩人代表，詩風清淺、淨遠、古淡，尤以五言著稱，一生未仕，仿佛是唐代隐逸詩人之宗，幾乎堪與南朝陶淵明遙遙相映。前人或以孟浩然詩歌佇興而作，造意艱苦，将他歸入苦吟派，然而多數人認為他的詩歌風格實與苦吟派不同，其風緻更多表現為清曠淡遠，用“清吟”相稱更加恰切。如《春曉》《嶽陽樓》《夏日南亭懷辛大》《宿業師山房待丁公不至》諸詩，以及“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等名句，骨清氣秀，在後世傳誦不絕，都能為這種認識的成立提供支持。

而這大緻反映出文學史主流對孟浩然及其詩歌的認識。然而，這與孟浩然的自我認同和生活實際還有相當距離，與他全部的詩歌風貌也不盡相吻合。讀孟浩然詩歌，分明可以感到他本人對生活的追求以及他一生的經曆都遠比“隐逸”兩字的含義豐富、複雜，他流傳下來的二百數十首詩歌的含蘊和風格也并非一個“清”字所能完全涵蓋。孟浩然之所以留給讀者以上印象，是因為他及其詩歌經過了文學史長期地簡約化作用，将有些景象遮蔽了。歲月總是如此，把事物的一些特征磨去，讓人誤以為留下的就是全部。

然而，文學史為什麼要将一個本來特點豐富多樣的作者和作品簡約呢？這是一個饒有興趣的問題。

孟浩然在詩歌中塑造的自我形象，大緻是書劍客、遊子、歸隐者。

他好稱自己是“書劍客”。《宴張記室宅》：“甯知書劍客，歲月獨蹉跎。”類似的還有《傷岘山雲表觀主》“少予學書劍”，《自洛之越》“遑遑三十載，書劍兩無成”，《田園作》“粵餘任推遷，三十猶未遇。書劍時将晚，丘園日已暮”。書生讀書求仕，劍客仗劍立功，“書劍客”一詞雖是用項羽“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的典故，但意思有所變化，它代表積極入世、追求功名、經世濟邦的理想。孟浩然以此自期、自許，反映出他精神的一個重要方面。他入京參加科舉，希冀大臣、同好們汲引，将自己帶入仕途，都是這種精神的流露。然而孟浩然似乎又不想把自己全部獻給仕途，他還想保留一部分隻屬于自己的東西，那就是個人的興趣和散漫。孟浩然終身沒有得到一官半職，運氣不好是主要原因，他自己的個性也是無形的羁絆。

他又常稱自己是“遊子”。如《南還舟中寄袁太祝》：“花源何處是，遊子正迷津。”這看似說因找不到理想的隐居之處而迷茫，其實反映出孟浩然辛苦奔波在世俗途上内心的一種惆怅。孟浩然入京求仕無所得，于是到四川、荊州、洛陽、江南、福建等地長期漫遊，有的是訪友，多數是想到地方官府謀求職事，基本上還是屬于尋找機會性質之出行，雖然是降而求其次。相對于生活在自己家鄉，無論是入京，還是行遊各地，他的身份都是遊子、羁客。他有時用戲谑的語氣稱呼自己是“遊魚”，《京還贈張淮》說：“因向智者說，遊魚思舊潭。”他生涯中這種“遊魚”般的經曆隻是對“書劍客”身份外觀稍微地改易，内心其實沒變，他是在朝着自己的生活目标——入仕，或接近仕途——的方向“遊”，希望有朝一日夠着目标，結束遊子的生涯，而對“舊潭”（故鄉）的思念是他在疲憊的遊程中對自己心靈的一種慰撫。為此，孟浩然長期迷惘，充滿遊子迷津的情懷。

更多的時候，孟浩然稱自己是一個隐者。《尋香山湛上人》“平生慕真隐，累日求靈異”，“願言投此山，身世兩相棄”。他早期談歸隐并非完全是由衷之言，因為那時他對仕途存有許多盼念；後期談歸隐雖然變得實在了，然而還是帶有幾分求仕無門、敗興而歸的怅惘，并非完全心甘情願。“寄言當路者，去矣北山岑”，詩人在忍無可忍時，向執政者擲去一言：“你們再不理我，我就去隐居了！”以此發洩自己求仕屢遭挫折的悲郁心情，可是這聲音在長安非常微弱無力，幾乎不存在。《還山诒湛法師》：“心迹罕兼遂，崎岖多在塵。晚塗歸舊壑，偶與支公鄰。”詩人謂自己長期在塵世浮沉，至晚年才找到隐居的歸宿，然而他也坦白，這是在“心迹罕兼遂”、長期碰壁之後做出的無奈選擇。說明他并不是主動隐居，歸隐隻是一種被動的行為，他不由自主地接受了命運的安排。

上述書劍客、遊子、歸隐者三重形象合二為一，構成一幅比較完整的孟浩然自繪的精神肖像。大緻說，他的心理長期是在出仕和隐居之間活動。出仕難以實現，他卻衷心向往之；隐居自有所樂，而且确實也是他一生的基本生活狀态，他卻并不甘心，“誰為躬耕者，年年《梁甫吟》”（《與白明府遊江》），借用諸葛亮典故，表達自己“隐”不住的心情，由此可以窺見孟浩然實際所懷的“隐”情究竟如何。所以就孟浩然的心态言，他是一位入世而不是避世的詩人，他的詩歌基本精神也在此。

後人對孟浩然的描述

第一種把他寫成是求仕途上一位枉屈者、失敗者。殷璠說：“餘嘗謂祢衡不遇，趙壹無祿，其過在人也。及觀襄陽孟浩然罄折謙退，才名日高，天下籍甚，竟淪落明代，終于布衣，悲夫！”他對孟浩然的遭遇充滿無限惋惜和同情。《舊唐書·文苑傳》本傳的記載僅寥寥數語，而以孟浩然為仕途的失敗者這種叙述傾向十分明顯，說：“孟浩然，隐鹿門山，以詩自适。年四十來遊京師，應進士不第，還襄陽。張九齡鎮荊州，署為從事，與之唱和。不達而卒。”或許舊唐書作者因為修史的緣故而更加關心傳主的仕宦命運，故把記述焦點放在孟浩然求仕經曆及其結局上面，對孟浩然詩歌具體介紹很少，隻是表示他的仕途命運與他的詩歌成就不相稱。

第二種則是将他描繪成精神優雅、高貴、超逸，不計較仕途得失、淡泊名利的隐逸詩人。這種摹畫從李白就已經開始。他在《贈孟浩然》詩寫道：“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紅顔棄軒冕，白首卧松雲。醉月頻中聖，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李白将孟浩然刻畫成一個愛好賞花飲酒，隻圖自由自在生活，而不羨慕官祿，不高興“事君”的隐士，以為這些是孟浩然精神的主要内涵，也就是他所盛贊的所謂“風流”。

在李白的叙述中，似乎是孟浩然“棄”了“軒冕”，而不是他被“軒冕”所“棄”，而且認為孟浩然因為遠離仕途而内心充滿快樂。這更像是李白借着孟浩然在為自己畫精神像，而且是一副表現理想而非寫實的像，因為李白自己也并不是那種甘心抛棄“軒冕”的人。宋朝有一部分人将孟浩然繪成騎驢詩人，這在某種程度上是想調整李白以降對孟浩然的上述理解，然而效果可疑，人們還是更樂意接受李白對孟浩然所作的有選擇性的和充滿理想化的诠釋。如黃庭堅《題孟浩然畫像》：

“先生少也隐鹿門，爽氣洗盡塵埃昏。賦詩真可淩鮑、謝，短褐豈愧公卿尊。故人私邀伴禁直，誦詩不顧龍鱗逆。風雲感會雖有時，顧此定知毋枉尺。襄江渺渺泛清流，梅殘臘月年年愁。先生一往經幾秋，後來誰複釣槎頭。”

詩歌誇孟浩然渾身爽氣，敢逆龍鱗，超然隐居卻享有與公卿一樣的尊貴。胡仔評黃庭堅此詩悉數道出孟浩然“平生出處事迹”，是一篇用詩歌寫的孟浩然傳記。這也代表了人們對孟浩然基本的認識。

隐逸的田園詩人，優雅超脫的精神風度，清淡的詩歌風格，這些互相疊合，孟浩然作為盛唐詩人及其創作特點就這樣被文學史主流定格了。而這樣一種定格無論是對孟浩然本人，或是對他的詩歌而言，都存在遺漏。其中遺漏掉的精神因素，重要者有二。

一是孟浩然及其詩歌中的痛苦精神。文學史對孟浩然的這種主流叙述，略去了他對仕途的向往以及與這一過程相伴随的坎坷遭遇，這實質上是對他精神痛苦的忽略。孟浩然在《南歸阻雪》詩中詠道：“少年弄文墨，屬意在章句。十上恥還家，徘徊守歸路。”表面上是寫回家途中的畏懼心理，其實是表達詩人多次赴考求仕失敗而凝聚起來的恥辱感，也是表達他自尊心遭受玷污的憤怒，這是孟浩然滲入心髓的痛苦。孟浩然用一個“恥”字凸顯出自己因求仕失敗所擔負的巨大心理壓力及難以忍受的精神折磨，寫出對這種感受的刻骨銘心。他期盼能夠得到有力者有效地推薦，“誰能為揚雄，一薦《甘泉賦》？”焦灼地等待卻沒有結果，其沮喪心情可以想見。友人曾勸他不用再托人求仕自尋煩惱了，如王維《送孟六歸襄陽》說：“杜門不欲出，久與世情疏。以此為長策，勸君歸舊廬。醉歌田舍酒，笑讀古人書。好是一生事，無勞獻《子虛》。”這首規勸詩也從一個側面證明孟浩然功名心切以及遭受挫折引起的憂傷。他不痛苦，友人何需如此勸慰？

這類精神痛苦從孟浩然詩歌多方面流露出來，是他創作的重要心源。他同情屈原、賈誼，筆下常常寫到這兩個人。《晚入南山》：“賈生曾吊屈，予亦痛斯文。”《自浔陽泛舟經明海》：“觀濤壯枚《發》，吊屈痛沅湘。魏阙心恒在，金門诏不忘。”他同情屈原矢志不忘朝廷，卻結局悲慘，并将自己也視若屈原、賈誼一類人物。對這些悲劇人物的同情，反映了孟浩然自己的不平之心。在他的一些田園詩中，同樣可以聽見這種吞咽之聲。《田家元日》第二聯“我來已強仕，無祿唯尚農”感情最強烈，由于全詩嵌入了這兩句，其他句子流露出的田家樂趣皆顯得有點強為歡顔的樣子，全詩抒情也因此變得複雜而有所壓抑。此詩說明，在孟浩然心中求祿之志與尚農之趣二者是不平衡的，求祿被擺在尚農之上，而不是相反。這對于解讀孟浩然田園詩極有啟示，如果忽略孟浩然及其作品中的痛苦精神，就容易對他安于田園的“樂趣”作表面化理解而偏離他真實的心态，這又怎麼能說恰當掌握了他的詩歌？

二是孟浩然詩歌中的浪漫情調。孟浩然寫過一些豔情題材的詩篇，充滿浪漫的想象和歡悅的情感。

這類作品數量雖然不多，卻是孟浩然詩歌特色之一，可以看到他精神的另一種色彩。如《山潭》《初春漢中漾舟》《耶溪泛舟》《早發漁浦潭》《登安陽城樓》《春意》（一作《春怨》）《春情》等。孟浩然這些詩，有的喜用神女饋贈鄭交甫珮玉的典故，充滿浪漫氣息，有的則以白描手法為女性留影寫真，或寫女性綿綿思情。前者如《山潭》：“遊女昔解佩，傳聞于此山。求之不可得，沿月棹歌還。”将傳說故事與自己的想入非非結合在一起，詩意優美。後者如《早發漁浦潭》寫詩人自己乘舟早行，一邊傾聽禽鳥鳴喚、橹漿擊波的聲音，一邊欣賞水鄉美人“照影弄流沫”的風情。孟浩然這類詩歌也曾引起過劉辰翁、金聖歎等評點家注意。劉辰翁評《春怨》：“矜麗婉約。”金聖歎評《春情》“始為真正寫女郎妙筆”，又指出孟浩然雖是“學道人”，卻也有“才人遊戲之事”。李白稱贊孟浩然“風流天下聞”是否也包含對他詩歌這類浪漫情調的肯定？看來無法完全排除這種可能性。

不過總的來說，孟浩然詩歌接受史上的主流對這一點少有留意，它基本是被忽略掉了。即以注意到孟詩這一特點的批評家而言，對此也有一定修琢。如以上劉辰翁的評語意在引導讀者以雅正的眼光閱讀孟浩然詩歌中的豔情内容和浪漫情緻，這種歸雅化的解讀又将孟浩然這類詩歌“俗”的特色給部分地淡化了。

文學史主流接受孟浩然隐逸的田園詩人、清淡的詩歌風格這一面，而相對忽略了他苦苦求仕以及與之密切相聯系的精神痛苦，還有他的氣質和詩歌中的浪漫色彩。隐逸、清淡固然是孟浩然實際生活和詩歌創作的顯著内容和特點，然而文學史對孟浩然主要的接受在此而不及彼，并非僅僅因為此是顯著的存在，而是因為人們需要以它為環節聯綴起詩歌史上的一種傳統并使它保持下去，而相對于由此所維系并保持的詩歌傳統來說，彼之獨立之處的重要性就顯得不夠突出了。

孟浩然詩歌創作體現了兩個方面的合一：一是使謝靈運的山水詩和陶淵明的田園詩高度相融，二是使唐初人冀望的江左“清音”和河朔“氣質”相互調劑。由于前者，孟浩然被公認為是盛唐山水田園詩一大家；由于後者，他的詩被殷璠稱贊為“半遵雅調，全削凡體”，嚴羽稱他的詩“諷詠之久，有金石宮商之聲”，大緻也是這意思。以上兩方面又不能割裂，它們實際上反映了這樣一個整體觀念：孟浩然是合南北之長的盛唐詩歌中的山水田園清淡閑雅風格代表。

如果一個詩人及其創作的某些方面受到讀者集中地關注，那麼，其他側面就有可能會被疏略或遺漏。當讀者對孟浩然的山水田園題材及其詩意表現出高度興趣，而且形成較為凝固的認識，将這些理所當然地作為孟浩然詩歌唯一的符号來接受之後，他詩歌創作中别的一些元素就難以再聚攏讀者的眼光，構不成新的聚焦點，從而漸漸從文學接受史上淡出。更何況，山水田園詩清淡閑遠的風格，這些與不平牢騷和精神痛苦常常給人留下一種不甚和諧的印象，這也對讀者淡忘孟浩然詩歌中其他元素造成了間接影響。孟浩然及其詩歌的一些内涵元素受到後人重視，而另一些内涵元素被後人忽略，從接受鍊上脫落下來，未受到讀者普遍關注，這種現象在文學史上比比皆是。

孟浩然以一位單純的山水田園詩人出現在文學史上，這也是經過了文學史對他簡約化選擇的結果。如果以這些詩人創作的主要一面代指其全部詩歌，以其主要特色為全部特色，那便是誤讓文學史的某個側面蠶食了作者整體創作的豐富性。所以，文學史這種選擇和組合的特征啟示我們，作者應當以區别于他人的特異性作為自己創作追求的目标，以自己鮮明的創作個性和成就自立于文學史之林，因為，與别人相同的部分必将被文學史所遮蔽，而留傳下去的隻能是屬于作者個人的與衆不同的藝術創造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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