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發慧

如果文學創造是人類的一個重要特征，那就應該細緻和誠實地審視它，進而發掘它對人類行為與自然環境之間的影響，确立它在人類福祉和存續之間所發揮的作用。

——約瑟夫·密克爾

“靜下來吧，靜下來/讓血脈和着流水/讓思緒漫過天涯/重溫帳前遠逝的牧歌/而後，走進這片草原/傾聽，似有馬蹄聲響起/凝望，一湖星光照耀山崗……”這是古嶽寫在《凍土筆記》開頭的一段詩句，“走進”“傾聽”“凝望”這幾個動詞讓人聽從經驗的召喚，感受高原深處萬物自由的節律，感受高地深處荒涼的熱烈。隻是，這幾個動詞不單單是喚醒讀者的共同經驗或激活陌生人對高原的浪漫想象，其感受性背後是古嶽娓娓道來的“靜下來”中趨近智性的沉思和反思，辨認人類和非人類、自然和非自然的關系，辨認不同群體對于經驗獲得的起源和限度，辨認不同地方的生活及生存差異的根本原因所在，甚至辨認曆史發生及發展在大地上留下的痕迹。當然，所有的經驗和辨認都基于古嶽對這個世界的打量、觀察、凝縮和創造。《凍土筆記》中，他忠實于“凍土”這一地理現實，一方面描寫以治多縣境内達森草原為叙述主線的人與物、景與事，以處理和安放自己多年行走高原的記憶和經驗；另一方面要呼應自己所見所聞背後的文化世界與自身存在的關系。細密的叙述背後透露着憂傷的複雜情緒和行走中松散的光照與陰影，幽深的敏感與憂患意識勾勒了一個流動的、相互關聯的自然世界。

就時間經驗而言，《凍土筆記》容納和凝縮了古嶽自20世紀90年代至今，行走于凍土地帶的親身體驗，他不停尋找的河流、湖泊、草原、雪山是他作為叙述者在自然界與曆史之間的相遇。自然總是在不斷發生着變化、不斷更新着局部，這其實也是生命的不斷流動。在當代社會，我們絕大部分人的生活與自然是部分的分離，可是當我們偶爾靠近自然的時候就會附有與牧人同樣的焦慮。與我們絕大多數沒有直觀看到冰川消融痕迹的人不同的是，古嶽作為一名記者在參與采訪和調查之後并不單單附有社會焦慮，而更多是承擔起社會責任後的文化焦慮，他有這樣的喟歎：“未來的草原一定會遺失一些東西，而且，我相信，那些東西是再多的塑料玩具和方便食品都無法替代的。”（《牧人·羊·畜群和日子》）當下我們的生态文學已經不是抒情傳統中浪漫的自然主義，而是以更為嚴肅和有力的話語強調生态本身的重要性，承認世界的相互依賴和影響，警醒可能會發生和正在發生的生态問題。

此外，關于生态問題、自然問題的關注和讨論本身能夠激發我們的憂患意識，其原因在于生物學和進化論的生命本質。自然發生變化的過程不完全是令人歡欣鼓舞的，但我們對這個場景始終充滿希望和耐心，古嶽筆下“源文化”的發起人和闡述者文紮便是這樣：“他寫冰川，說冰川是岡加卻巴——獻給衆生的冰林，是生命之源不滅的胎記……他寫江河，一個民族與江河同源于雪山，而且他們血脈裡流動的是源自雪山的江河……他寫雪山，他們明白那雪是生養他們的母親，同時山也是守護他們的戰神（父親）……”（《文紮·源文化之問》）任何事物都與其他事物相關聯是生态學最基本的核心内涵，藏族萬物有靈的樸素觀念似乎很符合這種聯系性，當這種聯系性以隐喻和象征的方式鋪散到高原的山山水水時，就構成了一個自成體系的自然生态系統，這個系統在強調人與地方、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的同時也在構建一種信念、态度和尺度。“他（格則阿達）認為，适度的牲畜數量是保障牧人基本生活的根本，不能動搖。他從來都不相信，草原的退化跟牛羊有太大的關系……牛羊的糞便是草原的營養，羊糞裡還有草種，羊蹄子會把草種踩進泥土裡，長出新的牧草。”（《牧人·羊·畜群和日子》）這位普通牧人的行為具有基因和文化的成分，雖然他依然在踐行古老的智慧，可是他的生活已經不是父輩們的模樣，雖然他們同樣深谙自然環境的複雜性和生态的關聯不是技術社會能夠掌握的因果關系，但是面對已經發生變化的事實，他們隻能陷入個體精神的漩渦：“冬天，他住在縣城裡。但是，一到夏天，他還是願意回到草原上。”（《牧人·羊·畜群和日子》）

雖然生态意識是工業革命催生的結果，但是人類對于人與自然關系的思考自古有之。我們已經有一些自然世界運行的科學知識，比如在“适者生存”觀念的影響下，自然似乎成為一個競技的殺戮場，但事實上這個觀念是合作、互惠以及生物補位的，自然界内部生物有機體之間的依存模式比人類已知更為複雜，在青藏高原這片惡劣的生存環境中，當地人通過自然本身的過程和變化來繁衍後代，他們在自然中的形象是對所有生命形式的同情和設身處地的保護。比如古嶽寫到草原上突然多出來的毛毛蟲，牧民會自發去公路邊收集這些毛毛蟲放生。泉眼幹涸之後，當地人會想辦法恢複局部生态，使得得到保護的泉眼又開始出水……這些舉措和變化都像是大自然流動的自我，自然的自我是空間的，也是時間的，會促使人類從觀察到的地形、景觀和自己多次經曆的片段中回顧構想文化文明史。值得玩味的是，文紮、紮多這一代人重視生态問題的初衷是——回到兒時的草原——傳統的浪漫主義。

一直以來生命科學和達爾文進化論從認識層面改變和影響着我們與自然的關系，讓我們與其他生命連在一起，讓其他生命作為人類存在的證明。如果換一種邏輯，文紮、紮多這些關心草原變化、冰川變化的人不就是這些變化本身活的證物嗎？從一個長遠的目标來看，我們需要意識到自然和我們都是生态系統的成員。當然對于古嶽而言，寫作、生活、工作與自然世界是一種共生關系，關于自然的記錄中也記錄了自己近三十年間行走于凍土地帶景觀變化帶來的錯位感和文化沖擊感，地貌的變化像一種可讀的象形文字，在他每次走向這片土地的時候重構新的景觀。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草原上到處都是現代文化的痕迹，現代文化對傳統的遊牧文化産生了強烈的沖擊，但是古嶽并沒有表現出對現代文化的排斥、抗拒和批判。這是什麼原因呢？在浪漫主義時代的文學作品中，自然給我們的印象是簡單的、甜美的、溫情的、完整的，而當下的自然給我們的印象是被割裂的，甚至是混亂的，現代社會的一個悲劇就是在提升和強調個體的時候，與其他人類或非人類的存在造成了存在的分離，這就注定古嶽關于自然的書寫不是浪漫的，不是抒情的，而是現實的。而記者身份曆練了他對一切可能性的敏銳意識，讓他作為一個現實主義者去觀察、去審視他走過的土地。正因如此，他對凍土地帶多年以來生态的變化持有的态度是反思性的，而不是生态保護及生态寫作中的浪漫主義傾向。不僅反思本身取代了對現代文化的排斥與抗拒，而且他的文字并不是展示人類活動的惡果，而是呈現一種正在發生的變化以及變化的部分原因。

凍土是一個事實，我們正在生活的地方是我們在當代生活中發現自我的一種方式，我們正在關注的問題是我們在當代生活中自我問題的一部分。正因如此，《凍土筆記》一書中的凍土已經不單單是一個被描寫和陳述的事實，也不僅僅是一種地理意識，作為一種影響的焦慮，“凍土”這個詞會以純粹的外在表象成為我們的常識，它将是我們對現代社會和知識體系的一種反思。作為作者的古嶽則是凍土上懷抱愛和美好回歸自然的行走者，他在凍土地帶的行走則是一個現實主義者貼近大地的修身養性。我猜想，雪線以上，也是一個引人入勝的世界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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