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華錄》記載，嘉慶帝去世的時候，遺诏中一度将乾隆帝的出生地誤寫為避暑山莊。後經道光帝發現并找出了《清高宗實錄》和《清高宗禦制詩》注釋的依據，證明了遺诏起草人的錯誤。

由于拟注臣工的錯誤，傳至辛亥革命後，直到現在，有的書刊中還存在種種離奇的傳說。

大意說乾隆帝生母，是漢人李佳氏。雍正帝在潛邸的時候，從獵木蘭，射得一鹿，即刻宰殺而飲其血。女真部落頗喜歡喝鹿血，謂可滋補。适行宮有漢宮女李氏，奇醜，遂召而幸之。翌歲重來，康熙帝偶見此将産之女在馬廄草屋，诘問之下，則四阿哥(胤禛)之事也。如此等等。

上述傳說中之草房，确有其地，也就是避暑山莊迤北的獅子園内。

但乾隆四十一年禦制《草房》詩注中，曾明白提出：“我皇考（雍正帝）于潛邸時建此草房，無過綴景尚樸，原無茅茨之想也。”

又批注：“丁亥年（乾隆三十二年）于圓明園構草堂，名之日抱樸草堂。”

另在此詩前後尚有以草房為題的詩數十首，皆言取其樸素綴景，并附會以仿堯之居茅茨。與乾隆帝出生無關。

當然乾隆帝和獅子園不是沒有關系，在他的詩集中，關于獅子園的題詠亦不下數十首。

詩注中八十四歲的時候，尚有《遊獅子園》詩，此詩注中言之最詳：“予年六歲始随皇考來熱河居住此園讀書。”

又寫道：“康熙六十年，予年十一，随皇考至山莊内觀蓮所廊下，皇考命予背誦所讀經書，不遺一字，時皇考近侍，皆在旁環聽，鹹驚穎異，皇考始有心奏皇祖，令予随待學習。”

又注：“予十二歲，蒙皇祖于圓明園之牡丹台召見，即命養育官中。”

從幾段詩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獅子園、草房并非乾隆帝的出生地，而是從六歲起即随其父親居住、讀書之地。

因此，登基之後每到避暑山莊來都要陪同其母遊獅子園，并定于每歲八月初十日乾隆帝生日前三天，在獅子園侍奉母親進膳。此事亦幾次寫在詩注。

關于乾隆帝的生母，根據《後妃傳稿》記載：“世宗孝聖憲皇後鈕祜祿氏，滿洲鑲黃旗人，四品典儀淩柱女。”

《清實錄》記載：“高宗純皇帝，世宗第四子也。母，孝聖憲皇後，鈕祜祿氏，原任四品典儀官加封一等承恩公淩柱之女。”

《清史稿》記載：“孝聖憲皇後，鈕祜祿氏，四品典儀淩柱女。後年十三，事世宗潛邸，康熙五十年八月庚午，高宗生。雍正中封熹妃，晉熹貴妃。高宗即位，以世宗遺命，尊為皇太後，居慈甯官。”

從上述記載中可見乾隆生母并非李佳氏，而是鈕祜祿氏。

根據《八旗滿洲氏族通譜》記載：鈕祜祿，原系地名，後來就以地名為姓。鈕祜祿氏，是女真部落一個很繁盛的大族，一般居住在東北的長白山地區。

鈕钴祿氏出了一位清朝開國勳臣額亦都，他的兒子更為大家熟悉，那就是遏必隆，是康熙帝的嶽父，是輔政四大臣之一，遏必隆的孫子讷親也是乾隆朝的重臣。

父親是地地道道的滿鑲黃旗人，那女兒怎能是漢李佳氏呢？

這是找不到任何根據的。

關于乾隆帝的傳說，更有奇異者，即在清朝末期傳說乾隆帝并不是雍正帝的兒子，而是海甯陳家之子，最早見于《清秘史》，裡面記載：“海甯陳氏，自明季衣冠雀起，漸聞于時，至之遴始以降虜〔清〕，位至極品，康熙間，雍正帝與陳氏尤相善，會兩家各生子，其歲月日時皆同，雍正聞及大喜，命抱以來，久之送歸，則竟非己子，且易男為女矣。”

雍正帝登基為帝之後，特意擢升陳氏幾個人成為達官顯貴，等到乾隆年間，優待陳氏更進一步。乾隆帝南巡到海甯的時候，即日就幸陳家，陳氏立馬升堂垂訓家世。等到乾隆帝走的時候，就吩咐将陳家中門封了。并且和陳氏說：厥後非天子臨幸，此門勿相開也。’于是陳家遂永鍵其門。

有的人說，乾隆帝自己懷疑，故而想親自訪問。也有人說雍正帝生下的不是男孩，入宮比視，妃嫔竊而進行更換，雍正帝自己也不知道這件事。

還有的人說，乾隆帝既自知非滿人，在宮中經常穿漢服，欲竟易之，一日冕旒袍服召所親近曰：“朕似漢人否？”一老臣獨對曰：“皇上于漢，誠似矣，而于滿，則非也。”乾隆帝這才停止了。

《清秘史》作者原署名有妫血胤，當系筆名，序中談到姓陳。出版時間原署“黃帝紀元四千三百九十五年甲辰季夏”。

“黃帝紀元”系辛亥革命前各報刊自定，說法不一，且如何算出具體年份亦不可考。但定黃帝紀元四千三百九十五年為甲辰是《江蘇》等報刊所用的計算方法，指光緒三十年。

該書卷上“滿洲世系圖”已寫至義和團起義以後，并有“惟我漢人中革命日盛，近年鹹有傾覆清朝之意，恐終難保其皇位耳”之語，由此可見由于當時政治上的需要，持論偏激，往往借題發揮其強烈的反清情緒，甚至加以蔑視，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不是事實，另當别論。

首先對上述問題并未提出根據，這就令人難以相信。

當然海甯陳家于清初是出了不少顯要官員，如上所舉陳诜、陳世倌、陳元龍都曾任過大學士、尚書等要職，但是雍正帝究竟與陳家哪個相善，并将歲月日時皆同的新生兒易女為男？該文中并未指出。

或許不知其詳，或許在該三人中即有其一。其實有關此問題，早在1937年清史學家孟森先生即以二萬餘字的長文考證其必無。

其中最主要的論點就是:

一、康熙五十年前後陳世倌雖然擔任編修，但是七月份擔任山東鄉試副考官，十月又擔任順天武鄉試副考官，後在順天府督學，在職時拒絕任何行賄請托，常以禮教導俗，名聲很好。

《海甯州志》記載：“世宗在潛有聞，及即位，深重之。”可見隻是有聞，并無聯系。

二、乾隆帝諸子奪儲鬥争中有結黨營私的事，但那是天潢貴胄之間的鬥争，參與其黨的多為滿蒙八旗和皇親，無關的漢人是不能也不敢參與的。況且雍正帝就是因為他不像其他兄弟那樣明目張膽結黨圖謀，才赢得皇位，正像他自己在《大義覺迷錄》中所說，“朕在藩邸時，仰托皇考福庇，安富尊榮，循理守分，不交結一人，不與聞一事，于問安視膳之外，一無沽名妄冀之心，此亦朕之兄弟及大小臣工所共知者”。正是這種策略保證了他在奪儲鬥争中能戰勝他人。

三、陳世倌一個七品的編修兼順天督學小官，與親王如此親密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女眷，這樣與王府來往更是不可能的。

再是雍正帝換子的動機不能成立。

在封建社會中，人們對血緣關系是非常重視的，因為血緣關系支配着經濟利益，一人得勢，全族的地位可以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與此相反的便是一人得罪，株連九族。

這一現象不僅在社會生活中是如此，而且還被反映到封建法律中去，長久施行。

在士紳貴族家族中對血緣關系的重視程度，更遠遠超過民間，因為它帶來的利益更為廣泛。

乃至嫡出庶出都有嚴格的區别，豈能允許異姓它族的人混入他們自負高貴的皇族血統？

況且按照封建倫理觀念無子最為顧忌，而此時雍正帝已生有三子，前二子雖然早殇，但第三子弘時已經8歲，且雍正帝當時隻有34歲，并非面臨無後的老年人或者身有隐疾的人，完全沒有必要去以女換一個漢人小官的男孩，如果說以男換男，更是無從談起。

至于以雍正帝登基後擢升陳氏數人、乾隆年間優禮陳家更厚、南巡時必至陳家以及乾隆帝屢着漢服為由證明此事更屬無稽。

因為陳诜、陳元龍全是康熙年間官至顯位，隻有陳世倌，于雍正二年出為山東巡撫，後被奪職，乾隆初期起用，乾隆六年授文淵閣大學士，九年又因在兖州私營田宅而被奪職，後曾賞原銜，二十二年以老病休緻。

至于其子陳克繩，以監生出身做了個從六品的鹽運司運判，實際上陳家在衰落，談不上什麼優遇。

乾隆帝六次南巡，前二次并未到海甯，隻是閱海塘工程中有關石塘海塘的争論，後四次才每次到海甯。

由于該城僻處海濱，無更合适的地方做行官，才選擇了陳家的隅園做行官，同是為了治海塘的原因，才命名該園為“安瀾園”，從乾隆禦制詩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來安瀾園的情況。

乾隆二十七年弘曆第三次南巡的時候，有《駐陳氏安瀾園即事雜詠六首》，其中說：

名園陳氏業，題額日安瀾。

至止緣觀海，居停暫解鞍。

乾隆三十年第四次南巡的時候又有禦制《駐陳氏安瀾園·疊舊韻作即事雜詠六首》，其中亦曰：

如杭第一要，籌奠海塘瀾。

水路便方舸，江城此稅鞍。

(原注：前巡抵杭城，由陸路赴海甯閱塘，今年舟次石門即從别港水

道前進，先駐是園，取便程急務也。)

汐潮仍似舊，宵旰那能寬。

增我因心懼，慚其載道歡。

這些近似紀事的詩，不能認為是編造。恐怕《清秘史》的作者未必見到過這些資料。

至于乾隆帝穿漢服的問題，在故宮藏畫中，漢裝像确實不隻一件，但所留遺物卻一件也沒有。這些畫的目的都是受漢人傳統繪畫趣味的影響，是一種遊戲，其他皇帝也有。

比如雍正帝曾經有穿西服戴假發套的畫像，能根據此畫就認為雍正帝是和歐洲人換的孩子嗎？

相反，乾隆帝倒有堅決反對着漢服的上谕。

那是在乾隆十七年三月二十日發的一道九百多字的長谕。谕中引述清太宗黃台吉關于勿得着用漢服的祖訓，說我們現在所以能“鹹受無疆之福者，皆仰遵明訓所緻也”，因此對我朝滿洲先正遺風自當永遠遵循，守而勿替。

乾隆帝還生怕黃台吉這段聖訓，外廷臣仆不能完全知道，所以特别曉谕群工，命人将之刻石立碑于宮内箭亭、禦園引見樓及侍衛教場、八旗教場。至今刻有此上谕的石碑，還保存在紫禁城箭亭内及中南海紫光閣院内。

事實上直到清末，冠服也一直未改用明代漢族的服裝。

所以用改漢服來證明乾隆帝是陳家後代也是絲毫不足置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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