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被問到“一生中有沒有什麼輕松的時光”，57歲的王麗琴突然愣住，皺眉陷入思索。良久之後，她追溯到自己未出嫁的時光，“那時候還年輕、單身，有穩定工作，沒什麼負擔。”

30年來，她像陀螺一樣不知疲倦地旋轉。27歲從上海人民工具廠下崗後，她打過十來份工，做過售貨員、幼兒園保育員……時間允許會同時做兩份工作——就像現在，她在兩家公司做保潔，清晨4點出發，下午4點半到家。

近日，“麥當勞招聘老人”的新聞再次引發了社會對“高齡勞動者退休後再就業”的關注。除此之外，越來越多企業開始向王麗琴這樣的退休人士釋放機會。8月24日才正式上線的中國老年人才網，已挂出62條不同類型的招聘信息。

“我還能工作！”王麗琴對幹到65歲信心滿滿，盡管每爬一級樓梯，她膝蓋上的半月闆都會發出警告。當年輕一代在夢想“實現财務自由、30歲退休”時，盼望着重回工作崗位的中老年人卻在增加。智聯招聘報告顯示，2020年2至9月，50歲及以上提交簡曆的求職者同比增長32.4%，增速是35歲以下求職者的4倍多。中國人民大學人口學教授宋月萍告訴記者，目前中國超過法定退休年齡的人口中，有意願留在勞動力市場的比例大約在40%左右。

為什麼退休了還要工作？我們試圖走近這些不願停下的中老年人，看見他們的矛盾和壓力、他們對工作的理解，同時也看見國家退休制度和福利政策如何影響了無數個體的“餘生”。

1 非工作不可

時間緊迫。王麗琴淩晨4點就摸黑起床，刷牙洗漱，衣裳鞋子随便一套，戴上護膝，沒吃早飯就出門了。太陽還沒出來，風很涼，她的腳步卻在加快，由于膝蓋不好，走路的樣子顯得有點笨拙。322路夜宵公交車4點半就出發，她得趕上。

與她同樣年紀的上海阿姨大多在旅遊、跳舞、組飯局，她沒有這樣的閑情。轉929路，倒兩趟車到達河南中路的上班地點，擦桌子、倒垃圾、洗杯子，保潔工作必須在6點半左右結束，然後步行300米趕到另一家公司，三層樓、400平方米的空間等着她，繼續清潔廁所、食堂、辦公室。中途還要撥點時間去公司食堂幫廚，淘米、洗菜、準備午飯。

為了省錢，她幾乎不坐地鐵，五六年沒買衣服。身上穿着女兒學校的白色文化衫，腳下踩着朋友送的鞋子，内褲都是家人淘汰下來的。她唯一在意的是自己的白頭發，每年過春節前會去染一次，顯得年輕些。褐色的頭發已經有些褪色，像幹枯的玉米須垂在額頭兩邊，身邊有朋友說，她看上去“比老公大五歲”。

丈夫其實比她還大四歲，原本是鋼鐵廠的鍋爐工，2009年病退後，便負責照顧家中老小，養家糊口的壓力轉移到了她一人身上。雖然在上海出生長大，夫妻倆年近六十還沒有自己的房子，和女兒、公婆5個人擠在70平方米的“老破小”裡。成年前，女兒一直和爺爺奶奶住在同一個卧室，上了大學才搬去宿舍。

2020年，王麗琴一家終于申請到了一套經濟适用房。100多萬的房款，他們向親戚朋友東拼西湊，再次背上了近100萬的外債。所以，即使過了退休年齡，每月可以領到4000餘元的退休金，王麗琴也不敢休息。前段時間，她甚至考慮要不要接下第三份工作——去一所中學做宿管阿姨。這份工作隻需晚上6點後到宿舍值班，和另兩份工作時間剛好錯開。

誰是退休後再就業的主力？每十年一次人口抽樣調查或許可以說明答案。宋月萍告訴記者，根據2015年人口抽樣調查的數據統計，60-70歲的老年人中，仍在從事可獲取收入的勞動的人口比例在30%左右，其中，農村和城市的自雇傭人群占據了主力。

“這些人過去沒有穩定的工作，所以也沒有所謂的‘法定退休年齡’的概念，能幹到多久就幹到多久。另一方面，他們經濟壓力較大，獲得的社會保障差一些，所以繼續工作的動力更強。”她指出，這些數據也在深層次上說明了福利差距對老年人就業的影響。

64歲的韓春香是王麗琴的另一個“農村版本”，她是大連市紅亮村的一名普通農民，是十裡八鄉的幹活好手，“隻要有活大家都願意喊我。”農閑時，她經常去工地當小工，搬磚、抹灰、綁鋼筋，她手腳麻利，失明前一直是附近工頭的首選。

因工傷失明後，生活了37年的老房子變得危機四伏——屋後菜園幾級窄窄的台階讓她摔了無數次，“褲子都摔破好幾條”。她慶幸自己是一個人住，“還好沒人看見”。

丈夫早逝，兒女分别在大連的工廠和超市打工，日子也過得緊巴巴的。韓春香覺得她隻能靠自己。每月1000元的退休金能覆蓋基本支出，可一旦生病就不夠用了。于是她通過工友的介紹在周邊村鎮找一些零活，種樹、摘桃子、裝罐頭、疊紙殼箱......無論價格，隻要有活都不挑。

“以後的事情就走一步看一步吧。”即使時薪隻有十來元，真正生病時抵不了多少錢，但每次幹完活後拿到工錢，口袋裡紙币的手感讓她心安。

2 老有所為

“如果沒有100萬元的外債，你還會繼續工作嗎？”當被問到這個問題，王麗琴猶豫了一下，神情認真地點了點頭。

工作讓她賺到了女兒的學費、房子的首付，還能出去結識新朋友，避開家裡愛挑刺的婆婆。她至今仍懷念在玉佛禅寺賣點心的日子，那裡有古樸的樹，黃色的門，來禮佛的善男信女看上去心都很誠。還記得有一年除夕，紅絲帶與黃寶殿輝映，她和女兒一個賣素餅一個端素面，忙得腳不沾地，成百上千市民排隊撞鐘祈福，場面盛大，人如潮湧。

如果有了更好的經濟條件，更多的退休金，你還會想要工作嗎？

51歲的唐月蓮也點了點頭。她生活在上海的一個小康家庭，夫妻倆有房有車，收入穩定。見面時，她頂着一頭精心打理過的齊肩小波浪，身穿一件黑白修身針織衫。身邊人都誇她會保養，“顯年輕”，可退休後她才發現，老去原來不過一瞬間的事。

從前她在知名外企的剃須刀工廠做車間領班，管理着一整條生産線，手下有十餘名工人，基本的英語交流和電腦技能不在話下。二十年的職業生涯中，她拿過“CEO獎”“零損失成就獎”，穿梭在車間裡，見到的人都服氣地叫一聲“月蓮姐”。

“現在大家都叫我阿姨咯。”這個稱謂讓她感到失落，好像一種退出的标志——明明自己還年輕，卻不再有人把她當做同事、領導或對手。過去唐月蓮一直盼望50歲，夢想着“放飛自我”“周遊世界”“再也不用背績效”，“我們這一代人，前半輩子都圍着工作和孩子打轉，哪有什麼自己的時間喲。”但當這一刻真正來臨，她反倒有些迷茫，“一下子和社會脫節了”。退休之後，她的時間多到不知該如何打發，她自稱是一個沒有愛好的人，“跳舞唱歌不行，麻将都不會打，電視劇也不愛追。”

唐月蓮曾獲得的獎項。

趙樹銘也是一個閑不住的人，退休後不到一個月就再次回到職場。他15歲就考入第三軍醫大學并參軍，畢業後被分配在軍隊下屬的西南醫院。2018年時，53歲的他工齡已滿38年，當地軍隊鼓勵工齡較長的員工提前退休，“給後來的年輕人讓出位置。”

臨退休時，他收到一份來自朋友的禮物，那是一張從2003年的《重慶日報》上裁下的舊紙片，記錄了抗擊SARS期間他在北京小湯山支援的現場。趙樹銘看到後感慨萬千：“我以前小時候其實想當老師，沒想當醫生，但是國家分配我到這裡來，我就幹一行愛一行了。”

醫學人才的培養周期長，他一邊工作，一邊從本科讀到博士，快40歲還前往日本、美國等地訪學。53歲對他而言還正當年，有一身的本領，他不願停下，“我還可以為國家和社會做很多貢獻”。退休後剛交接完工作，他就和二三十名老同事一起從重慶來到貴陽一所新建立的醫院，在他鄉開啟了新事業。

當年輕一代流行“早日躺平”“财務自由”的口号時，“50後”“60後”卻展現出更多對工作的留戀。中國人民大學人口學教授宋月萍及其團隊的研究發現，仍然想為家庭、為社會做貢獻，是退休人員想要再就業的主要動機：“目前超過法定退休年齡的人口中，有意願留在勞動力市場上的比例大約在40%左右。根據我們的調查，他們最典型的一個特征，是實現自我價值的強烈需求，渴望參與到社會進程裡邊來。”

另一方面，中國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家庭觀念，也對人們退休後再就業産生了極重要的影響，“很多老年人幹了一輩子，就是想為子女營造一個更好的生活，不想被視為家庭的負擔。”50至60歲屬于典型的“夾心層”，剛好是“上有老人生病、下有孩子結婚”的年紀，“某種程度上，他們是站在家庭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做出了選擇。”

唐月蓮在家裡閑不住，又找了一份一周6天的工作：在上海一高校做宿舍管理。她還惦記着兒子的婚事，“至少要給他備一套房子，才好找對象呀。”最近，她和丈夫咬咬牙在浦東購入了一套房子，兩夫妻每月要幫剛工作的兒子供上萬元的房貸。

這樣一來，更不敢停下了，她預測自己真正的退休時間“起碼要延後5年咯”。

3 機會與風險

韓春香的右眼是灰白色，深陷在她布滿皺紋的面龐上，顯得有些突兀。4年前事發時，她正在屋頂搬一捆鋼筋，12米長的鋼筋忽然順着房檐滑下，撞地，彈起，重重地掄在了眼睛上。她痛得捂着眼滾到地上，血從指縫滲出來。

經醫生診斷，韓春香的右眼晶狀體嚴重受損，失去視力，左眼視力僅0.25，構成六級傷殘。為了維權有憑據，她在醫院當場讓工頭寫了一張條子。

“本來就不讓你出去幹活了，你非要幹！”知道她受傷後，兒女又急又氣。

工頭不願賠償醫藥費外的經濟損失，韓春香便選擇起訴，并在2021年10月獲得了大連市中級人民法院下發的民事調解書，要求工頭付給14萬元的賠償。不過韓春香還沒拿到錢，“申請強制執行也沒用，他名下沒有财産，隻有幾頭羊。”

眼睛壞了之後，幹什麼都不趁手。摘桃子時為了攆上其他人的進度，她着急忙慌摸索着樹枝，不論大小都拽下來扔進筐裡，監工斥責道“活怎麼幹的？那麼多小桃子你都給擇了？”

裝罐頭也不容易，她得淩晨3點半起床，步行5公裡到班車集合點，到工廠工作10小時，因為看不清，她的手被罐頭邊緣的鐵片劃了一道長長的口子。

一旦超出法定退休年齡，便不在勞動合同法适用範圍内。退休後再就業的勞動者與企業隻能簽訂勞務合同。勞動與勞務，一字之差，獲得的保障卻相去甚遠：在法律上，隻有簽訂勞動合同才能确立勞動關系，沒有确立勞動關系就無需繳納五險一金，也就沒有工傷保險，被辭退了也沒有補償金，仿佛進入了權益保護的“真空地帶”。

唐月蓮曾在找工作時遇上了騙子，“當時是在一個招聘網站上看到的，正好招我們這種年紀的人，說得很高端的，幫法院整理檔案文件。”她和朋友到達面試地點後，對方卻要求她先交押金。現在回過頭看，那就是一場專門針對高齡勞動者的騙局。

唐丹是北京市老年學與老年醫學學會理事、老年人口學領域的知名學者，她注意到，有些企業願意雇傭退休後的中老年群體，就是因為他們“更劃算”——不需要交五險一金，能接受更低的薪資待遇。

“同樣是工作，為什麼一個人退休後工作，就不能得到同樣的保障呢？”唐丹說。

唐月蓮退休時收到同事送的花束。

4 一個更友好的世界

唐月蓮讨厭那種将退休的人視作“對社會沒用的人”的觀念，“好像我們就應該去娛樂，隻能去休息。謝謝！我覺得我身體挺好的，我也想體現一下自己的價值。”工作讓她有目标，有奔頭，感覺日子生龍活虎。談起她的新工作“宿管”，她的語氣半是自豪半是嫌棄，“要保證樓裡954個學生的安全，壓力也大得很。”從卧室抽屜裡，她取出了一枚繡花勳章，“你看，我還參與了學校最近一次的人口普查呢。”

唐月蓮參與人口普查和獲得的繡花别章。

醫生趙樹銘很喜歡自己的新工作，“年輕的時候競争壓力很大，忙于搞科研、申課題、晉職稱，現在我退休了，換到在這家剛建立的新醫院，不用考慮這麼多，可以把精力專注在臨床上。”醫院建在貴陽遠郊，被綠水青山環繞，他和妻子決定定居于此，給生活注入一股清新之風。

“工作就像一座圍城，城外的人想進去，城裡的人想出來。”唐丹認為，今天人們應該更新對退休的認知，“退休不應當再等同于退出社會生活、不再勞動，退休應該視為一個機會，你在這個崗位上幹膩了，可以換一種更喜歡、更輕松的生活方式。”

随着人均壽命越來越高，人們退休後的時間變得越來越漫長，中老年人重返工作崗位或将成為潮流。在高度老齡化的日本，去年9月日本總務省公布的數據顯示，每4個65歲以上的老年人中就有1個仍在工作。2021年4月，日本更是開始施行最新版的《改正高齡者雇用安定法》，确保有志者能工作到70歲。

“這其實是一個很好的趨勢，既能夠滿足老年人社交和自我實現的需求，有利于身體和心靈健康，又可以減輕老齡化帶來的社會撫養壓力。”唐丹評價道。

“有些人擔心老年人搶占年輕人的工作機會，其實不存在這個問題。”宋月萍補充道，“目前我國老年人的整體知識技能水平并不高，60-70歲還在工作的人口中，近八成從事的都是第一産業，也就是務農；除此之外，男性就是做保安、去工地，女性一般從事保姆、保潔這一類的工作，和年輕人的就業市場是完全錯開的。”

2021年11月，國務院出台了《關于加強新時代老齡工作的意見》，其中也着力提到了“鼓勵老年人繼續發揮作用”“把老有所為同老有所養結合起來”，以及“全面清理阻礙老年人繼續發揮作用的不合理規定。”

那麼，為了建立一個對老年人就業更加友好的世界，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呢？

唐丹建議，可以設置更為合理的退休年齡。目前我國的法定退休年齡依據的是1978年出台的《國務院關于工人退休、退職的暫行辦法》，男性60周歲，女幹部55周歲，女工人50周歲。相比其他國家，我國退休年齡設置得相對偏早。美國人均退休年齡為67歲左右，日本接近70歲，而英國、德國、法國、比利時、荷蘭、愛爾蘭均已計劃在2030年前後将退休年齡延遲至67歲上下。

“當時我們的人均預期壽命并不長，但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預期壽命越來越長，現在的50、55歲其實還年輕，處于人生的中間階段，還可以做很多事情。”唐丹提到，可以設置更為靈活的退休年齡，以美國為例，其退休年齡就設置在62-67歲之間，越早退休獲得的養老金就越少，越晚則會越多。

宋月萍建議，将超過法定退休年齡的人也納入勞動保障的範圍，“不應當以退休為節點，将他們強行排除在勞動法體系之外。”值得借鑒的是，2018年浙江省就發布了《關于試行職業技工等學校學生在實習期間和已超過法定退休年齡人員在繼續就業期間參加工傷保險工作的指導意見》，嘗試擴大工傷保險制度的覆蓋範圍，保障退休勞動者的權益。

兩位專家都提到，現有退休制度可以向一個更靈活的方向調整，适應不同人群的需要，減少對高齡勞動者的阻礙。“領取養老金和辦理退休手續應當逐步脫鈎，人們到達一定年齡之後就能領取退休金，獲得自己過去的勞動回報，同時他想回來工作還可以随時回來，得到社會的支持。”唐丹認為，這應該是未來退休政策改革的主要方向。“無論他是什麼年齡，當一個有勞動需要的人想去工作的時候，我們就應該為他提供保護和平台。”

（文中部分受訪者為化名，圖片均由采訪對象提供）

欄目主編：王潇 文字編輯：王潇

來源：作者：夏傑藝 朱雅文 譚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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