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知道《史記》是司馬遷寫的，可是你知道《史記》并不全是司馬遷所寫嗎？
司馬遷寫《史記》的時候，碰到很多困難。一個是資料難找，還有一個是忌諱問題。
資料難找好理解啊，畢竟司馬遷不是全能，總有不擅長的方向，比如，禮，樂，兵就不是史公擅長的，所以司馬遷隻是制定了這三書的大綱，想等寫完其他的再回來寫。
漢代的禮、樂，到了武帝的時候開始興盛了起來，封禅、祭天、祭後土、祭神之禮、樂大興。而這些是太樂、太祝和樂府管轄，不是太史令司馬遷的職分，司馬遷搜集這些資料有難度。
而且司馬遷親身參與“巡祭天地諸名山川”和“封禅”之事，對“方士祠官”裝神弄鬼的行為很不待見，司馬遷作封禅書的時候大量揭露了武帝求仙、敬鬼神的醜陋愚蠢行為。那等到司馬遷寫《史記》裡的禮、樂的時候，是不是也得批判批判呢，可這事犯忌諱啊，搞不好要涼涼，所以隻能先放一放。等到遭了李陵的禍事，那就沒條件作了。故禮書、樂書“缺，有錄無書”。
至于兵書，一個是，司馬遷一介書生，沒有兵事經驗也不怎麼好寫；二是，需要評論近世兵家，不能回避評論韓信、張良、衛青、霍去病。這太為難他了，因為司馬遷對衛青和霍去病也不待見啊，帶着這種情緒，在武帝生前，兵書也沒法作。
而三王世家呢，講的是武帝的三子，即齊王闳，燕王旦，廣陵王胥，都是元狩六年（117BC）立的。但是在太初以前，三王都還小沒什麼可以寫的，到了天漢二年（98BC），司馬遷遭李陵之禍，刑後司馬遷要完成其他更重要的“草創未就”篇，這三王世家無關緊要也就放後了。
武帝死後，燕王旦、廣陵王胥遇不幸事多多，這個時候司馬遷也不知生死，就算活着也不怎麼好寫了。
總之吧，以前的史官都是寫前朝史，而司馬遷要寫當代之史，自然會遇到很多忌諱，即“今上本紀”是“切當世之文”的典型，隻能“微”，故“有錄無書”。
結論：班固說“十篇缺，有錄無書”，是《史記》有十篇未作，不是張晏說的“亡”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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