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仕勇

明清科考分三個等級：鄉試、會試、殿試。

不過，讀書士子要參加科考，就先通過院試。

院試屬于縣級考試，考上了就取得參加科考考試資格，被稱為生員，也就是秀才。

科考中的第一級考試為鄉試，在各省省城(包括京城)舉行，屬于省級考試，每三年舉行一次，因在秋八月舉行，故又稱秋闱。由生員參加，考上為舉人，第一名叫解元。

鄉試後第二年，京城舉行會試，屬于國家級考試，因在春季舉行，故又稱春闱，由舉人參加，考上為貢士，第一名叫會元。

會試結束，被錄取的貢士就可以參加科舉制最高級别的考試——殿試，由皇帝在殿廷上親自策問，考上者為進士，第一名稱狀元(鼎元)，第二名稱榜眼，第三名稱探花。

弘治十二年這年，程敏政遷詹事府事禮部右侍郎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與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李東陽擔任會試主考官。

當時，“學問該博稱敏政，文章古雅稱東陽”，程敏政和李東陽齊名，學問文章同為一時之冠。但是，程敏政自負學識過人，平日高步闊視，不把其他人放在眼裡，在朝中人際關系非常緊張。

華昶這一參劾，很多人幸災樂禍，靜看孝宗如何處置。

孝宗雖然敬重程敏政，但科考取士是國家重要舉措，也不敢怠慢，立即着令禮部從速處理此事。

禮部提供的意見是：華昶上這份奏疏，肯定是有所耳聞。但耳聞未必就是實，而且現在還沒有放榜，不知華昶所說從程敏政手中買考題的江陰縣舉人徐經、蘇州府舉人唐寅是否在中第之列。要深入調查，就需要時間。由此，請求推遲放榜時間，或二月二十九日，或三月初二日，同時令主考大學士李東陽會同五經同考官重加翻閱程敏政所看中的朱卷。

孝宗答允了禮部所請，定于三月初二日放榜。

于是，李東陽奉命會同五經同考官審查程敏政看過并拟取中的場中朱卷，同時又利用複核的職權，黜落可疑的十三份卷子。

不日，李東陽與五經同考官奏報複查結果：華昶所提到從程敏政手中買考題的江陰縣舉人徐經、蘇州府舉人唐寅的彌封卷并不在中第之列。

既是這樣，事情已經很清楚了，華昶所劾，純屬捕風捉影、子虛烏有。

但那些平日看不慣程敏政的言官和某些朝中大臣提出了新的質疑，說，程敏政之前的閱卷與李東陽之後的閱卷二者之間有無作弊的地方，還得讓原考試官直接具奏，才能辨明是非，平息物議。

孝宗隻好下令錦衣衛将華昶、徐經、唐寅三人執送鎮撫司，要求從公對問，審查明白。

徐經、唐寅一開始死活不肯承認買題之罪，在獄中受盡了毒打。

最終，徐經不得不松口，供稱程敏政嘗受其金币，出賣試題。

這個時候，曾為同考試官的工科都給事中林廷玉上疏，說，我也知道程敏政是一雅士，但朝廷公道所在，我身為同考試官，認為程敏政在出題、閱卷、取人等重要關節上有六大疑點，不敢不言。本來嘛，谏官的職責就是得風聞而言政事，華昶的措詞雖有所不當，但為了公道人心，不為身家性命計。現在程敏政被彈劾，安然無事，彈劾者卻慘遭下獄；以後再有類似的事，誰還肯出面發言？不如将言官華昶、舉人唐寅和徐經釋而不問，将程敏政罷歸田裡。

林廷玉此疏一上，給事中尚衡、監察禦使王綏等蜂擁而上，一緻要求釋放華昶而逮捕程敏政。于是程敏政被诏逮下獄。

程敏政大呼冤枉，說，華昶所說徐經、唐寅皆不在中第之列，而李東陽複核所黜落的可疑十三卷也沒有都經過我批閱，我要求召集全部同考試官及禮部掌号籍的官員當面對質。

孝宗沒有全部批準他的奏請，隻同意他與華、徐、唐三人在午門前置對。

在這場置對中，程敏政與華昶展開辯論，華昶語塞不能言。

華昶參劾程敏政，原是受要奪程敏政職位的傅翰指使。

而華昶所謂程敏政“鬻題”的消息不過來自于一次酒後閑談。

華昶到一個馬姓侍郎邸寓喝酒，席中有來自蘇州府的舉人都穆。

都穆，字元敬，原本是唐寅的朋友，卻對唐寅的很不服氣。這次考完試，尚未出榜，都穆從道聽途說中得知唐寅考了第一，便心生嫉恨，乘着幾分醉意，對華昶說，徐經賄買程敏政的家奴，事先得到了考題，并曾告知唐寅，徐、唐二人考前演練作文，所以一舉高中。

俗話說，無風不起浪。

都穆之所以會這樣說，是因為唐寅和徐經、程敏政也的确走得很近。

唐寅，字伯虎，是蘇州府出了名的才子，于弘治戊午南闱獲中解元。主考官梁儲看他是個好苗子，還朝後，将他的文章出示給程敏政觀看，相與歎賞。程敏政愛才惜才，就招唐寅往還門下。

徐經則是程敏政于弘治乙卯南闱所取舉人，本有師生名分。唐寅這次上京應考，就在程敏政的家裡，結識了徐經。

徐經其人“美而好學”、“富而能文”，家中多金，富甲一方，普通追求廉名的士子都不敢和他搞在一起。偏偏唐寅為人疏狂，不拘小節，和徐經天天厮混。徐經這次上京趕考，居然帶了一個家裡豢養的戲班子同來，招搖過市，成為了焦點人物，讓人側目。

徐經在置對中辯稱：“我來京應考，傾慕程大人的學問，曾出錢出物請求拜在他的門下學習。這期間，程大人偶爾講到可能會從三處地方出題。我因此與唐寅就以這三處地方練習作文章，不想這文章竟傳揚到了外界。恰好遇上了程大人主持本次考試，所出考題有他過去曾經提及過的相類，所以有人懷疑他賣題。實際上，我從未賄賂過程大人。此前不勝拷治，隻好自誣。”

由此可見，徐經、唐寅隻是“預作文與試題合”，而徐經并未賄程敏政，程敏政亦無“鬻題”之事。

但是，朝廷議論鼎沸，旬月不能平息。

孝宗隻好以程敏政身為主考官，不知避嫌疑為由，勒令其緻仕；而斥責徐經、唐寅抱僥幸之心求進，下令将之黜充吏役。華昶言事不察實，降職到南京任太仆寺主簿。

這種處置方式，等于是各打八十大闆，公平公正。

但人們多感不平。

在結案之初，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吳寬就說：我鄉友人唐寅隻是到程敏政處往來幾次，有妒忌其名盛的小人，大加毀謗，終于落此下場。

該科殿試讀卷官王鏊後來也說唐寅“橫遭口語，坐廢”，語氣中飽含着深深的惋惜。

名士祝允明為唐寅大鳴不平，說唐寅有過人之傑，有高世之才，卻遭此不測之禍，可謂世間奇冤。

誠然，唐寅遭此打擊，被絕于仕途，妻離子散，生活潦倒，自甘墜落，讓人唏噓慨歎。

但深究唐寅在這場災難中所蒙受的損失，實難與程敏政、徐經相較。

弘治十二年（1499）六月，剛出獄四天的程敏政，因悲憤于心、抑郁于懷，患癰毒不治，憤恚而死。

程敏政原本身居高位，在治學上隐成一代文宗，在政治上躊躇滿志，可望有更大作為，卻因這場冤案丢掉了性命，還斷送了一世清名，豈不更可悲？

徐經也沒好到哪兒去。終其一生也沒能走出“黜充吏役”的陰影，到了正德二年，還上京奔走翻案，結果客死途中，時年僅35歲。曾是江南鼎甲的梧塍徐氏，也因這場變故，漸漸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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