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筆記

白璧德是20世紀初米囯新人文主義運動的首倡者與奠基人，也是一位與中國頗有淵源的思想家。

新人文主義是一場基于東西方的文學與哲學思想資源的文化複興運動，企圖通過複活古代人文主義精神來拯救現代社會的混亂與危機。白璧德的思想研究不僅将中國的傳統儒家思想納入他知識考察的範圍，而且将孔子譽為東方的亞裡士多德，認為孔子思想與西方傳統哲學可以幫助西方文明走出現代困境，他出版的《盧梭與浪漫主義》就這樣寫道：“古老的東方經驗用一種有趣的方式完成并确認了西方歐洲的經驗，如果我們期待找到真正普遍的智慧來批判目前自然主義中可惡的片面性，那我們萬不可忽略遠東經驗。從目前實用的目的看，遠東經驗主要集中在兩個人的教谕與影響裡，這兩個人便是孔子與釋迦摩尼”，需要指出的是，他對于儒家思想的闡述與借鑒主要集中在以孔子為代表的古代儒家人文思想傳統上，因為白璧德的人文主義思想豐富厚重，涉及文學、哲學、曆史、教育和宗教等多個方面。

白璧德的節度法則與儒家的中庸之道有契合之處，節度是白璧德人文主義哲學思想的重要内核，在他看來，人類社會存在一系列二元關系，如“一與多”、“常與變”、“永恒與暫時”、“同情與選擇”等等，然而，人們卻會常常走向一個極端，讓個體的本性無限擴張，成為泛濫的人道主義者，隻有采取節度的方式，避免趨向極端，這樣才能成為人文主義者。

白璧德堅決反對現代社會存在的兩種趨向，其一是以培根為代表的功利自然主義者，他們迷信機構與效率，将機器視為達到效率與道德目标的手段，一味追求物質進步；另一是以盧梭為代表的情感自然主義者，他們主張回歸自然，以一種不加選擇的同情來取代道德意義上的工作。白璧德認為前者對自己的才智不加節制與選擇，混淆了物質進步與道德進步，一心營求物質利益，導緻西方文明表現出離心式的個人主義症狀；認為後者則是對自己欲望不加約束和限制，放縱情感和美化德性。盧梭主義者的性本善理論與回歸自然觀會引發人類欲望的無限擴張，因此，白璧德在堅決反對盧梭的“在萬有和虛空之間沒有中間詞的表達”時引出節度法則，并指出人應該在普通自我與更高意志之間進行協調。即使普通自我體現為情感的放縱，更高意志也不能任意行事，必須遵循一定的标準，人們應該用制約意志來約束放縱的情感，在他看來，真正的人文主義者既要反對過分的同情與選擇，又要防範過分的自由與約束，要在兩個極端之間進行協調，并填實二者之間的空白。白璧德認為一個好的人文主義者應該是中庸、敏感與得體的，他的中庸主要指克己、節制；敏感指不麻木不仁但也非好奇立異；得體則指合乎标準，不随心所欲。白璧德的節度法則與孔子的中庸之道不僅在表述上存在驚人的一緻性，其内涵在某種程度上也存在一緻性。中庸思想是貫穿孔子儒家思想的一條主線，其中過猶不及是孔子中庸思想的理論核心，《論語》中記載子貢問孔子：“師（子張）與商（子夏）也孰賢？”孔子答：“師也過，商也不及”，子貢再問：“然則師愈與否？”孔子回答道：“過猶不及”，從這段對話中可以看出孔子認為“過與不及”均為事物的兩個極端，其産生的後果是一樣的，也反對用這兩種方式處理事情，同時将“無過無不及”的适度視為一種最佳的狀态，即他主張的中庸，要求在為人處世上做到克己複禮與仁者愛人，強調加強内心修養和将内心修養達于外，做到立己立人，達己達人。與孔子中庸哲學稍有不同的是白璧德的節度不提及愛人，他注重對内在生命的自我克制，按照節度法則來抑制自然人的欲望，要有懷着敬畏與謙卑來仰望某種更高意志，并通過遵循某種标準來約束規訓自然意志從而保持中和。

白璧德對孔子的中庸之道是高度肯定的，他在著作《民主與領袖》中認為孔子将此世的生活藝術發揮到了極緻，孔子本人對“人之所以為人”這個問題有着深刻的、真切的洞察，他稱之為“内在制約的原理”，堅持儒家傳統中的東西會讓社會獲得一種内在的力量。需要強調的是，無論節度法則還是中庸之道，兩者即是一種生活哲學也是一種政治倫理，不僅适用于個人也适用于國家，都需要更高意志來約束自然意志。白璧德就曾運用節度法則評擊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産生，認為戰争爆發的原因在于人性的蒙蔽和欲望的擴張，人性的自我膨脹體現在國家層面上，個人的生存擴張意志演變為民族權力擴張意志，正是由于個人内心泛濫着道德混亂，便産生無限制的權力欲望，進而取代了國際關系上的倫理控制。白璧德試圖在政治與經濟之外，去從哲學與倫理角度解釋國際之間的權力與利益争鬥。白璧德的認識論與實踐論也與孔子的政治倫理存在呼應，孔子認為春秋時期各諸侯為争奪土地、開拓疆土而發起的戰争均為統治者個人私欲膨脹導緻的，是天下無道的表現，孔子的中庸之道也同樣适用于他的政治主張，其倫理思想的核心“仁”便體現了“無過無不及”的中庸适度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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