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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戰國時期百家争鳴的特征

圖文 更新时间:2024-06-11 12:12:15

據《史記·秦始皇本紀》,秦始皇三十四年:

始皇置酒鹹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仆射周青臣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裡,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内,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争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馀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複,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并争,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并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蔔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

北大曆史系教授辛德勇認為,“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中的“偶語”頗令人費解,有人将“偶”解為“對”,“偶語”就是兩個(或更多)人面對面說話。如果是這樣,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誰敢一起面對面讨論《詩經》和《尚書》,就會被在鬧市上被處死。

但是,這一解釋顯然令人很疑惑。因為《詩經》和《尚書》是儒家的基本典籍,不讀這兩書就不足以稱儒生。另外,“博士官”可以合法收藏和利用“《詩》、《書》、百家語”,那麼就不會禁止他們聚談《詩》《書》。根據他的考證,“偶語”的意識是寓言,秦始皇和李斯,是禁止人們拿《詩經》和《尚書》說事兒,以古諷今。

春秋戰國時期百家争鳴的特征(春秋戰國時期百家争鳴)1

安徽太湖秦始皇兵馬俑塑像

聯系前後文的意思,應該說,辛德勇教授的考證有很強的解釋力,并且合情合理。由此引出一個讓人不得不思考的問題:對于秦始皇這樣殘暴野蠻的君主來說,要制止某一件事,那一定是因為他認為,這件事對他有害或可能産生危害。秦始皇和李斯禁止人們借着《詩經》和《尚書》以古諷今,以古非今,那一定是因為這種現象在當時比較普遍或有明顯的征兆,正是因為擔心讀書人拿拿《詩經》和《尚書》說事兒,煽動老百姓。出于維穩的需要,秦始皇和李斯禁止了讀書人的這種行為。

衆所周知,周代分為“西周”(前1046-前771年)與“東周”(前770年-前256年),而東周又分為春秋和戰國。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生于春秋末期,他和其他先秦儒家最推崇的人物是周公,孔子對于春秋末期的政治格局和世道人心非常不滿,一直主張恢複周制。而他推崇的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周武王姬發的弟弟,曾兩次輔佐周武王東伐纣王,并制作禮樂。因其采邑在周,爵為上公,故稱周公。周公是西周初期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教育家,被尊為“元聖”和儒學先驅。

春秋戰國時期百家争鳴的特征(春秋戰國時期百家争鳴)2

寶雞岐山縣周公雕像

應該說,在秦代之前的西周,以及春秋戰國時期,讀書人享有充分的言論自由。正因于此,春秋戰國時代才出現了“百家争鳴”的思想高峰。孔子曾經周遊列國,向諸侯推行自己的政治理念。作為孔子思想和學說的傳人,孟子也曾帶領學生遊曆魏、齊、宋、魯、滕、薛等國,并一度擔任過齊宣王的客卿。由于他的政治主張也與孔子的一樣不被重用,所以便回到家鄉聚徒講學,與學生萬章等人著書立說。

但是,百家争鳴有一個前提,即當時周室羸弱,周天子對于諸侯沒有太大的約束。秉持各家學說的士人可以遊走于列國,踐行自己的治國思想,合則留,不合則去,這個君主不欣賞,可以繼續尋找下一個君主,這個國家沒有用武之地,可以去其他的國家。正所謂“東方不亮西方亮,除了南方有北方”。孔子的主張沒有被諸侯采用,他仕途不順,曾經在列國之間多次輾轉,孟子也和他類似。

春秋戰國時期百家争鳴的特征(春秋戰國時期百家争鳴)3

陝西西安秦始皇統一塑像

但是,進入秦代之後,原來的封建制變成了郡縣制。秦制的特點,是确立至高無上的皇權。全國的政治、經濟、軍事、立法、司法、監察等各種權利都操于皇帝一人之手,“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于上”從中央的丞相到地方上的郡守、縣令,都由皇帝直接任免。這種皇帝高度集權,大一統的體制之下,各家各派所有士人的學說,隻能向同一個買即皇帝兜售。因此,皇帝可以左右逢源,有利于自己和家族、後代維持長期穩定統治的學說和方略實施,皇帝就實施;對于各家學說不利于“家天下”長治久安的部分,則予以禁止。在秦制之下,李斯向秦始皇建議,不許士人拿《詩經》和《尚書》說事兒,以古諷今。這樣的事情,在秦代以前沒有可行性。但是,在秦統一天下之後,就有了可能。

正是在秦制以及其後曆代的沿襲之下,中國人的思想受到很大鉗制,其創造性也被約束。而一家獨大、至高無上的皇權不僅扼殺了資本主義的萌芽,并産生了“李約瑟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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