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學傳統中的鄉土叙事?作者：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文學院教授，中國魯迅研究會、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理事 李林榮，接下來我們就來聊聊關于新文學傳統中的鄉土叙事?以下内容大家不妨參考一二希望能幫到您!

新文學傳統中的鄉土叙事

作者：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文學院教授，中國魯迅研究會、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理事 李林榮

（一）

魯迅的小說創作始于1913年、止于1935年，時斷時續前後不過22年，全部所得隻有《懷舊》和《呐喊》《彷徨》《故事新編》三集，共33個短篇。莫言的小說創作從1981年起步，迄今32年，累計有長篇11部、中短篇110餘篇。從創作的時代背景和數量上看，二者區别殊異，關聯甚小。但就作品題材、情境的設定和叙事方式的運用來講，它們卻顯示出同以鄉土社會為重和以憶舊追述為主的特色。

這種把選材的重心和叙事的焦點，都對準叙述者過往熟悉的某一鄉野村鎮裡的生活場景和世态人情，把叙述者執行叙述的聲音、角度和認知基準，則盡可能靠近預期讀者的創作手法，按照魯迅1935年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裡的概括，就是所謂“鄉土文學”。魯迅原稱的“鄉土”，本是指作者現居地遠方（空間和時間）的故鄉。因而“鄉土文學”一說，在魯迅那裡，也主要是指那種被動或主動地離棄了故鄉、僑寓在異地，借着刻畫和詠歎遠去的故鄉人事來寄托鄉愁的作品。

（二）

魯迅一代的作者筆下的故鄉和魯迅所界定的“鄉土文學”，随着中國文學思潮與中國社會思潮的彙流、推進，到1930—1940年代之際，範疇逐漸擴大、内涵逐漸深化、意味逐漸抽象，終于轉移、融合進傳統與現代、民族與世界、大衆與精英、民間與官方、農村與城市等二元對立的觀念軸心，演變成了與傳統、民族、大衆、民間、農村等一系列表征整個中國社會的價值本位的觀念直接對應的一種文學意象和文學風格的符号。

随之而後，長達三十多年“政治先行、文學後進”的文藝運動，使得這一與具體的文學創作實踐密切相關的社會觀念生成和豐富的曆史細節，一度湮沒不彰。原本在作家的創造意念和文學文本的世界裡可以斑斓多姿的鄉土人情和鄉土故事，與社會學甚至政治經濟學意義上的傳統文化、民族精神、農村面貌、農民階級等觀念形态，日益深入地熔鑄、闆結在了一起。相應地，“鄉土文學”原有的那種批判現實和針砭人性的幽暗氣質——魯迅曾經細緻論析過的那種因作者個性、閱曆和寫作才具的不同而形成色澤各異、但基調相仿的“鄉愁”——也被徹底消除，取而代之的是以克服作者主觀介入為前提的透明寫實的情節處理和機械兩分的人物塑造。

直至1980年代，随着包括莫言在内的尋根一代作家的崛起，才重新激活了“鄉土文學”，并将其還原為一種創作手法。

（三）

與其他許多同輩作家在尋根落潮之後紛紛離開“鄉土”、關懷當下不同，莫言的小說創作重心至今保持在他的成名作所确立的那個特色鮮明的“鄉土”叙事場域之内。這不僅突出地體現于他的11部長篇作品，同時也體現于他相當部分的中短篇小說。關于這一點，類似魯迅小說中的“鄉土”始終或明或暗地維系于以未莊、魯鎮、S城為符号，以紹興為原型的地理人文場景，莫言的小說也顯現出執着、持久地将自己真實的故鄉山東高密大欄鄉文學化和意象化的取向，其結果就是“膠東高密東北鄉”這一亦真亦幻的場景在莫言小說世界裡跨文本、跨時代的穩定存在。

此外，也正如魯迅小說的叙事建構，賦予未莊、魯鎮、S城這一文學場景作為凝滞不變的“老中國兒女”思想和生活情态的地标隐喻的意味，莫言小說的叙事建構，也在不斷豐富和加強“膠東高密東北鄉”作為社會和曆史的地标隐喻的意味。恰在此，莫言小說展現出了與魯迅小說同中見異的特質：它的叙述者和魯迅小說一樣都間離于它所叙述的鄉土故事，但魯迅小說這種間離更多、更明顯地依托了承五四思想啟蒙運動而來的知識分子立場，理性為主、感性為輔；而莫言小說卻正好相反，它的叙述間離主要是支撐在感性基礎上，其中也挾帶着知識理性的因素，但并不以此為重。莫言小說世界的景觀因此在趨于蕪雜、斑斓和幽暗的方向上顯得更為奔放、狂野。

從精神譜系上究其成因，這當然仍可歸結為從文學尋根一代而來一種思想和審美習慣。但在别的許多作家那裡中斷了的習慣，莫言卻在其創作中進行了獨異、新穎的拓展，其脈絡已遠超出文學或社會潮流總體進程的涵蓋範圍。對于這種發展，或許從鄉土是依從還是成就現代、是依從還是成就都市、是依從還是成就世界等社會曆史的實際問題層面去探察，才會獲得較為合理、貼切的認識和理解。如果非要用一個名詞來加以概括，魯迅小說和莫言小說這種既相關又相異的關系或可稱作中國新文學史上的“中層叙事”在不同時代區間和文化層次上的不同呈現。（李林榮）

來源： 光明網-文藝評論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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