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如大家通常所熟知的，寫作者都是靈感的仆人，大部分作品的萌發與誕生(除了那些極其老練但顯然也缺乏靈魂汁液的技術主義産物)皆受制于靈感天使那既短暫又不忠的偶爾拍翅臨幸——動筆之前，像仰望幹燥天際的莊稼人，我們處于幹巴巴空蕩蕩的焦慮期，動筆開寫之後，又會苦于表達的艱澀與陳舊、在期望值與完成度之間左奔右跑，在野心勃勃的沸騰與不自信的冰雪之中，掘地三尺地寫，自暴自棄地删，西西弗般地往山頂推動着石塊，小幅攀爬大幅滑落，亦悲亦喜亦有小飛升……冬陽暖和，秋月殘缺，春花吐蕊，夏水如逝，不問猴年還是馬月，四季簡直像是一模一樣地過去了，終于有那麼一天，算是初稿寫完，但仍得提着氣兒，臉不能洗、衣不敢換、大門更絕對不能邁，因為接下來将會是若幹、若幹次的修改，尤其是長篇，這樣的過程，像把一條大魚在盤子裡翻身，既要徹底、堅決、連頭帶尾，又不能破了皮相、撒了湯水……好了，如果沒有中途夭亡自挂東南枝，那在這一切結束之後，所謂的“大作”算是就此降臨人間了。

以為就此可以長籲一口濁氣、可以抱着電腦跳幾圈輕浮的舞步，可以像路遙那樣把半截子秃筆永遠地扔出窗外嗎？不然、大不然。

我們是曆史久遠的手工寫作者沒錯，多少還有點哀矜與傲骨，多少也自知這行業的古老定律：心比天高命比地低，并沒有誰當真指望大紅大紫、一戰功成、天下誰人不識君。但是，怎麼講呢，時轉命乖，偏偏就躬逢這以“點擊量”為最硬貨币的新傳播盛世，寫作者包括别的藝術家，似乎多少都被浸染上了要麼紅要麼死的無情虛榮感，有才華或不那麼有才華的，都會癡想着被點贊被轉發被頭條被愛豆然後大賣然後……雖然不知道然後還能有什麼，但總而言之，作為寫作者，豐饒又艱難的時刻，在大作寫成之後，這才真正到來了。

畢竟，你這“大作”既然捧将出來，也就不再是你一個人的了，四面八方的手一齊伸來幫你提——嗯，好事啊，你準會這樣想。不過，你也該多少懂點力學，受力越多，摩擦力可能也越……

就比如，書名兒。是的，自命不凡的寫作者當然自己早就取好了書名，并且也是想破了大頭、自以為絕倒古今的，可是這最多隻能算個小名兒，真正要到出版社那裡上戶口了，産生分歧的概率真是相當之大。嗯，寫作者的審美總是太深刻又太内向了，這當然很有個性，出版方自也很是欣賞，可是，書名嘛，真的不能悶。“咱們得再想想！肯定有更好的!”盡管作家本人帶着火箭般的熱忱，急于把這熱乎乎的作品給發射出去，但必須像娃娃認字一樣，驚訝又慚愧地領教到一大套關于營銷策略、傳播心理學、讀者口味、大數據分析等似是而非的洗禮，若幹的商榷之後，十幾個名字，像徒手抛球一樣在半空輪番滾動，寫作者終于疲倦地掩面放手：你們講得也有道理，那就……

我有部長篇，原叫《家書》，因裡頭有大量書信體，又因主題也是與家庭單元的倫理變遷有關，自覺還算恰如其分吧。可出版方啧啧歎息了：這真的太陳舊了！多次拉鋸之後，終以《此情無法投遞》出版，也不是說後者有多麼不好，隻是，内心深處，就像個鄉下母親，我總還是願意拿小名兒喚自己的孩子。

長篇《六人晚餐》剛出來時，這書名誰都說不好，因為比較像懸疑、像男女相親、像外國流行小說，衆人紛紛提建議：索性改成《晚餐》吧，更有力量不是嗎，或者改成《最後的晚餐》!《黑白晚餐》！最終大家都累了，保持原名。結果——我在超市碰到一位很久不見的人，對方老遠指着我大喊：《六人餐桌》！她眼睛閃動着因為記住這書名的自豪。“嗯，六人……”我感激地附和着，畢竟，此前，還有人記成了《六人晚飯》，有人替我加了一副餐具，變成《七人晚餐》。不一而足，我都笑眯眯挺開心。

同樣的微型鬧劇在每個寫作者身上都在不斷上演。韓東有部長篇，在《收獲》原發時，叫《歡樂而隐秘》，我覺得真的很好啊這名字，不知怎樣流變，到出版時已成了《愛與生》，說宏大也宏大，說含混也含混，說容易泯然，也真是容易泯然。梁鴻的第二本非虛構，順着第一本《中國在梁莊》，本想叫《梁莊在中國》，出版方和梁鴻大概都感到有點苦惱，是啊，當人們談起這兩本書，得先定神捋一捋舌頭，然後像講繞口令。記得那幾個月，梁鴻發過來的可選書名，有七八個之多。後來還是李敬澤替她一錘子定音，敲出個《出梁莊記》。到了她2017年的第一本虛構《梁光正的光》，據說書名也是糾結日久。後來我看到書評人楊早的一個調侃，笑死了——他在微信上貼了兩本書《梁光正的光》、《無底洞的底》，“你倆一定在逗我，難道現在的讀者連這倆字兒都不認識了嗎？”

這裡的故事太多了，講不完。作家本人到這個時候，大腦像是缺氧似的，會觍着臉到處做統計學與田野調查，迷信地去問詩人、問智者、問小兒、問過路的、問時髦人、問老實人、問老母親，萬一呢，萬一對方那無意之說，正是“深刻、審美與商業”的完美結合呢？我的《奔月》，這名字是在散步時突然想到的，雖有神話熟典在前，考慮到我的主題與意旨所在，還挺滿意，但問遍上述衆“數據與信息采集方”，除了批評家何平，餘者基本就沒有贊同的。我于是也開始惶然了，到出版前兩個月，都一直在與責編趙萍微信往來不已，勞苦而低效地尋尋覓覓，有俗到《千裡之外》《闌珊處》的，也有冷到《不在》《空翻》的，包括詩人雷平陽也多有貢獻。二十多個書名反複PK，最終又回到了起點：《奔月》。我不知道這是不是最好，但就像所有那些上了戶口的名字，到最後就成了大名學名，越叫越熟、也越長越像了，好比張三天生就該叫張三，李四确乎也該是李四。

書名定了之後，接下來是封面設計。這一步就好比給孩子穿出門衣裳，既要得體，又要大氣，還要趕得上時髦，如果能出位、給人以閃電般的驚豔，那則更好不過。其中的震驚與妥協、瑰麗的假想與平庸的現實，更是好一大筆官司……哪怕已到了N 1的最後一稿，作家們還會在屏幕上放大又縮小、拉近又推遠地喃喃自語，“這很搶眼？顯得特别牛嗎？”其滿腹猶疑、難以滿足之狀，實也堪憐。想想人《紅樓夢》，封皮上光寫三個字足夠。再或者說，假若這本書真是美人胎子，那就是裹上破麻袋也會在汪洋書海中耀眼奪目的。最有趣的莫過于，最後所折騰出來的封面，往往就是個“所見即所得”的大寫實主義。我老是記得，路内的《雲中人》，封面上就是一朵雲裡有個人；曹寇的《屋頂上的一棵樹》，就真的是屋頂上有棵樹。《六人晚餐》也這樣，桌上一堆吃的，再加六副碗筷。《奔月》這次很好，沒有真的畫上一輪月亮，而把力氣都省出來對付“奔月”那兩個手寫字了，最後是用煙灰一點點堆出來“複合效果”，為此，不抽煙的女設計師不得不白白點了好多支煙，以收集足夠多的煙灰……

現在也有很多封面直接取自照片、畫作。我以前有本書《九種憂傷》，雖然取名之役中我敗下陣來，成了文藝腔的現名，但封面我很中意：一幅眼神抽離的少年肖像，美編又很有手腕地對這個肖像進行了切割與重組。責編王二若雅驕傲地抱怨：這張照片，她是在電腦上勾頭看了足有上萬照片才發現的。據說《梁光正的光》封面油畫大抵也是這樣的衆裡尋它千百度，最終衆人齊聲通過：就是它了。阿乙的《早上九點叫醒我》則是他的一位書迷兼插畫師為他這部長篇量身手繪的，酷烈暗黑詭異，與阿乙的文本在氣質上有内在呼應，我很喜歡，但估計可能會對一些小白兔讀者構成視覺挑戰。

嗯，就算書名和封面大圖全都搞定，以為這就結束了嗎？哼，更要命的或者說真正尴尬的部分到了：書腰。我想書腰應當有個人人皆知的诨名，叫“吹牛”。但大家對書腰重視到那樣神經質的程度，好像這裡不來上一道的話，整個書封大概就會像褲子一樣地掉下來了。為了體面或體面的反義詞，于是都束腰，腰上還要堆金砌玉、描紅塗白，多麼驚動天地的大詞兒都可以放上去，同時還會拉上幾位大人物來“聯袂舉薦”，就好像保人一樣：喏，看在我們幾個的面子上……曾聽說個未經确證的笑話，梁文道不是經常被人拉着站腰封嘛，許多情況他并不知情，有次也是來氣了，打電話去出版社問，對方慢悠悠幾乎十分誠懇地回答：畢竟，又不是隻有您一個人叫梁文道……

不過，出版社又以為讀者是什麼人呢，都老練得很了，大多堪破世事地一笑而過，脾氣差點兒則視書腰為污目、恨不得到手就扔了。作家和責編和整個宣發團隊，花了多少心思在書腰上啊，托了多少中間人來勾連推薦人、并老臉皮厚地印上的那些推薦語啊，最後大抵都是落花流水也哉！确實也夠喜劇的。2017年我出了三本書，一本《六人晚餐》，因電影上線之故重印，那個書腰，累贅堆砌之至，絕對不好意思送朋友。到《荷爾蒙夜談》，有書腰但沒有推薦人，假裝比較自信的樣子。到《奔月》，索性就沒了書腰——也不是特意如此，是我與出版社最後都假裝忘掉書腰這件事了，誰也沒吱聲：實在太麻煩了。

好，我們假定上述環節一切都非常之順利，作家終于坐在家裡、神閑氣定地開始等着新書下廠、并等着讀者蜂擁而至業界好評如雲。不，哈哈可遠着呢，現在你要做的是：鍛煉身體。這是人文社趙萍會對她的作者半開玩笑半當真的提醒。因為，漫長的旅程伴随着複雜的風景，下面将是既需體力、又需耐力，更需要自我催眠與自我續航能力的所謂新書宣傳期。我在微信上也自黑過，作家的态性，大約是三種：靈感枯竭面色青黃的空窗期，蓬頭垢面時日不辨的寫作期，臉面不顧四處叭拉的宣發期。

到這時你就會知道，原來所謂寫作，就是不僅僅要會“寫”，還要相當的會“作”。媒體群訪、嘉賓對談、網絡直播、校園演講、書店簽售這都算是老土的招術了，在所有從業者的推波助瀾下，而今已進入了花式發布階段了。演藝咖跨界别的，跨國度連線的，真人與虛拟的，一路奔跑一路直播的，演成短話劇的，雙語朗誦的，譜上曲打上牙闆唱成曲兒等等，用業内的術語表示，這些才能“帶流量”！并且，起碼還得在全國撒丫子跑上十來個場次，如同遊戲打通關，這才算是真的勇士。

而在上述任何一個場合、任何一個城市，你都得呈現出一種深刻且愁苦的姿态，坦承你花費了五年七年或幹脆是前半生的所有心血，比之曹氏雪芹都有過之而不及地“披閱N載，增删N次”，最終才捧出這一部驚世之作。你得妙語連珠、旁征博引、橫向縱向，從全人類全人性全學科全代際的不同角度其實差不多也就是那同一個角度去自我剖白……總之話題性與傳播性必須得強，至于與文本的關系，咳咳咳，咱們台下有空再說吧。

而這種場合下的作家、嘉賓與主持人，像臨時搭檔演出，常常是相互耳聞但從未謀面的“網友”關系，于是乎，很可能前一分鐘大家還在臨時拉起的活動群裡相互寒暄“久仰久仰”，後一分鐘就在台上默契而笑，宛若多年知音，好在文學這樣東西，倒也經得起随起随止、東拉西扯。然而——

在那些從生澀到熟練、到有點兒碎嘴子的相互闡釋與自我闡釋中，一邊聽着彼此的聲音随着話筒與線路的放大在書店地面遊動，在讀者頭頂與古老聖賢們的書籍上方回蕩，内心深處，我真的是會産生一種“今夕何夕、此在何為”的喟歎，從前的寫作者也這樣嗎，蒸個饅頭捏個包子，還要出來叨咕那饅頭為什麼是實心而包子為什麼有餡？就算是時代變了、風景變了、秩序變了，現在都時興烘焙面包了，為什麼我們就非得從廚房跑出來，圍裙都還沒來得及解下呢，就開始一二三四五地把幾點起床發面、所用烤箱的年代、鹽和糖和添加劑的比例都一一交待出來呢。而極有可能，最終的結果是，大家僅僅是在談論這款面包的做工與尺寸，而沒有多少食客真的去撕開面包嘗嘗滋味，誰有那耐心和胃口啊——嘿，真是世界上最可哀的面包師吧。

當然，我們還有一批“半專業”“半職業”化的知己：文化記者。他們對當下的寫作狀況與生态分野，應當有着更為多元卻又懶得深談的感受。某種意義上，他們是寫作者的同盟軍與戰友。因此，不管他們是否來得及看過“您的大作”，也不管“作家老師”對相關話題是否有着振聾發聩的獨到看法，從幾乎是标準式的開頭“請問您醞釀這部小說的靈感是從哪裡來的”到結尾“請問您下一部大作方便透露一下嗎”，雙方總可以相當成功地把一場訪談做得有聲有色、活潑又獨家。

這樣一番你推我擋的問答之時，其實采訪者和被訪者，都能夠從對方的眼睛深處，看到某些同樣的疲倦與重複感。

到目前為止，我是故意用了有點戲谑與自黑的語調，但這會兒我要正一下面孔了——

我和我的同行們，自然，在内心深處，總是記得那類似高端訓誡的精神自持守則：述而不作、藏之名山、淡泊無求等等，并且也都在自我期許着，某一天，我們可以像塞林格或哈帕·李那樣，能夠真正唾棄和避開這一切，能夠非常任性地超越掉這些起印數與銷售量、點擊轉發率、排行榜單、專訪與研讨、年度小說、獲獎作家等等，成為一個至為純淨和本真的寫作者；但另一方面，對上述的這一切動作，被動的也好，主動的也好，出于對商業合同的約定也好，對文學名聲的坦蕩追求也好，還是因為在全世界範圍内都被如此定義的更具“職業精神”的作家本分也好，就像本雅明老早就指出的那樣：“作為生産者的作者”。不管怎麼說吧，我們一個個也都在相當投入認真、帶着矛盾又慚愧的心境在做着。

就我而言，我大緻是在用這個道理來說服自己的：小說，在起點，在我的書房和電腦裡，它是純粹和自由的存在；在終點，到了某間書房或某人的閱讀裡，也是純粹和自由的存在。都可以認為它是精神的、靈魂的，至為純粹無為的。但在移動和流傳的過程中，它則兼為商品，且兼具商品的一切非文學屬性。這些屬性，可能會對文本、寫作和作家有所折損或附麗，但倘若沒有這個過程，我可能都無法抵達到你——作家與讀者，我們都是在迷霧之中互相尋找、苦苦不得、極易錯過的彼此，必須有一方，比如我們，發出不夠矜持更談不上優雅的主動呼叫。嗯，看下這裡，我，寫了這樣一本書。

但歸根結底，這隻是一個過程，并且也隻是過程本身。它不代表真正的結果所在。鬧騰、虛榮如杜魯門·卡波特或V.S.奈保爾的，無損其偉大；清寡、沉悶如舒爾茨或卡夫卡的，仍舊會更偉大地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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