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北京8月10日電（記者 袁思陶） 獲得諾貝爾文學獎8年以來，社會各界和讀者對莫言的新作充滿殷切期待。不久前，莫言攜其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新作《晚熟的人》與大家正式見面。這本書到底講了哪些新的故事，塑造了哪些有時代氣息的鮮活人物？還有，莫言下一步的創作計劃是什麼？近日，新華網文化頻道主編袁思陶邀請莫言深度對話，回答一些大家都關心的熱點問題。

莫言近照

一、《晚熟的人》的創作背景及其人物塑造

袁思陶：7月31日，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您的新作《晚熟的人》和大家正式見面。這也是您獲諾貝爾文學獎8年後推出的第一部小說。請您介紹一下這本書的創作背景。

莫言新作《晚熟的人》

莫言：實際上，這本小說集的創作過程很漫長。其中，有兩篇是在2010年寫的，如《澡堂與紅床》。還有幾篇是在2012年創作的，如《等待摩西》《鬥士》《左鐮》等。這幾篇，我2012年在陝西秦嶺附近一個朋友家裡寫出了初稿，後來一直沒有發表，也沒有修改。直到2017年，我才把這些篇章的初稿進行了認真地修改打磨，并在《人民文學》等刊物上發表。

今年春天，我寫了兩個中篇，就是《火把與口哨》和《紅唇綠嘴》。再加上兩個短篇《賊指花》以及《晚熟的人》，這四篇是之前沒有在任何刊物上發表過的。這四篇加上之前的篇章就彙成了一本20餘萬字的小說集。雖然整個創作過程很漫長，但是我覺得整本書的氣息是沒有斷掉的，視角也基本是統一的。因此盡管有的作品完成得比較早，但是讀起來還是能夠一以貫之的，并不像一個作家在兩個時期寫的兩種作品。

袁思陶：《晚熟的人》由12個故事構成，這些故事都是您純虛構的，還是有現實原型可參考？

莫言：若說是有原型，幾乎篇篇都有原型。但是，這些原型跟小說人物之間的差距之大，已經可以視作是毫不相幹的一種關系了。不過，我相信這本小說如果被我家鄉的鄉親們看到了，還是會有人來主動對号入座的。

其中，《左鐮》這個故事肯定是虛構的。盡管有一段時間，社會生活不正常，但也沒有嚴重到一個父親，能夠把自己親生兒子的手指剁下來的程度。這個故事，我主要是想把視角放到當下，在過了幾十年之後，物是人非，當年勢不兩立的兩個家庭的後裔，反而變成了一對配偶。故事中的女人嫁過好幾個人，不過前幾任丈夫都去世了。故事中的男人因為跟這個女人家裡有矛盾，而變成了一個殘疾人。當有人問他敢不敢要這個女人時，他毫不猶豫地說“我敢”。經曆過命運的起伏與作弄，以及時代的變化，最終呈現出一種恩仇并泯的和諧狀态。

莫言新作《晚熟的人》内頁

袁思陶：您在《左鐮》裡提到您特别喜歡寫鐵匠的故事，所以才把它放到第一篇，是嗎？

莫言：我在作品裡一直贊美勞動。我覺得勞動之美可能是人世間最值得贊同的美。這是一種力量的美、創造的美、樸素的美。而在諸多勞動當中，我覺得打鐵是最輝煌的。鐵匠的工作，是硬碰硬，是鋼花四濺，是在“熱度很高”中的揮汗如雨，是身體上充滿了汗水和鐵屑，是油光閃閃、充滿張力，而且是铿铿锵锵、真正男子漢的事業。我贊美這種勞動之美！在我過去的長篇小說《豐乳肥臀》裡也寫過一個打鐵的女鐵匠，上官魯氏的婆婆就是女鐵匠。我覺得在中國的生活裡面，找個女鐵匠可能很難。但是，當年翻譯《豐乳肥臀》的日本譯者吉田富夫說他的母親就是一個鐵匠，我還跟他說中國可能沒有女鐵匠。

打鐵這種勞動的壯美，仿佛夢境一樣。我在其他小說裡也寫到過，比如中篇小說《透明的紅蘿蔔》、短篇小說《姑媽的寶刀》。這一次在《左鐮》裡面，我又濃墨重彩地描寫了這個勞動場面。在《左鐮》裡有一個非常殘酷的細節，就是這位父親是如何把孩子的手給砍下來的，對此我是一筆未提的。我把全部的力量用到了對勞動場面的描述上去。這就仿佛有一束強烈的光線，把我省略掉的東西給照亮了，反而會給讀者留下很廣闊的想象空間。

莫言新作《晚熟的人》

袁思陶：您在《晚熟的人》中将莫言本人也放進小說裡，把蔣二、常林等小人物刻畫得活靈活現，現實生活裡這些人物存在嗎？您是如何退到故事邊緣，看待故事裡的人物的？

莫言：将我本人放進小說也算是一種障眼法，主要還是寫蔣二這個人物。

這部小說的名字也是小說裡其中一篇章節的題目。之所以用這個題目作為全書的名字，第一是因為我對這部小說特别重視，第二則是我覺得“晚熟的人”這個概念很豐富，可以有很大的闡釋的空間。

我覺得從藝術的角度來講，一個作家或者一個藝術家，為了使他的創作生命能夠延長得更長一點，還是應該躲避成熟。成熟了就代表了固化，代表不成長了、不發展了、走下坡路了。事情發展到頂點就越來越遠了、就開始虧了，樹長到極點就要開始落葉、開始枯萎了。所以要抵抗成熟，盡量使自己晚熟。我想這是一個藝術家對自己的嚴格要求，也是一種追求。

在人生的整個過程當中，是不是也需要這方面的一些東西呢？盡管不是一個創作者、不是一個藝術家，但是一個人、是一個從事某項工作的人，我覺得也應該遵循着老祖宗的教導，不要把聰明才智過早地揮霍幹淨，任何事情都應該留有餘地。

過去有句話叫“十分聰明用七分，留下三分給子孫”，就是說做人還是要有節制、要有分寸。有時候故意傻一點、吃點虧，都不算什麼問題。比如小說裡的蔣二，實際上他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但是在過去那種歲月裡，他一直是在裝傻，他利用裝傻占了很多便宜。

總而言之，他在裝傻過程當中體會到了很多的樂趣。我們就可以設身處地地想一想，假如我是蔣二，我在裝傻，但是我不傻，别人都認為我傻，别人都像傻瓜一樣待我，可是我洞若觀火。這個時候我裝傻的快樂是無窮的。比如，他把當年東北鄉裡三、四個智力有問題的人弄到一塊兒，坐到橋上，挽起褲腿，把腳伸到橋下的水裡。大家問你們在幹嘛？我們在釣魚。你們用腳丫子釣魚？大家看了以後都說這幾個傻子。但實際上他們傻嗎？不傻。我覺得是我們這些看他們的人才是傻子，沒有明白人家是在戲耍我們、人家是在嘲笑我們。這實際上就是一種行為藝術，是對所有人的戲弄。

莫言新作《晚熟的人》

不僅是在當年的農村，我想在整個人類漫長的曆史發展過程中，都有很多裝傻裝得很成功、最後幹成了大事業的例證。《三國演義》裡面有多少人在裝傻，劉備在裝傻，曹操在裝傻，司馬懿在裝傻。這些裝傻的人，待得最終時機成熟了，便光芒四射，幹出了驚天動地的偉大事業。

裝傻的群體是我們人類社會當中的一個巨大的群體。裝傻有它的積極意義，可以看作是一種力量的積蓄，等待時機，厚積薄發，也可以看作是一種帶着荒誕色彩的對社會的消極反抗，對某些不正常社會的一種反抗。例如，竹林七賢也是在裝傻，為什麼？因為當時的時代風險太大了。在農村，一個正常的人說句話，可能立刻會被人上綱上線，會受到種種的懲罰。一個公認的傻子說句話，大家就哈哈一笑，因為他是個傻子，不會跟他一般見識。

裝傻的樂趣，蔣二是體會到了。但我後來也寫到了蔣二突然大放光彩，成了企業家，幹得很成功。當時他買了我家旁邊一個裝滿了垃圾的池塘，大家都笑他。然而，幾年以後，這裡的地價漲了幾十倍，他把池塘填平，蓋上房子并出租，一年掙好幾萬塊錢。這也是在一些點滴小事上的一種藝術誇張。

至于蔣二這個人物的原型有沒有？我當然心裡是有數的，知道誰給了我靈感，但是絕對不完全是他，是生活中幾個有意思的人幹了些妙趣橫生的事，我把他們的故事融彙在一起，就成了我小說裡的故事。

袁思陶：您的作品中很多都是大家“熟悉”的鄉土人物。在這本《晚熟的人》中的12個故事裡，您在塑造人物方面，較之以前的文學創作，覺得有哪些突破呢？您自己曾說過想塑造一些不同于以往類型的人物，這裡面的代表有哪些？

莫言：首先，我覺得這12個故事裡的每一個人物，都是在我過去的小說裡面沒有出現過的。

莫言新作《晚熟的人》内頁

《鬥士》中的人物——武功，我最後給他的定位是一個兇殘的弱者，他這一輩子受盡了别人的欺淩，但他也幹了很多突破人底線的壞事，睚眦必報。當然，他明面打不過人家，如果公開地罵，人家要揍他，于是他暗地裡放火、投毒，壞事做盡。你說他可不可憐？很可憐。他可不可恨？很可恨。這樣的人，在我自己過去的作品中就沒有出現過。

《賊指花》這個故事在這本書裡面是相對特殊的篇章。因為它沒有回到我的東北鄉去，它主要寫的是文壇一些七零八碎的小事兒，就是一群作家、詩人在一起辦筆會，但時間過程是從80年代拉長到現在。故事的背景開始發生在松花江上；然後到了長江三峽，還碰到了當年一塊參加筆會的同行；後來又到了黑龍江上，至此一共坐了三次船。本來我這篇題目想叫《三回船》，後來寫着寫着，想起我家鄉原來的一個小戲，小戲的題目也叫《三回船》，我不願意重複，所以就放棄了這個題目。

莫言新作《晚熟的人》内頁

《賊指花》裡的武英傑，我覺得這個人物在我的小說裡也沒出現過。他外形上像一個英雄人物，敢作敢為、仗義大度而慷慨，非常符合女士心目中的男人形象，一個硬漢的形象。而且他技藝超群，還能夠空手捉蒼蠅，随意一扔，就能把空瓶子扔到5米外的垃圾桶裡去。這完全就是一個有武功的人、有本事的人。同時，他的詩也寫得很好。結果到故事最後，顯然他有當小偷的重大嫌疑，因為兩起偷盜案件似乎都與他有千絲萬縷的聯系。當然我也沒有明确地說他就是小偷。

武英傑的形象很詭異。他是市公安局刑警隊的反扒能手，專門抓小偷的。有一次抓小偷，小偷看到克星武英傑來了，就直接用西瓜刀把自己的食指剁了下來，懲罰自己。後來，武英傑夢到這根手指，就像農林業工人做嫁接一樣，把手指頭像接穗一樣嫁接到傷口上，然後就成活了、開花了，這是一個很詭異的意象。當然它也是有象征性的。像武英傑這樣有身份的人，然而他私下做的事情，是不是像《賊指花》一樣？

這裡面的幾句詩，有點像意象詩：

“我本想把那根食指

送給你

但又怕這分離的殘忍

傷了你的心

我夢到那斷指，如同接穗

嫁接在你的腮

萌芽抽條并開出

詭異的花朵

仿佛貓的笑臉

賊指開花”

在《等待摩西》中，摩西這個人物确實是有人物原型的。這篇小說也很特殊。我在2012年完成了這部小說的前半部分，寫到了一位妻子在她丈夫失蹤幾十年以後，一直堅持到處尋找。她家旁邊是個加油站，她每天都會提着小桶、提着漿糊，拿着小廣告去往卡車上貼。實際上貼的是寫給她丈夫的信，例如兒子女兒也大了、外孫也有了、你回來吧之類的。

後來，2018年我去膠東半島尋訪我當兵舊地時，恰好碰到了我那個失蹤了很多年的同學的弟弟。我問他，你哥還沒有消息嗎？他說，回來了。我說，他去哪裡了？他說，不知道。他自己說去哪兒了？他一會兒說大興安嶺，一會兒說去了一個海島，而且也不知手機為何物，也不知信用卡為何物。就這樣一個故事。

我發現，如果我寫到他妻子到處貼尋人啟事就結束，也很完整。但是這個故事本身發展了，小說所依據的事件原型在這個時間的洪流裡面往前發展了，而且又有了一個新的結局。所以，我把小說又續寫了5000多字。我前兩年也反複講，故事跟樹木、跟人是一樣的，它是會自己生長的。《等待摩西》就是小說自我生長的過程，作家有責任把後來生長的部分再寫出來。

莫言新作《晚熟的人》内頁

《詩人金希普》和《表弟甯賽葉》，是姐妹篇。這兩位主人公也是有一種互相印證的關系。他們兩個是文友，曾經是同學。盡管金希普總欺負甯賽葉。甯賽葉實際上是很樸實的，他就是農村裡的孩子，愛好文學。

莫言新作《晚熟的人》内頁

我筆下所有的人物非要找個原型都是能找到的，都是有一些細節相關的。但，整個人物大部分的行為，還是虛構的。

我寫了很多農民。現在的農民跟過去不一樣了，有的農民是在田地裡邊工作，有的農民在外面打工，也有的農民在寫詩，也有的農民在寫小說，也有的農民在網絡上招搖撞騙，現代社會的農民是形形色色的。為什麼我一直還在寫農村和農民？因為我覺得現在的農村跟城市已經沒有什麼界限了。

以前在農村裡沒有電話、沒有電、沒有自來水，現在這些都有了。城市人所享受的物質生活，農民全部享受到了，而且現在很多農民對網絡、對智能手機的使用，對現在年輕人玩的抖音、微博等，都很熟悉。不止是農村的年輕人在玩，如果僅僅是農村的年輕人這樣玩不奇怪，因為他們都有在城裡生活的體驗。那些年過花甲的農村老人，也會熟練使用手機。大部分農民都成了智能手機的使用者，他們都無師自通地成了網絡大海裡的遊魚，他們在網絡大海裡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尋找着自己的食物，有時候也能撲騰出大大小小的浪花……

莫言新作《晚熟的人》内頁

《紅唇綠嘴》就是講得一個互聯網時代的農民的故事。小說裡的人物“高參”有兩個微信公衆号，一個叫紅唇，一個叫綠嘴，她擅長在這兩個公衆号上運作販賣謠言。我賣給你一條謠言，比如：你跳到河裡救了兒童，算英雄行為。但你又不把自己當外人，像教育自己的孩子一樣教育落水兒童。結果孩子的家長來了，你又居功自傲，像孩子家長的家長一樣教育人家，最後結果是你跟家長打起來了。你的性格一下子通過這個謠言給塑造起來了：這麼一個傻不隆咚的人，跳到河裡救了人家孩子上來，還打人家的孩子，然後因為孩子的母親來了，又和孩子母親打架。我覺得這對你的形象沒有任何損害，但這是個謠言，我賣給你1000塊錢，你買不買？她利用這樣的方式，賣謠言謀生。

總之，這樣一種互聯網時代農村人物的形象，在我幾十年的農村題材小說裡還沒有出現過。這并不是說我有特别的創造力，它的誕生是因為遇到了這個時代。50年前寫小說不可能塑造出這樣的人物，就算你有上天入地的想象力，也想象不到像《紅唇綠嘴》裡面所描寫的利用網絡賣謠言的人的存在，因為互聯網時代還沒有到來。

莫言新作《晚熟的人》内頁

《火把與口哨》裡面的三嬸，是一個非常堅強得令我敬仰的女性形象。她非常不幸，但她又有非常高的智慧，是一位智商極高的女性，而且很寬容、有理性，對事物有冷靜的分析和判斷能力。在她最終面臨巨大的痛苦和災難時，沒有被痛苦打倒，而是堅定不移地按照自己所想的，制作了火把，查清了狼窩的位置，最後果敢地、英勇地去複仇。我在描寫這個女性時，心中是充滿了敬仰的，我覺得三嬸真是太了不起了。一個女性在重大打擊面前沒有被打垮，而是一步一步地去實現自己的意圖。這絕對是非常正面的一個人物形象，當然這裡面有很多傳奇色彩，比如她能把口哨吹得出神入化、蕩氣回腸。

小說裡三叔也是口哨王，能夠吹出四個八度。他發明了呼氣能發聲、吸氣也能發聲的吹口哨方法，解決了口哨演奏中聲音不連貫的問題。一般人吹口哨不會運氣就憋得上氣不接下氣，一換氣就會斷掉，會斷斷續續的。三叔發明的這種吹口哨新方法，能夠演奏非常複雜的樂曲，民歌可以吹，西方的交響樂也能吹。在現實生活中也有這樣的例子，青島有一個口哨王，這個人就能達到這種技術高度。

莫言新作《晚熟的人》内頁

袁思陶：《晚熟的人》是您獲諾獎後8年來第一部面世的新書。您期望這本書出版後，跟讀者産生怎樣的共鳴？

莫言：我希望讀者能夠從這本書裡讀到自己，讀到微妙之處能會心一笑，感覺到仿佛在寫我的故事。我也希望讀者能夠從這本書裡讀到他自己完全不熟悉的人物，知曉世界上原來有人是這樣生活的。我想，這是一個作家很高的追求。讀者能夠從作品中發現自我，又會發現與自我完全不一樣的人物。

二、《文學的故鄉》證明作家與故鄉是分不開的

袁思陶：最近，我關注到7月20日至26日，紀錄片《文學的故鄉》在央視紀錄頻道播出。我們通過《文學的故鄉》，也重新了解了您好多重要作品的創作過程。請問您是如何理解“文學的故鄉”的？您認為，作家的創作與自己的故鄉記憶是怎樣的一種關系？

莫言：“文學的故鄉”，首先我覺得是作家的故鄉。現在我們的紀錄片所呈現出來的，就在于表現作家的故鄉：我的“高密東北鄉”、賈平凹的“商州”、遲子建的“大興安嶺”和“雪國”、畢飛宇的“江南水鄉”、劉震雲的“河南延津縣”，還有阿來的“川南藏區”。

首先，在地形地貌上、自然風光上，這六個地區的區别很大。通過六位作家家鄉風光的展示，也讓讀者感受到我們偉大祖國的豐富和遼闊。即便不看我們這些人物的故事，隻看風光，也會感慨很多。

其次，這個片子揭示了作家的故鄉跟作家的創作之間血肉相連的關系。我記得遲子建的一本小說叫《北極村童話》，她就是在漠河長大的，可能最熟悉的就是白桦林、雪、寒冷。所以，她這本小說裡就寫了她最熟悉的東西。而這個地方本身就具有童話色彩，所以她寫的也是《北極村童話》。到了寒冬臘月，春節的時候，紅燈籠點起來、蠟燭點起來，外面白雪皚皚，那樣的一種氛圍，在很多北歐的童話中都可以感受的到。所以，如果她不是漠河長大的孩子，她雖然也可以寫這類故事，但要寫得這樣準确、這樣的感情真摯，就做不到了。小說裡有很多細節描述，是外鄉人體驗不到的。而一個别人體驗不到的細節你寫出來了，會令故事更具說服力，這在小說創作中是很重要的。有的故事明明是假的，為什麼寫出來大家都相信呢？因為它的細節特别真實，讓大家不得不信這個事情是真的。

至于其他幾位作家，我想也都一樣。阿來跟他故鄉的關系，躺在開滿了野花的山坡上，就感覺到他是這個山坡的一部分。他不是他母親所生的，而是這個大自然生出來的。就是這樣一種親切的東西，我覺得是對文學，對任何藝術家，包括對我們每個人，都是非常重要的。

莫言與當地鄉親交流

如果我們生下來，一直在家鄉，不離開家鄉也許體會不到家鄉的重要性、家鄉的美、家鄉很多讓你不如意的地方、家鄉讓你擺脫不了的東西。但是，你如果離開了幾十年以後，回頭再看，你就感覺到家鄉跟你實際上是血脈相連的，你要完全切開是不可能的，尤其是你是做文學創作的。

而且，誰能夠擺脫自己的童年生活、少年生活呢？誰能擺脫對母親的回憶呢？而這都是跟故鄉密切聯系着的。所以，我也說故鄉并不完全一定是父母之邦。比如說你現在生活在哈爾濱，但是你祖籍是山東高密，到底哪個算是你家鄉？那當然是哈爾濱。因為這是你母親生你的地方，你童年、少年時期住過的地方，你的記憶是跟這個密切相關的。而山東高密，不過是你父親或者你爺爺生活的地方，那是他們的故鄉。

所以，我想從多個角度都可以證明作家與故鄉是分不開的。而作家對故鄉的贊美，也是對祖國的贊美。祖國是由無數的故鄉構成的。我們看起來寫我們的故鄉，寫一個很小的地方，寫那一畝三分地，實際上我們還是在寫祖國的一部分。看起來是寫了家鄉的男男女女，但是他們就是人民的構成部分，所以我們也是在寫人民。我歌頌了我的鄉親，也歌頌了人民。

而且，我們不同作家的故鄉都有各自的特殊性。我的高密東北鄉的自然風光、人文地理、方言土語，跟阿來的故鄉是不一樣的，區别很大。他是藏語區來的。但是，我這小說裡所描寫的人類的情感，也能夠打動阿來。阿來所描寫的藏族人民的情感，依然也會讓我熱淚盈眶。那就是我們既強調了各自的特殊性，我們同時也都寫出了人類的共同性。好的藝術作品，一定是特殊性和共同性的統一。

三、寫作，就要像田鼠一樣擴大地盤

袁思陶：據我了解，您近幾年來一直在考察故鄉高密周邊的很多縣城，廣泛收集創作素材。下一步您有什麼樣的創作計劃？

莫言：我寫作，就像田鼠一樣在擴大自己的地盤。我一直在寫高密東北鄉，但是高密東北鄉的邊界是物質性的、是有限的，而文學性的邊界卻是不存在的。所以，我認為高密周邊的像諸城、青州、濰縣、昌邑、平度、膠州等縣、市發生的故事，在這裡生活的一些典型人物，都可以變成我文學創作的素材。

而且，我對高密周邊縣的曆史和現代生活，都非常感興趣。我一般先從閱讀這些地方的文史資料開始，了解這些地方的曆史變革、這些地方的土特産、這些地方的曆史文化名人、這些地方的自然風光，以及這些地方的曆史典故、傳說和神話等。再進行實地考察，去看當地的博物館，從理性上、文字上更準确地進行了解。雖然這些東西不一定都有用。譬如說，我這次到昌邑的博物館，了解到昌邑盛産絲綢，在清末民初的時候，昌邑絲綢在南洋名氣很大，很多人背着絲綢的包袱下南洋，遠至馬來西亞一帶，沿街叫賣。這些是否會寫到未來的作品裡、寫到我的下一部小說裡呢？也許我會把一個賣絲綢的人的故事，移植到我的小說裡變成了一個賣棉布的人。這個人的精神是可以完全移過來、借過來用到新作品裡的。

莫言近照

袁思陶：您認為在當下這個多元化、數字化的社會當中，提倡經典書本的閱讀，還能産生什麼樣的價值？

莫言：這個價值太大了！我們上到領導人，下到少年兒童，誰開口能離開經典呢？各國元首在訪問其他國家時，都會把自己國家的大作家“拿”出來。譬如，去訪問俄羅斯，他們會說看看我們的托爾斯泰，看看我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去哥倫比亞，他們會說看看我們的馬爾克斯；去法國，他們會說看看我們的巴爾紮克、雨果；去德國，會說看看我們的歌德……我們中國也有很多的大作家，比如李白、杜甫、蘇轼、曹雪芹等。他們就是我們國家的民族文學符号、文學典型、我們文學作家的代表，這種時代裡程碑式的文化人物永遠是我們民族的驕傲。

每個讀者、每個人都是在閱讀經典當中成長起來的。我們的藝術素養、藝術品味，實際上都是通過閱讀經典培養起來的。例如，一個孩子在三、四歲時背了200首唐詩。你感覺到沒用，也許他過兩年忘掉了。但是，他背唐詩的這段過程已經潛移默化地變成了他的文化基因。他對語言節奏感的把握、對語言韻律美的感受，慢慢地形成了這種文化基因。所以，在當下，我覺得閱讀經典依然是非常重要的。

莫言新作《晚熟的人》

文學不如科學有直接的作用。比如，我發明了一種心髒的支架，可以給很多有心髒病的人帶來福音。我寫了一部新的小說，能給誰帶來福音呢？這是沒法衡量的。如果是真正的好作品，它會随着時間沉澱慢慢地變成經典。

你說當下作家的作品有沒有經典？這個不是說不敢回答，是不能回答。因為經典是時間來确認的，它隻能在時間、在文學、在閱讀的曆史進程當中，慢慢地獲得自己的經典地位。所以，不管誰說我現在寫了一部經典，這都是一個很荒誕的說法。哪怕大家都在說好的作品，現在能否确定它的經典地位呢？也不一定。所以，我們現在努力地好好寫，争取把小說寫得自己滿意，也讓讀者看了以後認同。至于它是不是能夠成為經典，這個問題就交給時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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