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來，有一個看似無關痛癢的問題卻無數次地困擾着讀書人和治史之人：《春秋》一書為什麼始于魯隐公？

《春秋》位列“五經”之一，以《春秋》之地位，曆代讀書人都認為書上的每一個字都是有着特殊意義的，其背後肯定有“玄妙之處”，所以《春秋》開篇紀年就不是一個小問題。但問題就在于，魯隐公元年為公元前722年，這一年既與周平王東遷的前770年不重疊，又沒有什麼值得大書特書的大事發生，《春秋》開篇叙事為何卻單單要挑這麼一個日子呢？

古往今來，學者們開動腦筋，對此提出了諸多見解。

1

一開始，最流行的解釋是：魯隐公元年（前722年）和周平王東遷（前770年）基本在一個時間段上，兩人所處之時代相近，所以《春秋》大體是以東周的開始來作為自己的開篇的。

晉朝杜預所著的《春秋經傳集解》就是這麼解釋的，唐朝的經學家孔穎達也持此種觀點，他進一步補充說，《春秋》雖然看上去隻是魯國的國史，但卻是以整個周王室的視角來記事，所以才特意選擇這個時間作為開端。

但關鍵之處在于，周平王元年是公元前770年，這時的魯國正是魯孝公二十六年，魯孝公的繼任者是魯惠公，魯惠公是魯隐公的父親。如果以東周紀年為正統，《春秋》始于周平王元年、魯孝公二十六年豈不是正好。

如果像後世大儒所講的那樣《春秋》的本意是尊王，那麼把《春秋》的開端放在周平王元年顯然是最合适不過的。魯國是周公旦之後，最講遵奉周禮，沒有道理用本國某一代國君的開元紀年來叙述整個周王朝的天下大事。

即使退一步講，“我的史書我作主”，一定要用魯國國君來紀年，那麼魯孝公二十六年已經是其執政的晚期，距離他去世隻有一年，如果一定要找一位國君的元年的話，魯隐公的父親魯惠公和周平王的時代更為接近，以魯惠公元年（前768年，周平王三年）為開端顯然要比以魯隐公元年（前722年，周平王四十九年）為開端更合适。

隐公元年已是周平王四十九年了，也就是說，在《春秋》開始的時候，東周已經過去四十八年了，距離東周開國時間太過遙遠。因此，杜預、孔穎達雖然給出了一個權威而貌似合理的解釋，但深究起來卻難以自圓其說。

2

有人說，《春秋》開始于魯隐公，是因為史官感歎當時天下無王，周室複興無望，魯國國運日衰。

周平王東遷之初，還能憑借昔日的光環延續一段時間的威嚴。周王室雖然東遷，但諸侯和君子還是希望有一天周王室能夠西歸。但到了魯隐公當政的周平王末年，天下已經徹底亂套，周天子這塊“金字招牌”已經沒有多少人買賬了。周平王又是個昏庸之主，隻能眼睜睜看着周朝一直走下坡路。

而從魯國視角來看，曆了魯孝公和魯惠公兩代也沒能成就中興之治，到魯隐公辭世時，魯國亂局已開。

魯隐公的始年大緻相當于周平王的終年，周天子和周禮之邦都大體上這一時期走向崩潰，史官眼見周朝王室再無複興之望，魯國也不能夠光宗耀祖，于是才有了《春秋》，其目的正是為了警示後來之人。

從時代變局角度來解釋《春秋》始于隐公元年的觀點，不僅僅隻有這一家，還有一種解釋與此說相類似，但具體原因則完全不同。

晉武帝太康二年，因為一場盜墓意外出土了一批先秦時代的竹簡，經學者們考證是戰國時魏國的史書，其中有記載夏、商、周年間的大量事實，後世将其稱之為《竹書紀年》。

《竹書紀年》披露了一段《史記》《左傳》等未記載的史實：在兩周交替之際，天下大亂，周王朝不僅僅隻有一個周平王，與他同時代的還有一個周攜王，即“周二王并立”。

擁護周平王的是晉、鄭、秦等諸侯，擁護周攜王的是世掌兵權的虢國，直到周平王十一年（前760年），晉國攻殺周攜王，“周二王并立”的局面結束，天下才重新實現“統一”。

如果從兩周斷代角度來考慮，魯惠公元年（前768年，周平王三年）時期，天下還是雙龍争雄的格局，但在魯隐公元年（前722年）時，周平王已是唯一的天子。雖然距離結束“周二王并立”已過去了38年，但新舊交替的曆史紛擾局面也徹底結束，《春秋》選在這個時間為起始，倒也還說得過去。

不過，這也僅僅是一種基于猜測意義之上的一家之言。

3

後世還有學者，試圖從“道”的角度來解釋這個問題。

他們的意見是：周平王是東周的第一任天子，魯隐公是甘心讓位給弟弟的賢君，如果周平王能夠開創中興事業，魯隐公也能夠光宗耀祖的話，周人的天下還會複興。

然而此說一擊即破：《春秋》結束于魯哀公十四年（前481年），此時周平王已經去世了200多年，王室越來越衰弱，諸侯越來越強，周朝名存實亡的局面已經證明周平王并不是一個可以扭轉乾坤的英明賢主，周朝到了周平王這一代實質上已經結束了。而魯隐公是位“讓國之賢君”也非事實，因為他隻有讓國之意，卻未成讓國之事實，最後還遭人篡殺。

如此看來，隐公元年這個時間點并沒有什麼教化人心的特殊意義。

但此路不通，還可以換一條路來賦予《春秋》以“道”的意義。清朝人何焯在《義門讀書記》裡便拿出了他的觀點：《春秋》是一部讨伐亂臣賊子之書，“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而隐公後來正是被亂臣賊子害死的（桓公合謀弑隐公而自立）。

按此觀點，既然《春秋》一書中記述了很多亂臣賊子無法無天之事，令他們讀之如芒刺在背，那麼以東周之際首位被弑殺的國君隐公元年作為開篇，倒也解釋得通。

4

為《春秋》做注解的《公羊傳》，也試圖提出自己的觀點。

《公羊傳》在魯哀公十四年，也就是《春秋》編年的最後一年裡自問自答：“《春秋》何以始乎隐？”回答是：“祖之所逮聞也”。這是說，魯隐公時代的曆史是孔子的祖父輩所能了解到的曆史上限。

《公羊傳》将《春秋》劃分為所見、所聞、所傳聞三個階段，《春秋》末期的定公、哀公時代，則正是孔子所生活的時代，這段曆史基本沒有什麼争議。往前追溯到隐公時代，靠“所傳聞”的口口相傳，孔子還能采信一部分。但再往前，就是當時人們所不能及的了。

因此《春秋》始于隐公元年，隻不過是當時魯國人認知曆史的最遠極限罷了，似乎并沒有什麼深意。

清代公羊學家對此專門解釋道：隐公時事，當時的魯國人雖然不及親見，但也能得之于傳聞。至于隐公之前的曆史，孔子認為文獻不足，恐怕記載失實，便斷自隐公。

有意思的是，明清交際的大儒顧炎武針對《公羊傳》之說，提出了一個既相似又相反的觀點。

《左傳·昭公二年》記載晉平公派大夫韓宣子來魯國訪問，魯國人邀請他參觀曆代魯國國史（當時國史不外傳，藏于内室），韓宣子十分感慨，稱贊魯國不愧是周禮之邦。

顧炎武據此分析，從《左傳》這段資料來看，魯國從伯禽受封以來一直都是有正經國史的，朝觐、會盟、打仗等等國家大事全有專人記錄在案。但周室東遷之後，天下禮崩樂壞，魯隐公以後的曆史記載就開始亂了。孔子懼怕魯國曆史記錄會遭中斷，這才開始編修《春秋》。

魯國的曆史檔案在魯惠公之前都還完好，這段時期的曆史記載不用孔子操心，而魯隐公以後的曆史則由孔子去斟酌編修，即所謂“作《春秋》”。

由于孔子将其作為教材教授學生，在民間普及很廣，所以後人看到的隻是孔子編定的斷自魯隐公以下的那部分《春秋》而已，魯惠公以前的那部分《春秋》早已失傳。

按照此說，《春秋》開篇始于魯隐公，隻是孔子根據魯國檔案的保留完整程度不同，采取的一種編訂原則而已，并沒有什麼深意。

5

孔子到底有沒有“作《春秋》”，其實是存有疑義的。以當時孔子的身份，他隻是一個落魄的宋國貴族後裔，他沒有資格見到藏于魯國宮室的國史，即使後來孔子當了幾天魯國的大司寇，這一官職也是不允許打開國史的。

但由于孔子“作《春秋》”一說流傳甚廣，到了宋代，大儒們注重“尊王攘夷”和“借古喻今”，他們論及始隐問題，提出了如下一種新觀點。

孔子時代的魯國，正是“三桓”的勢力甚嚣塵上的時候。魯國的大貴族孟孫氏、叔孫氏、季孫氏被合稱為“三桓”，他們與魯莊公是親兄弟。魯莊公繼位後，慶父、叔牙、季友三兄弟及他們的後人便成了魯國勢力最大的三家貴族，又因為三兄弟都是魯桓公之子，因此得名“三桓”。而這位魯桓公，正是隐公的弟弟。當年，正是魯桓公合謀參與暗殺了隐公，才登上了魯國國君之位。

到了孔子時代，要說清楚魯國的“近代史”和“當代史”，那就怎麼也避不開“三桓”，孔子自己就曾是季氏的家臣；而要想說清楚“三桓”的曆史脈絡，就必須從魯隐公講起。孔子教授門徒，從《魯春秋》中選用這一階段作為曆史教材，自然是合情合理的。所以，《春秋》才需要從魯隐公開始。

按照這種觀點，《春秋》的發端其實和“三桓”有關，似乎也合情合理。

6

還有一種觀點，取意甚為玄妙。

有人認為，十二在古代是一個十分高貴的數字，周禮對上等物品數量的最高定額就是十二，因為這個數字是“天之大數”。戰國時期的《呂氏春秋》就有十二紀，司馬遷著《史記》也有十二本紀。很多學者認為，司馬遷是預先定下十二紀之數，然後再填充内容。比如，《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明白說“譜十二諸侯”，而内容則是十三個諸侯。

可見，在傳統史官眼裡，十二是成數不能變動，法天之數是史官的職責。

而孔子“作《春秋》”，隻要從自己所生活的魯哀公時代往前推出魯國的十二位國君即可——推到第十二的時候，正好就是魯隐公。

這種解釋最省力氣。

與之相似的，還有另一種關于始隐問題是效法天數的解釋。

有人講《春秋》記魯國十二君，這個數字和一年十二個月相當，這是效法天數。

《春秋》總共242年，這是上壽90年，中壽80年，下壽70年，三八240，所以是240年。差的兩年怎麼辦？如果這麼死較真，《春秋》就該從魯隐公三年開始才對，但始年總不能不當不正，孔子這才往前挪了兩年，把《春秋》始年定在了隐公元年。

如果考慮到先秦時代的古人格外講究天數，一度谶緯流行，這兩種解釋倒也能夠說通。

作為一部傳世經典，《春秋》在群經之中特别受尊崇，曆代研習《春秋》的人很多，為《春秋》作注疏的也多，“《春秋》具列事實，亦人人可解”，因此各種不同乃至針鋒相對的見解便也多。《春秋》一開篇便疑義衆多，某種程度上，這也是《春秋》的獨特魅力。

對于《春秋》始隐問題，上述所有解釋，即便是帶着能夠自圓其說的證據，都僅僅是一些“啟發性答案”而已，終究缺乏鐵證。

兩千年來，《春秋》始隐問題始終沒有一個令所有人都信服的答案。就像人人心中有一個哈姆雷特一樣，就像《紅樓夢》有諸多學派學說一樣，《春秋》開篇為何始于隐公元年，也許永遠沒有一個最完美的終極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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