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杭州飛來峰附近的靈隐寺，在中國衆多的叢林禅刹中，堪稱香火熾盛之地。“鹫嶺郁岧峣，龍宮鎖寂寥。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這是初唐宋之問對靈隐寺的狀寫，“最愛靈隐飛來孤，喬松百尺蒼髯須。擾擾下笑柳與蒲，高堂會食羅千夫。”這是宋代蘇轼對靈隐寺的感悟，“僧居勝，俗客稀，山色四周回。香樹生金地，青蓮出寶池，貝葉漬銀泥，明月冷雙猿弄水。”這是元代散曲大家張可久對靈隐寺的描摹。掩映于蒼松翠柏之中，伴着啾啾鳥鳴，這座杭州最早的寺院已經走過了一千六百多年的曆史，當年印度高僧慧理雲遊至此，見有一峰而歎道：“此乃中天竺國靈鹫山一小嶺，不知何代飛來？佛在世日，多為仙靈所隐。”遂于峰後建寺，名曰靈隐。在一千多年的滄桑歲月中，這裡誕育過衆多笃志禅修的高僧大德，但頗為有趣的是，靈隐寺遐迩聞名，還得益于一個鄙陋清規，大戒不持的另類僧人——道濟。

生于宋代紹興年間的道濟，又被稱為濟颠，這一個“颠”字，成為了他迥異于其他衲子的重要符号。《西湖遊覽志餘》上說他“不饬細行，飲酒食肉，與市井沉浮，人以為颠也，故稱濟颠。”又有詩贊其道：“非俗非僧，非凡非仙，打開荊棘林，透過金剛圈。眉毛厮結，鼻孔撩天。燒了護身符，落紙如雲煙。有時結茅宴坐荒山巅，有時長安市上酒家眠。氣吞九州，囊無一錢。”野史中關于道濟的記載不少，大抵脫不開一個“颠”字，這位十八歲出家的僧人，一度跟随靈隐寺高僧瞎堂禅師修禅悟道，由于他不拘佛門清規，瘋癫狂悖，飲酒食肉毫無顧忌，寺中僧人對其呵責不已，幾次找到瞎堂禅師欲将其逐出山門，而瞎堂禅師卻道：“佛門廣大，豈不容一癫僧？”衆人方讓道濟留在了靈隐寺。翻開《錢塘湖隐濟颠禅師語錄》，我們可以看到濟颠之“癫”已達極至：當衆僧在殿上看經接施主，他卻托着一盤肉，手敲引磬，口唱山歌，攪在衆内；耐不住坐禅，他便在禅床上翻跟頭，甚至在禅床上和猿猴嬉鬧；他和一幫村裡小兒戲耍，唱着小曲去西湖采蓮；他稱自己的肉身是“頑皮袋”；他經常是“寒舍暑無完衣”，赤着雙腳，别人送給他的绫子和銀兩，他都分給了乞兒……在這些生動傳神的記載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個诙諧瘋癫的和尚，彼時的宋代，統治者已加強了對佛教的鉗制，明令有鬻酒肉于僧道者，許人讦告，重論其罪，而道濟卻獨“喝佛罵祖，喚死如眠”，全然無視佛門戒律，在靈隐寺的晨鐘暮鼓聲裡，這個不受羁絆我行我素的僧人為香客們點燃的，是一盞追求“大自在”的耀眼燈火。

如果說道濟戲谑無拘，不守清規，那充其量不過說明他的另類，無法成為一代高僧大德，而道濟之所以能光輔叢林，更重要的還在于其盡管酒肉穿腸，卻做到在欲行禅，弘揚佛法。在釋明河的《二颠師傳》中，稱道濟“息人诤，救人之死，皆為于戲谑笑間，神出鬼沒，人莫能測。”這個看似離經叛道的僧人，内心卻裝滿了佛家的慈悲之懷，他不僅四處化緣，重修了毀于大火的寺院，更兼濟百姓，廣結善緣，《道濟傳略》載：“瀕湖居民食螺，已斷其尾，師乞放水中，活而無尾。一日驟雨忽至，邑生黃者，趨避寺中，師預知其當擊死，呼匿左下，衣履之。雷繞左下不得，遂擊道旁古松而已。”在這些記載中，我們看不到道濟的瘋癫狂悖，相反，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普渡慈航的禅師。

當然，道濟形象的脍炙人口，婦孺皆知，最終要歸功于宋代以降民間話本的風行。如果說曆史上真實的道濟還是有着慈悲心懷的颠僧，那麼當他以濟公活佛的形象出現在神異轶聞及至清人郭小亭的《濟公全傳》之中，他已經成為寄托人們情感和夢想的特殊載體，他的身上，雜揉了儒釋二教的思想意識，他神通廣大，嫉惡如仇，又诙諧瘋癫，不按常理出牌，一把破蒲扇，一身爛袈裟，嬉笑怒罵之間，便平盡世間不平事。道濟的“大戒”不持，藐視清規，看似是一個僧人對叢林規則的叛逆，實則寄托了人們欲擺脫生活重壓的理想；他的呵佛罵祖，浮沉市井，看似是迥異于專注在青燈黃卷中的僧人另類，實則投射出人們對封建宗法制度的無聲抗争；而他的托夢募化，古井運木，嘲弄官府，扶危濟困，尤其是他智鬥秦桧、懲治華雲龍的故事，更随着人們的口口相傳被徹底神化。自南宋開始，說書人逐漸将濟公的形象演化為宣揚玄機禅理的戒壇，而濟公這個诙諧又有正義感的形象很快便在民衆心理中赢得了認同，它存在于救國無門的愛國志士之中，存在于渴望恢複失地的将士之中，從濟公身上，他們獲得了自己壯志未酬的滿足，而濟公也由此從逸出塵外的一個普通衲子被推上折射着紅塵之光的神壇。

今天，當我們走進靈隐寺，道濟禅師殿是一定要看看的。有别于其它正殿中威嚴肅穆的神祗，道濟的形象是一尊右手執破扇，左手持念珠，右腳搭在酒缸上的不羁造型。佛門聖地之中，這樣的形象，不僅沒有讓他受到冷落，反而迎來的是絡繹不絕的香火。紛至沓來的香客們虔誠地焚香膜拜這位被神化的禅師，其實也在追問着自己：真正的不受羁絆，在滾滾紅塵中養性修身，我們做到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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