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文摘?唐曉敏　　，我來為大家講解一下關于唐宋八大家文摘?跟着小編一起來看一看吧!

唐宋八大家文摘

唐曉敏

　　唐宋八大家，即唐代的韓愈、柳宗元，宋代的歐陽修、蘇轼、王安石、蘇洵、蘇轍和曾鞏，這一文學創作群體，雖以韓愈為首，但主體為宋代人；雖稱唐宋八大家，但又僅是在中唐和北宋兩個時期出現的。這又并非偶然。

　　唐宋時期，是中國古代文化發展的鼎盛時期，同時，也是中國古代曆史上的重要變革時期。 日本學者内藤湖南曾提出一種理論，稱為“唐宋變革論”。他認為：“唐代是中國中世紀的結束，宋代則是中國近代的開始。”中國曆史學者多認為，這一變化實際上并不是發生在唐宋之間，而是發生在盛唐與中唐之間，因而主張的是“中唐變革論”。不過，這兩種理論實際上可以統一起來，即是說，可以這樣認為：中國古代的這一社會變革，始于中唐而完成于北宋。如程千帆所說：“公元755年爆發的安史之亂，是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前後期的一座分水嶺。但是後期封建社會的許多特征隻是到了宋朝才更加顯著地呈現出來。”盛唐與中唐是曆史的分界，但新的社會的許多特征到宋代才“更加顯著地呈現出來”。

　　中國古代社會在這一時期發生的是怎樣的變化呢？簡要地說，此前的社會是士族占優勢的社會，而此後，士族退出了曆史舞台。這一社會，或稱為“平民社會”，或稱為“科舉社會”，總之，士族消失了，“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與此密切相關的是，從政治結構說，此前的社會政治中，地方有較多的權力，而在朝廷中，君王的權力也受到較多的制衡，而此後，中央的權力大大加強，而在朝廷中，君王的權力也得到加強。從曆史的記載看，宋代重文輕武，看上去有偶然的因素，即宋太祖本人是通過被部下“黃袍加身”的方式得到皇位的，他對武将不信任，同時也是總結了五代的曆史經驗教訓，于是“杯酒釋兵權”。他認為文官不像武官那樣具有威脅性，于是重文輕武。宋太祖作為一個武人，在加強君權方面采用的方法上表現出他的聰明和狡黠。王定國《聞見近錄》載“太祖即位，方鎮多偃蹇，所謂‘十兄弟’者是也。上一日召諸方鎮，授以弓劍，人馳一騎，與上私出固子門大林中。下馬酌酒，上語方鎮曰：“此處無人，爾輩要作官家者，可殺我而為之。”方鎮伏地戰恐，上再三喻之，伏地不敢對。上曰：“爾輩是真欲我為主耶？”方鎮皆再拜，稱萬歲。上曰：“爾輩既欲我為天下主，爾輩當盡臣節，今後無或偃蹇。”方鎮複再拜，呼萬歲，與飲盡醉而歸。還有，唐代君臣議事，大臣可以“坐而論道”；宋代皇帝視朝聽政，宰執大臣在君主面前隻能站着了。《邵氏聞見後錄》講，這一變化也發生在太祖朝：“藝祖（趙匡胤）即位之一日，宰相範質等尤坐，藝祖日：‘吾目昏，可自持文書來看。’質等起進呈罷，欲複位，已密令中使去其坐矣，遂為故事。”顯然，廢坐論之禮是尊君卑臣的一項舉措。，宋太祖的這些做法看上去似乎是他個人的“伎倆”，但實際上卻是中國古代曆史發展的一種必然。士族退出了曆史舞台之後，社會即缺少了對君王的制衡力量。中央權力的加強和朝廷中君主權力的加強，是曆史的必然。曆史的必然是通過宋太祖個人的這種偶然而開辟道路的。

　　中國古代社會的這一變化，與科舉制度有密切的關系。此前的魏晉六朝時期，士族做官很容易，而飛士族家庭出身者則很難。他們是受到壓抑的。這一時期的文學作品即反映了這種社會現實。如左思的《詠史》：“郁郁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門閥制度之下，貧寒之士懷才不遇、報國無門。科舉制度改變了這一切，使普通家庭出身的人有了機會，可以憑借科舉考試而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進士及第後可以到中央做官，由此，中央權力中的“君主—吏員”結構變為“君主—士大夫”結構，這就是所謂“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

　　讀書人有了與皇帝共治天下的機會，這是中國古代讀書人命運的一大改變。在“共治天下”的社會實踐中，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精神面貌都有了絕大的變化。他們“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社會責任感、曆史使命感空前增強。這是宋代文化的繁榮的最重要的原因。以至于有些研究者将宋代的文化繁榮稱為“東方的文藝複興”。文藝複興是歐洲曆史上的大變革時期，恩格斯對此曾這樣說道：“這是一次人類從來沒有經曆過的最偉大的、進步的變革，是一個需要巨人而且産生了巨人——在思維能力、熱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藝和學識淵博方面的巨人的時代。給現代資産階級統治打下基礎的人物，決不是受資産階級的局限的人。相反地，成為時代特征的冒險精神，或多或少地感染了這些人物。那時，差不多沒有一個著名人物不曾作過長途的旅行，不會說四五種語言，不在好幾個專業上放射出光芒。”而唐宋時期的傑出人物，與文藝複興時期的“巨人”一樣，也是“在好幾個專業上放射出光芒”，唐宋八大家，特别是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轼，都不僅是文學家，也是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歐陽修又是曆史學家、金石學家，蘇轼更是藝術上的全才。總之，就多才多藝和學識淵博而言，唐宋八大家與歐洲文藝複興時期的巨人相比并不遜色。

　　不過，唐宋八大家與歐洲文藝複興時期的傑出人物的差異也是明顯的。歐洲文藝複興時期是一個思想大解放的時代，此後的社會發展趨向是新興的資本主義社會。而宋代以及之後曆史的發展趨勢，逐漸加強的中央集權，顯然不要求思想的解放；而科舉制度對唐宋時期的士人既是寶貴的機會，也使他們受到嚴重的束縛。《唐摭言•述進士》記載：貞觀年間，唐太宗看到新科進士們從端門列隊而出時，高興地說“天下英雄盡入我吾彀中矣!”。“彀中”指箭能射及的範圍，“入彀”則比喻由人操縱或控制，等于是說：“天下的有為青年，都已進入了我的圈套了！”

　　 唐宋八大家像當時的其他士人一樣，又是自願進入彀中的。這八個人中，除蘇洵一人之外，都是進士及第。而蘇洵也多次參加科舉考試。他們通過科舉而獲得從政的機會，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得以與皇帝共同治理天下，但皇帝與士大夫之間顯然不是對等的關系。所謂“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實際上上也隻是皇帝在治理天下之時，需要得到士大夫的幫助，但并不是讓士大夫分享自己的權力。更重要的是，皇帝與士大夫對天下實際上也有不同的理解，士大夫的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而君主的天下，則是他一家的天下，這就是說，士大夫與皇帝之間的沖突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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