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北京日報

《女史箴圖》中的梳妝圖

國家博物館展出的宋代石雕鏡台

清代黃花梨五屏風式鏡台（國家博物館藏）

文/李彥平

國家博物館名為《宋代石刻藝術》的雲展覽，帶來出土自四川地區、兩宋時期的30餘幅浮雕畫像——啟門童子天真質樸，憨态可掬；持钺武士魁偉剛健，目眦欲裂，就連騰雲的青龍、奔走的白虎或昂首吐珠，或騰空勇武，特别是風姿綽約、惟妙惟肖的侍女，各不相同而皆有意趣，合力再現了宋人鮮活的世俗生活場景。

這些藝術品中，兩位頭绾球形髻、身着窄袖背子、外罩敞開半臂上衣的侍女尤為引人注目。一侍女手捧葵花形三層奁盒（放置鉛粉、胭脂等化妝用品的盒子），另一侍女手捧懸挂銅鏡的鏡台，微卷的衣角顯示她們似乎正匆匆趕去為主人梳妝打扮。鏡台堪稱化妝史上一大飛躍，解放妝容者的雙手，使梳妝更為便捷。

迄今較早的鏡台出現在戰國時期。一種僅在鏡背有略短于銅鏡半徑的竹、木支杆，支撐銅鏡使其傾斜即可照容，梳妝完畢可取下支杆與銅鏡一起放置于奁盒中。另一種類似簡易的梳妝盒，兩片長方形的木頭由合頁連接，相對位置鑿出粉盒、支架、銅鏡、梳子、削刀的形狀，銅鏡放在活動的支架上使用。雖然如今出土文物看上去黑乎乎的，但不要忘了彼時已有發達的漆器加工業，試想一下，這件梳妝盒若塗上光潔明亮的黑底紅彩或紅底黑彩漆繪，該是多麼耀眼！

東漢末年，曹操《上雜物疏》載：“鏡台出魏宮中，有純銀參帶鏡台一”“貴人、公主銀鏡台四”。這些鏡台是何等模樣已經無法知曉，幸好博物館、出土實物、漢畫像石上的圖案給我們提供了參考。這時的鏡台由底座、支杆、鏡托構成，研究者多稱之為支杆式。相傳為東晉顧恺之所繪的《女史箴圖》中，梳妝圖展示的，除有四個奁盒外，還有一具類似的鏡架。東漢和兩晉時期，室内家具僅有低矮的幾、案、榻等，宴請賓客、日常活動往往席地而坐。鏡台與奁盒、幾、案一樣是放在地面席子上的，使用者跽坐，顔面約與鏡架上的銅鏡保持一緻，便可照容梳妝。

“當窗理雲鬓，對鏡貼花黃”，早自南北朝就已是日常。及至唐代，開始流行一種折疊式鏡架，可開可合，收放自由。使用時，打開框架，銅鏡斜倚其上即可照容。這種鏡架形制來自于名為“胡床”的坐具，形似現在的馬紮。這是一種流行在西亞和中亞地區的坐具，方便開合，便于攜帶，歐亞草原的遊牧民族将其帶到我國北方地區。由于中原地區的唐人稱北方遊牧民族為“胡人”，這種坐具就被稱為“胡床”，也稱為“交床”或“交椅”。折疊式鏡架開啟了鏡架形制向家具借鑒和靠攏的先河。

鏡台在唐代宮廷中更為先進和巧妙。《太平廣記》中記載了能工巧匠馬待封為皇後設計的鏡台，“中立鏡台，台下兩層，皆有門戶。”最為奇妙的是當開啟鏡奁後，台下小門打開，有木婦人持巾栉、粉脂、髻花依次而出，“後取之，木人即還”。工匠借助機關巧奪天工，打造了半自動式鏡台，既有實用功能又增添了梳妝樂趣。

多年前出土自河南鄭州宋墓的壁畫裡也有鏡台的身影，可見其在宋時已相當普遍。成書于明代的《魯班經·匠家鏡》中記載的鏡箱雖然比不上宮廷用具精巧，但依然透露着獨具的匠心。這種鏡台形似方形箱子，箱體頂層可以打開，内藏可收放的支架，中層與底層為抽屜，一些鏡箱下面還有支足。鏡台形制是借鑒了一種被稱之為“文具”的櫃式小匣子，《金瓶梅》中稱之為“文櫃梳匣”，《紅樓夢》中則稱之為“文具鏡匣”。

玻璃鏡子出現之後，閨閣女子終于可以擺脫銅鏡氧化帶來的“昏鏡”麻煩，不必把使用後的鏡子收起來，再加上玻璃鏡子體積可以更大，鏡、架一體的現代梳妝台便出現了。靠背中央為鏡子，周邊環繞镂空、透雕、螺钿的名貴木料，下部設計成桌子式，再配上梳妝凳，小巧玲珑的鏡台俨然變成了室内常見家具。

鏡架的大小、形制、擺放位置是随着人們生活方式和室内家具的變化而變化的。唐代以前，席地而坐、伸足平坐是主要的生活方式，鏡架放置在地上即可滿足照容需要。唐末至五代是家具變革的重要時期，室内空間劃分區域，家具樣式增多，低家具與高家具并存，床、榻成為日常坐卧、飲食、會客的主要工具，鏡台也由地上移到床榻上。

正如李賀在《美人梳頭歌》中寫到“雙鸾開鏡秋水光，解鬓臨鏡立象床。”到了宋代，高家具代替了低家具，垂足而坐成為主流，相應的，鏡台放到了桌子上。南宋陸遊《老學庵遊記》卷四載“徐敦立言：往時士大夫家，婦女坐椅子、杌子，則人譏笑其無法度。梳洗床、火爐床家家有之。今猶有高鏡台，蓋施床則與人面始平也。”解釋了坐立樣式與鏡台位置的演變。（作者單位：中國藝術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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